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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起：气候变化与气候变化对策问题的由来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逐渐并越来越受世界瞩目。80年代以后，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其特有的必须共同应对的性质。因此，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框架公约》），其实质是在“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下，尽快开展全世界范围内的为国际合作。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缔约方通过了 《框架公约》。 1997年12月《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有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这是因为 IPCC提供的科学数据表明，自1750年以来气候变化的趋势与人类工业化活动密切相关。《议定书》作为《框架公约》的补充，它的实质在于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强制要求发达国家进行减排。例如《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其中发达国家（附件1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由于《议定书》充分考虑到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差异性，因此允许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同时还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和1％。同时确立了三个实现减排的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密切，其目的是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同时协助发展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通过项目提高发展中国家能源利用率，减少排放，或通过造林增加二氧化碳吸收，排放的减少和增加的二氧化碳吸收计入发达国家的减排量。 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议定书》。美国的“背信弃义”使得《议定书》无法实施。因为从应对气候变化所具有的全球性特点和可实施的的角度来看，《议定书》规定只有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虽然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议定书》，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在《议定书》规定的减排国家之内。虽然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也正式批准了《议定书》，但它作为独立缔约方是替代不了作为另一个独立缔约方减排额度的。问题很清楚，要在《框架公约》框架中解决美国制造的难题只有一种可能：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通过《议定书》。 俄罗斯在关键时刻抓住了这个机会。2011年10月，俄罗斯议会通过了《议定书》，11月总统普京在联邦法律128-F3号，即“关于批准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律文本。应该说，这是冷战结束后，在事关全人类利益的国际合作中，俄罗斯第一次以正义者、引领者的姿态，做出的一个与“麻烦制造者”美国截然相反的“华丽亮相”。它的直接效应就是终止了长达8年的“国际磋商”使联合国终于在2005年2月16日庄严宣布：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而截至到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而美国成为惟一的游离在《议定书》框架之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 二、问题的主体：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 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年—2011年，是俄罗斯作为新生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