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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着一条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实践证明，上述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值得大书特书者，便是伴随着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并在指导我们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首先是从民族识别开始，其后便是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作为这两项艰巨任务的亲历者和“智囊”之一，费孝通先生曾翻山越岭，涉水穿林，不辞辛劳，历时数载。在与众多少数民族成员的直接接触中，他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民族作为“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且“由于他们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的社会关系网络”。（1）尤其是这种“一体”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真正进行理论上的思考，是在民族识别工作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展开、日渐清晰的。
众所周知，民族识别的实践必然要牵涉到“怎样才可以认定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费孝通先生在民族地区实地和少数民族接触中亲身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许多人在世世代代集体生活中形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实体。而对于民族的形成、对其所具有的特征的说明，则属于民族理论的范畴。所以，必须有一种较为成熟的民族理论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和标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我们用作参考的民族理论来自苏联。简要言之，其对于民族的定义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追根溯源，这个定义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情况总结出来的。这里所提出的“在历史上形成”这个限词，就说明定义里提到的四个特征是动态而不是静止的，只适用于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民族。而审视我国的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这就意味着这个定义中提出的四个特征在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只能起参考作用，而不能生套硬搬。否则，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将无法开展。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从苏联引进的理论也曾经促使我们从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这四个方面去观察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因而启发了我国学者有关民族理论的一系列思考，促进了他们探讨中国民族理论的进程。
费孝通先生就是根据以上思路结合实践进行思考的一代学者的典型代表。他首先考察的是有关“共同语言”这个特征。他注意到，聚居在一起的少数民族的确是用相同的语言交谈的，没有共同的语言也就不可能进行日常的共同生活。同时他也发现，少数民族民族的语言和汉族的语言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亦不相同。少数民族与汉族人之间、不同民族的成员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语言通话。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另一方面，自认为是同一民族的人，如果来自不同地域，他们之间也并不一定能直接通话，也就是说他们之间语言也存在相当差别。尤其是在汉族中，这种情况更是司空见惯。由于汉语虽书面语相同，但口语差距极大，以致许多不同地区的汉族人不能通话。这里就发生了“共同语言”共同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只有依靠语言学专家来解决。由于我国的民族研究早已在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方面有所积累，民族识别时又不乏语言学家的参与，所以当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不仅有足够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提供我们参考，而且有语言学家的智力支持。
费孝通先生还注意到，从语言角度审核各民族名称的自报名单，发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所报不同的民族有不少语言是相同或相近的，另一种是所报同一民族中包含着不同语言。第一种情况比如广西的“布壮”、“布越”、“布雅依”、“布衣”、“布土”、“布雄”、“布侬”等等讲的都是侗傣语系的语言，经过讲这些话的人相互对话之后，都同意他们所说的话是出于同一母语，所以自愿合并到壮族这个民族中去。第二种情况，比如费先生回想起30年代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大瑶山里就有三种不同的语言，第一种是属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盘瑶），第二种是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花篮瑶），第三种是属壮侗语系侗水语支的拉珈语（茶山瑶）。这些说不同语言的人虽各有自称，但都一致认同于瑶族。我们根据自愿的原则认定他们都是瑶族的一部分。瑶族在其他地方还有许多不同自称的群体，一起都称为瑶族。
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民族专家们当时并未将从苏联引进的“定义”所提到的特征孤立起来对待，而是认为必须和其他特征结合在一起，特别要考虑这些合并在一起的自报单位间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因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长期以来不同民族在不断的流动中有的被分散，有的被孤立，也有的在相互接触中已相互融合。在分分合合中形成了当前各族交杂分布在广大地域上的格局。我们这时要进行识别，必须采取历史观点和自愿原则。同时要承认这个复杂的情况，不能用行政手段加以定论，凡是一时不易解决的事例，宁可存疑待决，不作武断。（2） 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方民族理论中把“共同地域”作为民族特征，和政治观念中把国家和领土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种概念，使民族与国家结合成为民族国家，进而要求国家领土的完整，这正是当前西方民族纠纷连绵不断，民族战争至今未息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西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相对照，我们以“民族聚居区”的概念代替民族定义中的“共同地域”为特征的作法是颇具远见的。
