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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的历史是时代变迁造就的阶段递进的历史，与艺术的演进和时代人心的起伏息息相关。在形成中国民族电影传统的轨迹中，在追寻中国电影重要阶段的标志性作品中，夏衍电影创作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本文正是从梳理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放眼时代风潮的起伏变化中考察夏衍电影的价值与意义。
谈论夏衍的电影剧作，和通常意义上的创作研究不同，因为夏衍创作已不是孤立的作家创作，他的作品包容了远为广泛的时代风潮和历史机缘，就历史价值而言，他是一个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要求的代表。在中国社会重要历史转折阶段，夏衍以其出色的创作成为中国电影的标志性存在。
夏衍电影创作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倡导和丰富化。现实主义电影是中国电影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重要传统，在中国电影近百年历程中，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第五代电影的“影像美学”运动可堪比拟，夏衍在倡导和推动中国电影现实主义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一生最为优秀的剧作都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紧密联系的。
一倡导之功
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观察社会、理解人生的思想方法，而在美学形态上则与纪实美学互为体用。在中国电影的发展演变中，第一个成为具有历史美学价值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但现实主义的出现却和时代潮流与左翼倡导密不可分。从时代发展的背景来观照，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曾有一次比较兴盛的“热潮”，在电影数量与电影类型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舶来的新型“娱乐”艺术从简单模仿、缺乏影响力到开始有了自己的市场位置和艺术号召力。不过，这种“热潮”对电影本身而言固然难得，却只对社会起了某种观赏作用，也只是被人们认可为一种新的玩意。整个20世纪20年代风云迭起的社会浪潮，在电影的表现、观念和电影人的创作上都没有明显的呼应，反倒是避世的情绪、追逐商业利润的本能、制造功利风潮的热情直露而明显。所以，20世纪20年代电影的创作风貌对于整个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言只能算是初级阶段，或称之为初期中国电影的简单阶段，独立品格的中国电影发展还有待来日。20世纪30年代才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兴盛与高潮时期。因为，从简单的散乱形态到较为严整的电影形态，从没有独立的美学价值到初步奠定自己的美学轨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才是第一个重要的电影阶段。认清这一背景，对于理解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运动和现实主义电影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夏衍电影的出现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价值相联系，具体体现为：
(一)在电影形态上，中国电影在短短几年间跨过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阶段，在无声影片与有声影片发展的时期内，无声电影达到成熟，出现了经典之作，如《神女》等；有声电影从初萌迅速跃进到兴盛阶段，产生了相当精致的重要作品，如《马路天使》等。于是，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第一次相接近。在这里，夏衍电影经历了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转换，无论是形态探索还是思想价值的呈现，夏衍电影都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高潮中的重要一员，在《狂流》、《春蚕》、《上海24小时》、《风云儿女》、《压岁钱》等创作中，夏衍电影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左翼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在表现内容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触及社会生活现状，现实内容代替了神异古怪与荒诞热闹的娱乐内容。人生疾苦、人民受压迫的激愤得以正面展示，电影第一次呈现出呼应时代精神与民心企盼的愿望，中国电影的艺术创作思想较商业赢利、投机功利观占了上风。这里，夏衍电影特别具有先锋和引领时潮的价值。《狂流》被公认为中国电影现实主义方向的探路石，它的时代意义无疑是反拨商业时潮、改变旧有价值体系、倡导变化时代的先进思想，中国电影从此踏入了现代历史的正途，中国电影的进步方向也得以确立。
