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曾经以大量篇幅缕述契丹族的由来演变，并郑重指出： “历史学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简单化倾向是术语的使用。当我们使用契丹、女贞、党项或蒙古这些术语时，应该记住每一个术语所指的不是一个纯粹同种的民族，而是一个综合实体。”[i]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曾经以大量篇幅缕述契丹族的由来演变，并郑重指出：
“历史学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简单化倾向是术语的使用。当我们使用契丹、女贞、党项或蒙古这些术语时，应该记住每一个术语所指的不是一个纯粹同种的民族，而是一个综合实体。”[i]
所言极是。但编撰者在热心叙述军事外交诸问题的同时，也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史上“辽”之国号曾经数度改易，既证实着“综合实体”的说法，又产生出“术语”新的歧义。这涉及到两国之间长期和平中的无形较量，不妨称之为“文化竞争”（the cultural struggle，即福柯（Michel Foucault）
所谓的知识/权力（power/ knowledge）之争，以和平方式，自然融合的冲突—融合模式）。这与近年美国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冲突—重建模式）[ii]是相关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
《剑桥史》复说：
“辽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整个俄罗斯和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iii]
这种说法只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以为“契丹”仅只是族名，没有考虑到大辽曾经改国号为“大契丹”，也许这才是欧亚大陆称呼“中国”为“契丹”的真正原因。赵翼《廿二史札记》批评“《辽史》疏漏处”，就说“《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iv]
当代辽史专家陈述亦指出：“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契丹国号曰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复改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v]更重要而且最直观的实物证据，是1930年在巴林右旗出土的《辽道宗哀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据专家释读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乃是“K’eiauan”的音译，其原意是“中央”。[vi]以此观之，“大契丹国”也就是“大中央之国”的意思，这也许是辽人重新诠释“契丹”的缘由。联系此刻大辽已经融合有多种民族（包括北方汉人）的事实，释放的是否是与中原争夺“中央之国”正统的信号，值得探究。[vii]
赵宋建立之初，曾继承後周方针，以收复燕云为志。宋辽之间一度兵刀相加，终以辽胜。改易国号之举，固然与新君登基有关，但选择的时机，却正横亘在三次战事之间：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979年）宋太宗攻占北汉，转攻辽之南京失败以後；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辽军反攻河北，为宋军击退；以及雍熙二年（辽统和三年，985年）宋军三路出击河北，却以大败而归，从此不言“恢复”，形成了战略僵持的态势。此即自宋开始而後世绵延不绝讲说边关“杨家将”一门世代忠烈故事的时代背景。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列举契丹的“朝政变化”有几个关键：翻译《唐律》始于统和元年（983年），契丹国史撰成于统和九年（991年），制定历法始于统和十二年（994年）。如与契丹改易国号，同时又改元“统和”合观，这次改易之举就更加意味深长了。事实上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澶渊之盟”，就是在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由辽圣宗与宋太宗之子真宗订立的。
众所周知，宋、契丹关系是从“澶渊之盟”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长期维持了和平之局，直到前金崛起。大体而言，契丹在军事上继续保持着威慑，而宋朝则在文化上占据着显著的优势，为此还曾有意实行文化封锁。据《宋史》卷一八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景德三年（1006年）以後宋廷曾特意颁布禁令，禁止在边贸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图书，违反者将受到严厉惩罚，图书入官。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契丹出于自尊，亦回敬以同样禁令，犯者处死。[viii]《辽史·历象志》明言：“五代历三变，宋凡八变，辽终始再变，历法不齐，故定朔置闰，时有不同，览者惑焉。”元之撰志者大概爱好天文，他列出长表，一一比较了辽历与五代、宋历之不同。鉴于历法向来在政治文化设计中具有特殊意义，是国力竞争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这也保障宋廷以文化优势主导两国关系，而辽国君臣亦欣然于汉化。
使节往来
契丹虽然在晚唐开始介入中土纷争，但是一直处于激烈的“武化”抗衡之中，无暇考虑“文化”问题。经过五代更替，赵宋入主中原，但由于幽燕十八州的归属问题，双方立场形成尖锐对立。加之赵匡胤登基之後即谋取了契丹的保护国北汉，所以一直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种局面延续到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才有突破的迹象：
“开宝八年（辽保宁六年）三月，（辽）密命侍中涿州刺史耶律琮，遣书雄州孙全兴，愿讲和，得覆书。故夏四月遣克慎思齎书使宋，议修好。秋七月，宋遣西上阁门使郝崇信、太常卿吕端来报聘。”[ix]