前苏联的民族定义中的第三个特征便是“共同经济生活”。费孝通等先生经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检讨后，也认为这不符合我们国情。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欧洲确曾出现过建立民族共同的统一市场的趋势，而实际所形成的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殖民主义市场。暂且不论这个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民族国家市场是否能说是现代民族的特征，即便以西方现代民族而论，一个民族内人民的经济生活能否说是“共同”也是一个问题。这个“共同经济生活”显然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层次，或说是阶级、阶层，甚至有人说是在民族矛盾和斗争之中共处。而我们就更不能照搬“共同经济生活”来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特征。一般说，中国少数民族在解放时大多是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小农场耕种和草场放牧的经济状态。至多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在解放前只有相同或相似的（而不是共同的）经济生活。
在考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时，费孝通先生还注意到，不同民族之间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汉族凭借其在经济和文化上比较国内其他各民族为先进的优势，已经将其强势文化渗透到其他民族聚居的区域，建立了沟通各民族的各种渠道。汉族聚居的商业据点分散在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内，遍布全国，构成了巨大的经济流通网络，起着汉族吸纳和传播各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作用，逐年累月地把各民族“捆绑”成一个高层次的共同体，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心目中尚处于不甚清晰阶段的“中华民族”的概念。
最后是“共同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这或许是前苏联民族定义中最重要的特征。但正是这个特征，也最不易捉摸。费孝通先生坦言他至今还是没有真正理解。在确定这个特征的意义时，他特别注意到“心理素质“这几个字，想从人们心理方面去看民族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这个思路一直引导他在理论上进一步探索。在探索过程中，他回想到早年在社会学里学到的in-group或we-group一词。In-group或we-group就是指我们把周围所接触到的各种人一分为二，一是自家人，一是陌生人，简单说是把人己之别用来区别不同的群体，而且用不同的感情和态度来对待这两种群体。凡是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即是自家人，相互之间息息相关、休戚与共。自家人的认同意识就发生了共同的命运感和共同的荣辱感。In-group或we-group不就是“认同意识”所产生的么？民族不就是一种in-group或we-group么？沿着这条思路，费孝通先生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民族这个群体的“心理素质”的真实涵义，就是民族认同意识。他断言：“民族认同意识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反省体会民族认同意识是什么，因为当今之世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民族，都有民族意识。”（3）
结合这几年民族研究的实践，费孝通先生对我国在民族方面的诸多特点有了较为深刻认识，同时也体会到民族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也是在历史运动中变化的；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现状调查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就学科而言，必须让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历史学相结合。这也是当时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以及领导者达成的共识。应当肯定，这一阶段的实践与思索为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956年，另一项宏大的民族研究与实践工程正式启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决定，要尽快组织一支强大的科学研究队伍，对中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历史调查。参预这项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前后总共超过1700人，分别在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并反复分组分批进行研究讨论。从1957年开始，至60年代中期告一段落，一直到1991年才结束。调查结果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五种丛书”，除一本综合性的概况介绍外，还包括少数民族的简志、简史、语言的专刊和实地调查资料的汇编，全书共计403册，8000万字。这项大规模的民族研究工作历时30余载，其中虽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停顿过10多年，但就其成果价值而论，堪称是我国民族研究的空前创举。
在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过程中，费孝通先生亲身参加了最初的一段，负责筹备、组织并赴云南省进行实地调查。1957年，先生被召回京，不久就受到政治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得“右派”头衔，被迫停止社会调查工作。至1966年，文革乍起，先生累受重创，直到1980年彻底平反，正常的生活研究才得以恢复，迎来了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此时正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每每虑及岁月蹉跎，来日无多，而回想起早年为自己制定的学术目标，一种紧迫感便油然而生。当年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遇到和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又重新被审视。其实，先生虽自1957年以后已无缘在实地调查中寻求答案，但从未在思想中抹去困惑，其中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的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