(三)在艺术形式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自觉地追求艺术创新，明显地借鉴吸收世界电影优长，探索民族化的表现形式，电影技巧有了巨大的进步。叙事的流畅，造型表意的手段都有了长足进步，民族风格的呈现令人欣喜，一些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都很成熟的影片标示着中国电影迈入了新的时期。夏衍电影的艺术追求，突出反映了艺术进展和创新的步伐。《狂流》的纪实风格，《春蚕》的冷静表现，《上海24小时》的独特结构等，显示了开拓努力的成效。3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创造力的新生面的拓展，和夏衍为代表的新人介入有直接关系。
(四)在创作方法上，改变了较为单一的思路，不断丰富发展，并容纳了丰富多彩的内涵，多样的创作方法保证了中国电影整体形态之中呈现出变化的色彩，对外来电影创作方法的多方吸收，使中国电影已不再是戏剧创作的附庸和孤守一隅的茶楼戏院的娱乐品。以夏衍等人为首的左翼电影把现实主义从思想观照实践为电影艺术创作的主流方法，并且以丰富的实践成果确定了中国电影的坚定不移的创作主潮。
(五)在整体社会形象上，中国电影基本摆脱了与世无干的消闲地位，树立起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化角色，改变了艺术末流的被漠视状况，强化了有独立位置的艺术形象，中国电影已经站在了社会改造的前沿位置，从20世纪20年代避世逃逸变为入世应时，呼应时代政治的使命感从此与电影密不可分。这其中，夏衍等人的左翼电影运动起了巨大作用。
二引领之力
夏衍剧作的价值如前所述，是开拓发展了一个新的电影创作时代，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以毕生的实践活动，为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传统深化与形式变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人们不仅从理论倡导，更从优秀剧作的成就中，看到了不同时代电影扎实、新鲜的面影。
这应当从对时代风潮的热烈应和与成熟作品的昭示作用两个方面来剖析。
(一)应和时代风潮
夏衍电影始终和时代的风云变化息息相关。在上一世纪，无论是民族矛盾剧烈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平稳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他的创作都构成时代要求的艺术代表，在他的笔下，艺术与时代的联系密不可分。典型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阶段，探讨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没有比这一时期更为典型而富于代表性的了。对时代社会的外部因素如何影响、制约电影的发展，时代风潮如何激励、左右电影艺术的变化，都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电影现象来透视。夏衍电影的产生就是根源于这一时代的风云变化并创造出反映时代潮流的出色之作。探讨夏衍电影不能离开时代背景。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电影曾经在时代的变化面前遁入商业投机的路途，武侠片可以说是在既无奈又不满时政状况下电影转而赢取商业利润的例证，走入末路则是神怪片的盛行。当电影以近乎疯狂的方式逐风追浪炮制低劣的作品时，它的末路也就在预料之中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潮一方面败坏了原本基础不牢的国产片艺术，另一方面则加速了观众的疏离和反感。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风云则再一次以强大的力量使电影改变方向。这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期，在这个特定年代的背景下，不断对中国电影在创作心态、题材选择影响很大，而且对电影的方向、立意与艺术形式的影响也极为深刻。夏衍电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呼应时代的要求而孕育产生。
在夏衍电影中，没有忽略剧烈的阶级压迫和尖锐的民族矛盾，抵御外敌的强烈激情、强化抗敌御国热望的民族心声，都成为剧作的基本构架，从《狂流》、《春蚕》、《上海24小时》到《风云儿女》、《压岁钱》，纷纭变化的时代风云扑面而来，迥别于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岁月、人生悲苦、斗争图景占据主角，中国电影沙砾般的时代气息弥漫在银幕中，真实人生成为中国电影的支撑点。夏衍电影为历史勾勒了真切的面影，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电影铺就了现实斗争的基础画图。
