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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贵州省贵筑县白云区蹲点，培养贵州省第一个互助组――赵树华互助组，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尖山初级合作社，现以点滴方式记之。
初到白云区便被当“主任”
1951年4月初或3月底，我们正在桐梓县参加五大任务的3个同志得到通知：返贵阳参加贵州省青工会。会后，组织上对我说：省委工作团已在白云区搞完土改。省委决定在那里探索土改后农村的路子。
当我到达白云区时，省委工作团并未全部撤走。区委书记便是由工作团的县级干部李士林兼任，工作团员也还有二三十个留在农村！当时的区政府和区委在白云寺，我在那里见到了团省工委留下的邓大勇，同时也见到了工作团确定留下作团区委书记的陈光明。他曾是省政府秘书长张述臣在冀鲁豫时的秘书或警卫员。和邓、陈研究后，决定在程官和麻堡之间选一个点。并要我先去程官看看。程官村离白云寺大约5华里左右。工作团已确定调走还未走的秦宏恩陪我去。土改前后他一直在程官工作，人熟地熟。那时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极高，听说村里新来了一个干部，便“一窝蜂”似地涌到我暂住的房间。老中青都有，以青年人和娃娃最多。奇怪的是他们异口同声地都叫我“主任”，问清姓名后，称为“龙主任”。怎么解释都不行，反过来劝我“不要客气！”称老秦亦然。后来我问老秦是怎么回事？他才揭开这个谜，原来程官行政村下辖程官寨、尖山寨还有丝航和摆龙等自然村寨，相当于国民党时期的“联保”，管这个“联保”的干部自然是“联保主任”了！原来如此！想不到一进程官就被封为“联保主任”了，我心里觉得哭笑不得。
到麻堡去
第二天我从程官回区委。刚走到鸡场街头往白云寺的转弯处，便碰上陈光明。他是工作团已确定留区里担任团区委书记的人。我们互相握手后，便一同往白云寺走。他告诉我，他们（大概指邓大勇吧）后来又研究过，认为麻堡在土改中是团省工委的重点，工作基础较好，已向李书记（李士林）汇报过，还是去麻堡吧！后来我们3人又扯了一些去麻堡的事。决定住在麻堡王家院杨绍先家，杨是土改根子，如今的麻堡乡行政村村支书。临走时，陈给了我一支自用手枪，说那里离区委20多里，防身用吧！我接受了。记得是邓大勇他俩送我去的。
杨绍先两口分了一个套间，他们住里屋，外屋临时给我安了一张床，不是真床，而是长桌一类家具，它较高，记得坐在“床沿”我的脚踏不到地，只好每晚用一条板凳。那时杨绍先可谓“四喜临门”：分得田土和房子、结婚（其妻原为地主家丫头）、第一批入党、当了村支书。有一种翻身农民常有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小两口一天到晚像是有说不完的话，乃至吃饭时也互相动脚动手。就在那一段时间，有天下午我从村里回来。见杨绍先背起背包正和区委副书记王广修要走。说是公安部门选中了他，我问：“舍得不？”他向我做了个无奈的鬼脸：“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去就是十多年，一直到困难时期大下放才回来，仍然当支书，直到退休。
地委书记二下白云
那天正下着初春细雨，道路泥泞，但代表们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很整齐。正要宣布开会之际，突然来了4个不速之客。仔细一看，为首的竟然是常颂，其余两个干部张梦迎和刘柯，还有一个司机。他们是将吉普车停在鸡场，踏着泥泞走5华里路来的。我们事先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毫无思想或物质准备。这样的事当时习以为常，并不太惊讶。但怎么接待呢？几个人商量，由叶慎真和我去请常颂先在会上讲话，由刘登亮、李志强等赶快准备住处。但常颂坚决不讲，他说：“毛主席教导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现在刚到，去讲什么？