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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如此之发达，人类文明繁荣昌盛，知识经济的曙光正冉冉升起，为什么神秘思潮反倒盛行起来了呢？其实，人类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极为错综复杂、生动丰富。神秘思潮总有可能找到它生存的空间，与人类相生相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消失”。这不仅有传统的渊源，历史的沉淀，而且也有深刻的现实原因。就当今的神秘思潮而言，我认为后现代主义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后现代主义以批判现代性、现代世界观为特征或旗帜，它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90年代以来在我国也有相当影响。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为神秘思潮提供依据的吧。
科学与巫术之类非科学的界限“化为烟云”了吗？
7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出现了一位“怪杰”，也有人说是“迷途的羔羊”，他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保罗·费耶阿本德。在其代表作《反对方法》中，费氏竭力倡导“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
据此，他断言：科学与巫术、魔法、占星术等非科学的界限“已化为烟云”，不存在任何实质上的差别。
本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是科学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是可以证实的，因而也才是有意义的；其他非科学的命题，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命题，都不过是一串毫无意义的词组排列。这样贬斥除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文化成果显然有悖于历史和现实。大量材料表明，一些被认为是科学的命题（如燃素说）却证明是非科学，而一些非科学的命题（如古代原子论）却转化成了科学。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实证主义所强调的那种截然分明的、绝对的界限。
然而，费氏却走上了另一极端。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方法论口号：
“怎么都行”，并公开声称：“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毫不反悔地为最陈腐或最荒诞不经的陈述辩护。”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作为二战期间的德军士兵，他本该深刻反思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可是，他却“拒绝抨击哪怕是一种极端的法西斯主义，并认为它也有滋长的权利。”请看，连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也有“滋长的权利”，还有什么反科学的东西没有“滋长的权利”呢？在这一点上，这位“怪杰”远远比不上普通的德国公民。
费氏反反复复地申述，巫术、魔法、占星术之类与科学一样，科学既不比它们好，它们也不比科学差。在《反对方法》一书中，他以犹太教教士阿基巴处于迷睡状态中从一个天体升到又一个更高的天体，最后同“无限光辉”的上帝直面相对为例，认为“一旦我们决定接受他的生活方式作为对实在的一种量度，他就是作出了真正的观察，并且，他的心灵就像所选择的观察告诉他的那样，独立于他的肉体。”
因此，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科学更“合理”或“客观”。当世界上近200名著名科学家呼吁反对占星术等迷信时，费氏却出来为占星术辩护。他还主张学校里有权讲授神创论，甚至教学生学魔法。
值得注意的是，费氏多次利用中国政府的中医政策来论证他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医是非科学，甚至是巫术、迷信。保护和支持中医，便是保护和支持非科学。这至少是一种误解。我们认为，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中医恰恰是一种科学。保护和支持中医，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医学科学。中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封建迷信的影响，这是糟粕，必须清除，对此根本谈不上保护和支持。
费耶阿本德曾一再表白他并不反对科学。我们相信他的良好愿望。
不过，他既然主张“怎么都行”，就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为巫术、魔法、占星术之类洞开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