谈论夏衍电影不可忽略的是和左翼电影运动的联系。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取得的杰出成就，新时潮的出现，都和左翼电影运动有直接关系。左翼电影运动又是造就中国电影重要传统的基础，而夏衍无疑是左翼电影运动的杰出代表。 1931年9月，左翼戏剧家联盟通过了《最近行动纲领——在现阶段对于白区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其中，提出了对中国电影批判、关注与参与的要求，左翼参与过去被忽略的中国电影，是进步力量对电影影响人心作用的确认。夏衍从此作为中国左翼进步电影的事实上的参与者与领导者，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在国民党严酷的文化统治政策中开辟宏大的现实主义路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务实而有成效的电影运动，在团结进步电影人、创作反映时代矛盾的作品、建立稳固的创作基地，特别是形成进步的电影文化传统等方面，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所以，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就是在有组织、有目标、有宣传、有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衍则是其中的主要领导者。左翼电影运动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巨大。
其一，改变了电影创作的倾向。左翼剧作家介入电影，使20世纪20年代受纯商业潮流左右的电影，在某种程度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进步之路，电影的作用不仅仅限于娱乐消遣的认识被电影人所广泛接受。明星公司的改变制片方针，联华公司拍摄《十九路军抗日战争》等都是寻求进步的表现。中国电影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和进步的社会主潮相呼应，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其二，显示了进步电影的主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取得的优秀成绩和左翼人士的参与引导密不可分。党对电影作用的充分肯定和加强领导是有重要意义的。在国民党实行文化围剿的时期，中共力量深入到电影这个都市“花花世界”中是相当有远见和意义深远的。事实证明，通过电影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发言权，显示进步力量的正义和号召力，是行之有效的。在电影领域内，进步电影以自己富有艺术生命力的创作树立了主导地位，并由此掌握了宣传进步思想、团结各方人士的主动权。 其四，大大提高了电影创作的质量。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创作质量大大提高，在无声片和有声片相交叉的几年中，产生了一批艺术水准颇高的作品，这和左翼电影运动密不可分。一批进步左翼作家包括夏衍、阿英、阳翰笙、田汉、郑伯奇等为各电影公司提供了一批新剧本，拍出了思想认识新鲜、题材内容丰实、时代色彩强烈的新电影，到1933年“中国电影年”的新阶段，仅在上海就生产了80余部电影，其中相当一部分影片艺术质量较好，《姊妹花》和《渔光曲》分别创下连映60多天和80多天的纪录。这个时期的《春蚕》、《小玩意》、《渔光曲》、《大路》、《桃李劫》等影片具有重要影响，而《神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则达到中国电影经典的水平，至今尚为人称赞不已。
(二)播种艺术之花
夏衍电影集的创作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为左翼电影运动的萌芽、发展、蓬勃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又用不懈的创作热情为中国电影提供了经典的范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夏衍依然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和实践者。新中国电影逐渐建立了新的创作规则，产生了适应新时代的典型作品，对此，夏衍功不可没。但作为艺术家，他更为突出的功绩是提供了新的艺术精品，为中国电影增加了适应新时代的艺术规则。