这种脆弱的联系时断时续，在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一度归于歇绝，甚至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宋廷两度遣使求和，辽君犹不许。僵持一直继续到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势均力敌，达到战略平衡之际。除了厘定边界，确定输款及数额，明确称谓而外，盟约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约定了使节互访。从此双方报聘，不绝如缕，生辰年节，相望于道，有机会互相观摩、借鉴，增进了解和互信。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宋代使节当然会深入辽境，详尽汇报契丹风俗信仰之大要，契丹君臣也有近距离观察中原文化礼仪的机会。于是出现了这么一条记载：
“遣使左领军卫上将军耶律元[x]、昭德节度使耶律谐里，副使右威卫大将军李琮、殿中少监李操，如宋贺承天节，以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卯至。遣使左威卫上将军萧留宁、彰武节度使耶律信宁、副使崇禄少卿邢详、右威卫大将军耶律遂正，如宋贺明年正旦，以景德四年十二月戊午至。”[xi]
请注意，这两个契丹使节团进驻东京的日期，正好分别对应着“降神”和“天书”相继出现的时机。在此期间，契丹使节甚至还为惊扰他们的“鼓声”提出过外交交涉，而且迅速上达“天聪”。以下是《续资治通鉴》紧接赵恒与王钦若商议“天书降神”事之後的几条记载：
“（耶律）元馆于京师，尝询左右曰：‘馆中日闻鼓声，岂习战阵邪？’或对以俳优戏场，闾里设宴。帝闻之，谓宰相曰：‘不若以实谕之，诸军比无征战，阅习武艺，亦国家常事耳，且可以示无间于彼也。’”[xii]
“以示无间于彼”是没把他们当外人，但其真相究竟是常规性质的“阅习武艺”，还是紧锣密鼓地排演着别事，也许永远成为历史之谜。总之从此以後，再大的动静热闹也不必回避了。无论是“朝元殿建道场，结采坛九级，又雕木为舆，饰以金宝，恭伫神贶”大张旗鼓的准备，还是正月初三“帝即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对捧以降。王旦跪奉进，帝再拜受书，置舆上，复与日等步导，却伞盖，撤警跸，至道场，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索性请契丹使节现场观礼，“设黄麾仗于殿前，陈宫悬、登歌，文武官、辽使陪列，酌献三清天书”。至于遍告诸庙，“紫云护殿”，改元“大中祥符”等等仪式，应该也是在契丹使节团的眼皮底下进行的。请注意“大中祥符”之说，与“契丹”国号意即“大中央”形成的对应关系。且“天书”《大中祥符》的内容，也是“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如谓此次君臣一体的大规模表演，就是以契丹使节为主宾进行的，并且从此成为他们每年一度的常规观礼，想亦不为过分。很多评论忽略了这一因素，因此对“天书降神”的理解和叙述，显然都不够完整。
同年的第二个大举动就是“泰山封禅”。五月“王钦若言泰山下醴泉出，锡山苍龙见”，生怕契丹不知此事，六月又“命都官员外郎孙奭至辽境上，告以将有事于泰山。”[xiii]沿途还安排“占城、大食诸蕃国使以方物迎献道左。大食蕃客李麻勿献玉圭，长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屈长者，云：‘谨守此，俟中国圣君行封禅礼，即驰贡之。’”也是当作外交场合安排对待的。
也许这类举措确有效益，此後几年真宗又接二连三地“降神”，“巡幸”，甚至大兴宫观，不能自已。无论是皇太后卟闻谢弔，还是将征高丽，契丹国也加派使节来宋告知，俨若亲戚，也有机会亲睹每年正月初三“天书降日为天庆节”宋廷一招一式的“演礼”。契丹使臣显然乐此不疲，以致赵恒宾天时，竟然同时派来了三个规格非常高的使节团来行礼如仪：
“遣殿前都检点、崇义军节度使耶律三隐、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马贻谋，如宋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遣左林牙、左金吾卫上将军萧日新、利州观察使冯延休，如宋充皇太后弔慰使、副；遣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宁、引进使姚居信，如宋充皇帝弔慰使、副。”[xiv]
对于宋廷使派往契丹使节，以及流落北地汉民的的心理，钱锺书曾在《宋诗选注》笺注曹勋（？-1134年）诗时有过透辟的分析：
“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从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推测，奉命到辽国去的人大多暗捏着一把汗，会赔小心而说大话就算是外交能手，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况於夷狄？’苏轼所记富弼对辽主打的官话跟朱弁所记富弼回国後讲的私话是个鲜明的对照，也是这种外交的具体例证；他对辽主说‘中国的“精兵以百万计”’，而心里明白本国‘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只有‘忍耻增币’一个办法。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砺等人都有出使的诗，苏颂作得最多，都不外乎想念家乡，描摹北地的风物，或者嗤笑辽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诗里的政治内容比较贫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已经是北宋建国以前的旧事，苏辙在燕山的诗也许可以代表北宋人一般的感想：‘汉人何年被流徒，衣服渐变存语言……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换句话说，五代的那笔陈年宿账，北宋人当然引为缺憾，不过并未觉得耻辱。有的人记载那里的人民对儿子说：‘尔不得为汉民，命也！’或者对逃回去的宋人说：‘尔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有的人想激发他们就地响应：‘念汝幽蓟之奇士兮……忍途反袵偷生为？吾民就不愿左袒，汝其共取燕支归！’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诉说过：‘我本汉人，陷於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这些话至少没有反映在诗歌里。”[xv]
如此使节往来，倒也化解过危机，如前文所述富弼使辽的折冲樽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7年）的《报聘表》上忽然增加了这样的内容：
“遣林牙左监门卫大将军耶律防，枢密直学士给事中陈顗如宋，求宋帝御容，以嘉祐二年三月乙未至。”
嘉祐三年（1058年）正月“癸酉，宋遣殿中侍御史假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吴中复、东头供奉官閤门祇候假供备库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宋孟孙，来贺正旦，兼致宋主绘像来。”
这种亟于认识对方面貌的“读图”需求，究竟是因为交往日久产生情愫，还是希望对中华风仪有更加具体的了解，抑或是研究竞争对手的面相个性？下文再论。[xv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