在建国之初，我国的民族工作主要是指有关少数民族事务的工作，所以“民族研究”也就意味着是“少数民族研究”的同义语，并不包括对汉族的研究。这种约定俗成的看法可追溯到中央访问团的建立时期。中央访问团的实际任务就是向少数民族讲清楚，在新中国他们已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即宣传民族平等的政策。因此，访问团只访问少数民族而不访问汉族。这样的任务决定了工作的程序就是以各个少数民族为对象对其分别进行访问。在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也是同样安排，最后还是以每个少数民族为单位编写出各族的历史，每个少数民族各有一本简史，共55册。最初看来这种体例似乎顺理成章，但深入推考，这种分民族写历史的体例淡化甚至割裂了各民族在历史上不可割断的联系，不能不给思想敏锐者带来困惑甚至不安，费孝通先生就是其中的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先生的困惑首先出于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从来就离不开汉族。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都很难周全。这种困惑，在编写“民族简史”时就已经是摆在执笔人面前的难题。因之在60年代初期有许多学者纷纷提出要着重研究“民族关系”之倡议。对“民族关系”的理解，应是指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但就我国的少数民族而论，主要是各族与汉族的关系。这个倡议反映出历史研究不宜以对一个个民族为单位的孤立研究入手。
费孝通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史学界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汉族中心论”的观点一直怀有反感。如何跳出这一窠臼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昨天？如何能够公允、客观地描述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历史，一直是萦绕在先生心头的问题之一。从中央访问团回来后，先生参与筹备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他以学术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建议，聘请一批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来民院执教，以形成合力，推动民族研究事业。这个建议得到上级领导首肯，一批学有专长的各类专家聚集在先生麾下。不久，先生又建议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一门综合性介绍各民族历史的基础课。却未能找到愿意承担该课程的学者。因为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皆无讲授该课程的学术积累和准备。的确，过去从来就无人从民族角度有系统地讲授过中国通史。无奈之下，先生只得亲自出马登上讲坛。这门课程讲授一个学期，并形成一本讲义，最后还是不得不知难而退，未能继续下去。这本讲义亦没有外传，被束之高阁，并有幸在文革期间得以保留下来。
1989年夏，先生已年近八旬。出于对民族研究的留恋，老问题又涌上心头。他利用去威海度假的机会，带上这本幸存的讲义，打算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重新把这20多年来的思考结合这本讲义，整理出一篇文章。恰在此时，先生接到Tanner讲座之约，赴香港中文大学作一次学术讲演。利用这次机会，先生将作为数十年思考与研究成果的文章作讲稿，题目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理论体系的诞生。
二
在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结构的研究领域孜孜以求的同时，许多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也在思索和探讨着同一问题，陈连开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陈连开先生（1933——）生也晚，50年代就读于中央民院。他沉潜典籍，勤于思考，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他曾谈到，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思考研究，是从1969年受到周恩来总理一个批示的启发开始的。在此以前，虽对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关系有所思考，也进行过一些调查研究，但未遑去深入思考关于中国民族及民族关系总体结构的问题。
1969年6月13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政府声明》，为予以回击，外交部来中央民院院组织中苏边界问题资料组。在“文革”以前，民院一些老专家曾参加关于中缅、中印等边界问题的研究，而当时这些老先生皆背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包袱，于是陈连开先生因无历史问题又年富力强之故，被指定为中苏边界资料组负责人。外交部联系人王荩卿同志（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组副组长，后曾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苏联解体后又出任驻俄大使）第一次与陈见面时，即传达了总理的批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俄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这两个多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发生了边界问题？给现在中苏边界遗留了哪些问题？请组织一些专家研究一下。”（口头传达，未经与文件核对。）（4）
在中苏边界资料研究整理工作开始之后不久，中央又发指示，决定恢复改编“杨图”的工作。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50年代提议要抓紧进行的一项重大历史地理工程。
毛主席好读史，涉及历代地理时，多用清末学者杨守敬主编的《历代地图》作工具书。此图集为线装，共34册，用中国古代传统的地图学方法编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毛主席提议，聘请专家用现代地图学方法改编杨氏所编地图，所以此项工程最初称之为“杨图改编”。从50年代提出开始，至60年代分别由几所高校分工按地区编绘，然后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主持总绘成册，过程漫长，全过程组织工作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局负责。
在分工过程中，中央民族历史系由傅乐焕教授领衔组成编绘组，研究和编绘东北地区各图幅。此项工作在“文革”开始时已有了较好的基础，至1970年春此项工作恢复时，傅先生已不幸去世，军宣队成员黄寿年来组宣布由陈连开先生担任中苏边界资料组和地图组组长，开展上述两项研究工作。在进行过程中，各校地图组负责人集中到复旦大学，先后开协作会议数次。大家都认为，此项工作已经不是“杨图改编”，而是重新研究和编绘以历代政区为主体内容的历史地图，遂定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中苏边界资料的整理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中，陈连开先生进一步思考周总理提出的问题，希望能回答“中国自古以来，如此之多的民族如何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问题。
历史上中国的农牧民族中，农业民族有华夏汉民族，还有南方众多的水田农耕民族和山耕民族，这些农牧民族及南北农耕民族关系的发展，对统一多民族中国之形成和发展有何种影响？如何看待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及其它相关问题从1969年起，一直索绕、徘徊于陈先生脑海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