在梳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发展形态中，最令人惊异的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现实主义的失落，也不是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回归，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独特形态反映现实的约定俗成的方式。生活时潮的变迁，改变着已有的成规，使中国电影的基本思想立足点大大变化。在整体上继承了中国电影的某些传统，但在观念形态和创作方法上，却更加强调人为选择性。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常态特征：一是歌咏现实的欢跃气象，表现人民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二是在类似“诉苦迎新”、“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的愁苦冤屈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是“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即诉旧时代之苦扬新时期之欢欣，因而，这一时期的电影主要集中在表现苦难与斗争的主题上，较之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苦难题材影片有了明确的指向，而表现人民苦难历程的电影仍然承袭着进步的现实主义传统，朴素而真诚。出色的创作有《白毛女》、《龙须沟》等。三是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突出了主流意识的浪漫色彩，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豪迈无私，战天斗地，令人感佩。四是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英雄，多有感人超拔之形象。总之，新中国电影的情感倾向与上述内容走向一致，在表现新生活的魅力和与黑暗势力斗争的题材中，讴歌和咏叹斗争胜利的故事中，充溢着发自内心的激情。斗争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悲戚相呼应，苦难导致反抗的传统依然延续，抗争通向光明的路径开始指明，个人私己感情的抒发非常少见，集体胜利的感悟占据要位。
作为电影界的主要领导，夏衍对于贯彻新中国电影的基本原则，适应新中国形态的电影创作，都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中国电影经历了种种坎坷和挫折，创作质量也起伏不定，但新形态的中国电影的确产生，并出现了时代所需的经典之作，和过去相比，“前17年”产生了一些相当独特的时代特征。
1.对旧时代的彻底否定。过去影片对时代还只是质疑嘲讽，而新中国影片的态度就必然改变了。对《武训传》的批判，基本上规定了新中国电影的性质和不可逾越的界限。于是，对与新时代相抵触的旧社会，必须采用否定的方法表现。客观地说，由阶级对抗而导致的政权更迭，必然要以否定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新权威，否定旧时代是建立新时代的必然条件。
2.对阶级压迫的极度强调。与此相关，在涉及人的命运时以阶级压迫作为必不可少的基调，《林家铺子》既突出了党部、商会的欺压，又把这种压迫落实在林老板个人的身家性命上。同时，也恰当地表现了他为了自身利益对更为弱小者的某种压迫。阶级壁垒的痕迹在林老板身上表现得格外鲜活，对阶级压迫的强调也就无法避免了。
3.对新生政权的由衷赞颂。批判旧时代的目的是赞颂新时代，当电影人以极度的热情歌咏时，现实的美好便焕发出超出常态的色彩。
4.对时代英雄的热烈歌颂。“前17年”电影人物形态呈现着一种矛盾统一的面貌，一方面质朴真诚的形象的确是时代风貌的体现，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所谓时代精神主宰下的产物，其中除了作为对旧时代抨击的例证之外，多是新时代所推崇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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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必须提及的是，在相当政治化的年代，夏衍一方面为新鲜形态的中国电影的培育产生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这和时代政治要求产生联系；另一方面，他又以相当艺术化的电影剧作，来实践自己的既紧跟时代要求又继承一贯的艺术创作之优长，创造出时代精品。《祝福》、《林家铺子》的经典性，使中国传统电影的血脉得以传承，透过这些影片，更可以透视夏衍创作的艺术追求。有意思的是，夏衍只把过去年代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没有涉足现实题材，他的创作避开了作为领导者所倡导的歌咏现实的一面，却加强了历史题材的关注。
三实践之成
夏衍电影创作是支撑他作为成功的电影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坚实基础，没有创作，夏衍的价值就大打折扣，正如同夏衍作为不同时期电影艺术风潮的引领者和推动者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一样，他的出色的艺术创造同样不同寻常。
作为中国电影不同时期创作的佼佼者，夏衍电影的价值何在?