讲也可以，成了“传声筒”，没有自己的语言，你们按计划开吧，我们先带耳朵后讲。常颂是河南人，30岁，是我省地市委书记中的排头兵，内部消息，他很快要当省委副书记（后来真的当了省委副书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他大有此遗风。为人坦荡，直率，不摆架子。前一次带领县、乡、组干部来白云时，经过几天调查，他讲话我听了有点尖酸刻薄。比如谈到工作组时，他坦然地说：“你们是省委派来的，我们欢迎和支持。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自己大机关小干部的身份，要认真听贫雇农的意见，用党的政策引导他们，不要颐指气使！”听了也许不舒服，但是真理啊！
当天晚上的安排是：工作组所占最大的是右厢房，平时由刘、李、鲍贵华、李天伦等居住。后来尖山成立了油榨房，集体活动都在那里，鲍贵华便搬过去了。现仍有四人居住，而且是工作组开会，接客的地方。冬天烧一炉煤火，也是谈天休息的地方。可算最好的一个房间，缺点是紧靠后门，便有一个厕所，不时传来臭味。那几天刘登亮他们临时到另一间打通铺，把它腾出来给常颂他们。我和赵庆儒住隔壁不变。吃饭呢？没有招待首长的准备，也没有这种习惯。就是和大家一起，在老杨公家吃小豆酸菜汤。常颂站着和我们一起吃，而且吃得很香。
第二天工作组向地委的三个同志作了详细汇报。随常颂来的张梦迎、刘柯都是搞研究的，对很多事问得很细。晚上我陪常颂到程官初建合作社，即原来的陈少先互助组去。张、刘二人则去了另外的两个初建社。陈少先家住程官寨中部，正是开会的好地点。我们到达时，已经有十多个农民先到了。他们见到一高大个子陌生干部来了，都站起来让座。我照例没介绍常颂的身份，只说地委来的同志，想听听大家的意见。陈少先见我没介绍常的身份，也不好主动介绍。但他却站起来拿出一个瓷碗倒了半碗煮好的浓茶，毕恭毕敬地放在常的面前。常颂则坐在农民们让出的一个位子上，亲热地和左右的农民交谈。会议开始后，他便掏出一个小本子在煤油灯下认真作记录，有时插问。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去了急于建社的彭发义和白少安互助组。白天他们几人关门凑材料或找一些未曾入社的农民交谈。这样大约过了四五天，调查完毕，宣布第二天上午和工作组全体同志座谈、总结。常颂并没有忘记还有一个贵筑县委副书记赵庆儒在那里，便在头晚上直接向他布置：座谈会由他第一个发言。这下可急坏了赵，他准备了一个晚上，大概是许多事，如农民入社的自觉程度等没有把握，在认识上自相矛盾。终究没有谈出个所以然来，最后还是常颂主谈了。他谈的尽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精神，甚至还引用了一句列宁的话，但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大体的意思是：控制住现在猛增的建社潮，办好现有合作社，使之大大增产。就是对互助合作最有力的宣传。他还说：要正确估量现在农民建社的积极性。实际吼得最凶的是党团员和少数农民积极分子。多数农民在观望，有相当一部分内心坚决反对。那就让他在那一小块土地上看一看，想一想吧。我们不要被假象蒙蔽，躺在炕上说大话！后来他们写了《白云乡三个合作社的调查》在新黔日报显著位置发表，对我们的指导意义很大。 机遇与奇缘
首先是1950年冬天在沙子哨张家马店召开了全区农代会。我记得连干部共四五百人，马店虽打扫得很干净，但仍不断发出粪味。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代表们认真负责地选出了全区三个模范互助组。当时白云区是贵州省第一个土改区，而贵州省又是农业大省。白云区第一名，也就是省里第一名，理所当然受到省委重视。曾专门派出两个干部（均为工作团调研室）住在赵树华和刘汉清两个互助组。地委书记常颂和县委书记王枫也曾分别带领县、区、乡以及互助合作干部到白云调查。媒体也不断有记者前往，已经响亮地提出：“向赵树华老大哥学习，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口号。而我们呢？团省工委自然是紧跟的了。