(一)创造新形式、构造新思想的努力 《狂流》是明星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左翼电影，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转变方向的重要开创之作。《狂流》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电影新时代开始的标志，是因其在整体基调与创作方法上，呈现前所未有的鲜明色彩。20世纪20年代在商业化的摧折下曾一度走上末路的中国电影，从此开辟了新生面，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电影中体现的突出之作，影片关注现实生活，结合现实问题，反映民生痛苦，这是左翼电影共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现实的阶级压迫、生活的污浊状况呈现在银幕上，令人触目惊心。本片较早地在电影中描写了农村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以活生生的银幕形象揭示现实的阶级对抗、贫富对立，使影片对现实的表现深度大大增强，当时给人们以耳目一新之感，中国电影从此开始展示更加广阔的时代风云，悲剧艺术审美价值得以显现。 《春蚕》的出现标志着左翼电影创作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夏衍对中国电影的探索，对默片表现现实真实性的把握，以及对改编新文学作品的基本原则的实践，都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电影史上坚实的地位。
(二)民族电影表现语言的构建与实践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传统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夏衍电影对中国电影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许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艺术创作方法，就是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予以确立的，夏衍的代表作为经典的现实主义影片提供了基本方向。又比如，追求故事完整统一的叙事性是中国电影比较明显的特点，在影片《压岁钱》的构架上就相当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压岁钱》是夏衍1935年创作，明星公司1937年摄制的有声片。影片线索集中，以一枚作为压岁钱的银圆的辗转流程为线索，展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状况：银行家的伪善和残酷，既欺骗女性又欺诈存款客户；白相人的蛮横霸道，欺负歌女，胡作非为；同是女人，交际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舞女度着屈辱生涯；下层的保姆既有痴心而受骗的，又有假装上吊骗取他人同情的；有为这枚银圆送命的小买卖人，也有贫困至极的小孩因捡到一枚银圆而引得众人喜极奔走而导致棚户区被火烧毁；也有医生的仁慈助人，学校教师的真挚正直、自食其力等等。单纯的线索串接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勾勒了生活的种种状貌。影片继续着夏衍对现实的冷静剖析和理性评价，批判的不动声色在结尾由银圆换成“法币”成为孩子的压岁钱中暗示出来，这个社会的衰亡之态已不言而喻了。影片在剧作结构上是比较奇特的，它不同于夏衍的其他作品，如《上海二十四小时》的小说叙事体或《狂流》的戏剧式结构，而是采用辐射式结构，把一枚银圆作为串接物，展现各色人等，以揭示社会面貌。影片在形式上借鉴美国片《假如我有了一百万》的创作手法，但整体透现着富于民族特点的表现方法，特别是在整体构架上借新年送压岁钱的重复行为和以一枚银圆物件的辗转变化，使观众在明晰的故事框架中领悟道理。
明显的对比表现方法也是中国电影的传统特征。被认为表现手法比较新颖的《上海二十四小时》中较多地运用了交叉对比手法。纱厂童工被机器轧伤，生命垂危，纱厂周买办却在舞场和别人风流。一方面是围绕孩子的安危，贫穷的劳苦群众惆怅窘困，另一方面则是买办和太太在斗气，荒淫无耻；一方面老陈好不容易借来5元钱为受伤的弟弟治病，而另一方面买办太太的哈巴狗看病就用了30块大洋。我们从中不难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传统现实主义意境。
在夏衍的无声片中，对字幕的处理，也特别明显地呈现出内在的民族风格。由于无声片叙事语法不够完备，要保证完整的时空状态的叙事内容，字幕的作用必不可少。研究无声片决不能忽略字幕，虽然这似乎是一个“阅读”的工具，但在电影中它等于是画面这另一阅读工具的补充手段，从而产生了超出自身的意义。中国无声片中字幕比较多见的情况是它的“说明性”，如交代背景，介绍环境，《春蚕》中“一个春风骀荡的午后”，“在期待和紧张中过了三天”等，是情节进展中的叙述需要。需要特别注意的字幕是“这是一种千百年来相传的仪式!今后一个月，他们便要整日整夜的和恶劣的天气以及不可预测的运命进行搏斗”。这里对情节的描述，带上了主观说明。而“这样的一个季节!这就是那幸福诗人们留恋着的残春!”则多了评价性。显然，这些字幕既是情节介绍的必需，更是作者力求告知观众的感情体现。在《春蚕》剧本中有18处是这类非对话的描写，占了剧本中共75处字幕约1/4。
在《春蚕》中还有“头眠，二眠，三眠，蚕壮了，人瘦了!但是老通宝一家充满了空前的喜悦!”的描述，显然是对人物状态的点化。类似于《神女》中，母亲送儿子上学后，学校接纳了小宝，字幕出现“新生活的开始，给她一种新兴奋”，明显是剖析人物心理状态。《神女》片尾，母亲被抓入狱，校长看望她以后，字幕出现“寂静的监狱生活，是她一生仅有的安息，在她的希望里，她憧憬着孩子的光明的前途”，这些字幕，都不是叙事的进程，而是心理状态的剖解，是情感的渲染与点化。它使画面的意味更加真切、细微，加强了我们对人物复杂心理的理解。在《春蚕》中还有“瞧!他们怀抱了十分希望和恐惧，来准备春蚕的决战”，自然也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述。比起《狂流》几乎没有心理世界表现的字幕而言，左翼电影逐渐加强了主观世界的外化描绘，形成了无声片的表现特点。此外，《春蚕》中的“溶”镜头的频繁运用，《上海二十四小时》中相当规模的人物情态、心理描写，都是夏衍电影突出了艺术表现的证明。
到了有声片后，夏衍电影在民族化经验的积累与熟练运用上更为人称道。特别是《林家铺子》的艺术表现体系，使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经典语汇达到最为精辟的程度。
(三)艺术追求的开放眼光与功绩
夏衍电影是中国社会政治进程中的艺术存在，必然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要求产生密切联系。但毫无疑问，夏衍电影的鲜明政治态度与开放的艺术眼光是息息相关的。后者正是他的创作没有拘泥于狭隘视野而从事大胆创新的基本保证。
夏衍电影有鲜明的政治态度，但艺术表现仍处于重要位置。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一封致孙瑜的信中，夏衍一方面肯定《小玩意》影片的价值，就影片结尾叶大嫂向大众呼喊救国的场面所给予自己的感动进行了鼓励，但另一方面，他还是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比较直露的场面描写绝对不会得到预期的观众的拍手，并就影片将破落的村庄写成世外桃源给予批评。显然，夏衍是将艺术如何表现现实政治和人民生活实际摆在第一位的，内容好肯定重要，但艺术真实性必须保证，他的创作基本如此。典型的例子是夏衍《林家铺子》的创作，在涉及《林家铺子》的改编时，夏衍谈到最初的设想是用倒叙，即以20世纪50年代一个工商业鸣放辩论会开场，已经是40多岁的寿生这时作为公私合营商店的私方经理，在辩论会上用今昔对比方法追叙20世纪30年代，从而转入影片主要表现场面。后来，夏衍否定了这一设计，认为这是戴上一顶帽子和拖了一个尾巴，在结构和情调上都显得很不协调。他认为好的作品自有它不受时代影响的教育意义，不必强加外在的东西。
夏衍的艺术眼光造就了现在影片的经典式样，否则，中国电影将失去《林家铺子》这样的严谨现实主义之作。在夏衍电影中，始终没有丢弃对诸多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从《狂流》的直面现实、注重真实性，到《春蚕》的现实图景，注重人的性格塑造和细节表现，在《上海二十四小时》中，对比结构的戏剧冲突的构思，突出生活的残酷与不平等状况，《压岁钱》的辐射型结构勾连起社会方方面面的浮世图等等，可以看出，夏衍创作的艺术尺码始终没有紊乱。
这里特别要注意《祝福》和《林家铺子》。在新中国电影的创作环境中，艺术的发展必须兼顾时代政治的要求，能否协调好关系，使电影艺术得以健康地发展，不是易事。夏衍的创作较好地实现了政治与艺术的协调，并将中国电影的严谨传统向前推进了一步。比如《祝福》，影片基本严守鲁迅原作的内容和艺术规范，使祥林嫂的悲惨经历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力。但在一些细节上对原作进行修改，比如为了遵循电影艺术的表现性，没有让鲁迅先生出场，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并让原作中祥林嫂询问灵魂的有无变成自问式的独白。人们议论较多的关于祥林嫂砍掉她捐的门槛的电影表现，作者认为依循越剧的改编的效果较好，并且考虑这样做符合祥林嫂的性格特点。这里，我们看到作者较为开放的艺术眼光对于创作的影响作用。
《林家铺子》的艺术成就是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的结晶，影片以精湛的艺术手法既描绘了时代风云变化，对旧政权统治的弊端做了艺术化的表现，又对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小业主的多重性格和微妙人生态度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影片是新中国电影中具有经典性的艺术品，又是对艺术化的社会人生的剖析，艺术的严谨使时代政治的要求融化在合情合理的情节处理中。交织着阶级对立、贫富差别、人际关系互动等等。同行竞争倾轧、对狼是羊、对羊则是野狗的中间人生表现等多重关系的混合处理，使影片脱离了那个时代较为多见的单一化创作的窠臼。总之，在忠实执行时代电影规则的行业领导者的笔下，诞生这样一部艺术手法独到、艺术思想深厚的艺术精品，证明了夏衍独具的艺术家的深刻感悟力!
夏衍电影是现代历史进程中的艺术之花，他以各个历史阶段创作的不朽之作，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典，无论电影如何变化，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夏衍和夏衍电影为中国民族电影作出的艺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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