团的干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先是中心工作干部，其次才是团的干部。邓大勇已调走，团省工委派了胡一民为领导，胡后来曾任省广电局副局长，又增加了王心哲、杨恒朴等人。在麻堡办了一期青年互助合作训练班。然后分两个点：胡一民、王心哲、杨恒朴等去程官和省委同志一起抓赵树华组；我、鲍贵华和省委调研室刘武媚去阳关，抓刘汉清互助组，这样的体制大约维持了3个多月。直到夏天回机关参加整风和交待关系，到了秋天才又返回白云，胡一民没有再回去，明确由我负责。工作组在4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女同志。工作组住小庙侧房，正房为村小学。
离开近两年后的程官有许多变化，首先是不再称干部为“主任”了，都以“同志”相称。我们则称他们X叔或X大伯等。如我们吃饭的那家主人姓杨，大家便叫他“老杨公”。彼此显得亲切融洽。就我个人来说：碰上了一些开心的事，首先是干部最初定级时，分为八等五级。我第一次定为七等四级，是区级干部了。这不仅因为大学生稀罕，主要因为“一二一”后连年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前加入地下组织，并在大学自治会任过宣传总干事，这些都是基础。再加上几年来个人表现，遂成了同辈中屈指可数者。那时因工作团主要领导调走，根据干部条件改为区工委。王广修任书记，外称“指导员”。1953年下半年我正式当了区工委委员。次年（1954年），省委决定贵筑县委互助合作重点，调团省委（此时也开过团代会）青农部长去作县委副书记。团省委紧跟，遂明确我为团县委副书记，仍为团省委干部。二十刚出头的人呀！望前途一片光明，精神为之振奋。这种事，看起来似偶然，实则是必然基础上的偶然，普通称为机遇。
那一两年间，生活还是有意思的。每逢赶场天，工作组便在鸡场开碰头会，杨恒朴住在那里。他负责筹备中饭，这样的会，乡干部有时也参加。那就开得很晚了。如果碰上工作组开完会时还早，场还没散。便买上几斤肉一些菜，回去交给老杨奶，打一次牙祭。如果工作组的会开晚了场已经散，干脆就在那家唯一的小馆子或由常住街上的杨恒朴张罗，吃了晚饭再回程官。我们中的多数人必须回去，只有那里才有我们的床位。碰到这时，便三三两两相约在一起，踏着月光，在山野里走上五里路。边走边侃，其乐无穷。县里开会无论大小，只要是有关互助合作的，都要工作组参加。有时一人参加。有时我和叶慎真都去。有一次我们两人都去参加会议，那一班车去花溪的人很多，只买到后面的位子。过一会儿，前面上来了几个贵大的人，有陈明敏（贵阳市民主人士，副市长的儿子，已故）在内。叶慎真低声告诉我：“陈明敏上来了，你只装没看见，不要理他！”后来汽车在中曹司休息，大家都下了车，不理也得理了。我却始终不明白，她叫我不理，是什么意思？若干年后，读到另外一个同志写的回忆文章，在那一段时间，陈明敏追的是另外一个人，难道是一年一换？1954年后我兼任团县委副书记，一个人来往的时间就更多了。有一次，叶慎真写了一篇有关赵树华互助组的文章，在省级党刊《贵州工作》上发表了，得到一笔稿费。她遂邀请了四五个好朋友去吃“冠生园”，工作组的记得只有我在被邀之列。说明她对我已另眼相看！“冠生园”当时是贵阳市的一流酒店，但是广味，对我们来说都是“土包子”。幸好有曾纪芦这个广人在内，一切点菜均由他负责。大家饱餐一顿，也算开了一次口福。有一次到县里开会，遇到省农工部副部长张军置，他问我叶的表现如何？准备发展她入党。因而对叶的政治也无任何怀疑了。
就这样相处了几年，互相之间自然地产生了感情：男女之情。是谁主动的？追溯已无必要，是互动吧！
1954年底我调回机关，成为贵州青年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遂商定并经组织批准于1955年元旦结婚。婚后60年的人生旅程中，我们同甘共苦。我在外面奔波，她在家主持家务，带大4个孩子。我家乡有一句俗话：“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混事。”正因为有她这个贤妻顶着，我才与一些可能产生的“混事”无关，得以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