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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3 字体: | | 打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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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潮与暗杀时代

暗杀自古以来就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为政治权谋家们所反复采用。19世纪末随着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及政治矛盾的激化,革命风潮渐起,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清季鼎足而立的革命党、保皇党与清政府等政治势力“虽有革新与守旧的背景差异,但权谋手段如出一辙”,暗杀成为他们频繁运用、试图扭转局势的共同方式。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在与宫崎滔天的谈话中就流露出欲藉侠士之力,狙击慈禧太后之意。暗杀行刺自然而然成为保皇党人角逐政治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保皇党人多次组织针对清廷保守派官僚的暗杀行动。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保皇党及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也广泛展开,制造了一系列的暗杀事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谋刺康有为,以及刺杀革命党人杨衢云、郑士良、吴禄贞等。与清政府对抗暂处下风的革命党人更是频频诉诸暗杀手段,“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可见,20世纪初随着革命风潮的勃兴,铁血之声时闻,刀光剑影频现,中国俨然步入了吴樾所欢呼的“暗杀之时代”。

暗杀被多数革命党人标举为排满革命的有效途径,从思想渊源上观察,既受中国传统游侠精神之浸染,又为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所激发。

游侠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沿至近代,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国人对游侠精神大加揄扬,称颂不置,持以为拯救国家之利器。如时人指出,中国当日境况实儒者之咎,而“侠者儒之反”,“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主张以游侠主义“重铸吾国民之魂”。受此影响,一些革命党人身体力行,往往以古之游侠自任。

与传统因子相比,外来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豁。20世纪初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广泛传入,虚无党人的暗杀行动引起革命党人高度关注,为他们所“歆羡”所“崇拜”。从虚无党人的事迹中,革命党人认识到暗杀“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也神速”,纷纷鼓吹并群起效仿,意欲在中国“全部尽发泄”暗杀之“潜势”,“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20世纪头十年间,宣扬爆裂弹“简易可行而恒能操胜”之文章,连篇累牍见诸革命党人举办的各色报刊,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暗杀思想的传播。

研究者指出:“俄国的民粹主义、欧美的无政府主义,结合了中国传统荆轲之匕、力士之椎的侠客榜样,个人的英雄行动便立刻呈现。”自1900年起革命党人先后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上海暗杀团、北方暗杀团、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支那暗杀团、成记洋货店、北京暗杀团、天津暗杀团等多个专职暗杀的秘密团体,领导与指挥暗杀行动,其中并不时闪现女子队员的身影。

除一般革命党人外,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也颇受暗杀风气之裹挟。总体上看,孙中山将暗杀定位为革命的辅助手段,对暗杀“不为绝对之主张”,赞成“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的暗杀,反对“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及“敌之势力未破,……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的暗杀。与孙中山稍异,黄兴对暗杀态度较为积极,认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军国民教育会时期,黄兴便为暗杀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同盟会时期,由于总揽庶务,黄兴未暇组织与躬行暗杀,但对暗杀的态度未变。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痛感“负国负友,虽万死莫赎”,颇欲“躬自狙击此次最为敌之虏贼,庶于心始安,亦可以作励吾党之气”,但最终为孙中山等人所阻。

在革命党人上下一致的提倡与践行之下,暗杀与起义交相而行,协力推动革命运动稳步前行。

兴中会时期的暗杀活动

兴中会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先有史坚如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继以军国民教育会成员于1904至1905年间参与策划实施的一系列暗杀事件。

是年11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杨毓麟受黄兴派遣前往上海,另设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以杨毓麟为会长,章士钊为副会长。其革命计划取黄兴与杨毓麟意见之折中,“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但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之事业”的杨毓麟主持下,爱国协会的工作明显偏重于暗杀一途。

广为人知的甲辰三暗杀案,其中两起即由爱国协会“发纵指使”。1904年夏,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南下的消息传开后,这位满人能臣立刻成为革命党“千人所指之共同狩猎物”。章士钊、万福华等人策划,趁铁良于南京下关码头下船时,由华兴会员易本羲伏击狙杀。但事机不密,被同情革命的两江总督李兴锐之孙李茂桢知察,极力劝阻,刺杀铁良事流产。11月,万福华、章士钊、刘师培等在上海组织截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王在任期间主张出卖利权以联俄,深为国人痛恨。此次刺杀因万福华射术不精而功亏一篑,万随即被逮下狱,革命党上海暗杀机关受到破坏,章士钊、黄兴等一大批革命党人受牵连入狱,杨毓麟逃亡日本。此案的发生及审讯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不仅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更倡导了长江下游对于满清亡国君臣直接行动的先声,激发了一般革命青年杀身成仁的志气”。

甲辰三暗杀案中的另外一起,为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胡瑛袭杀铁良,最终同样未能奏功,抱定杀身成仁的王汉投井自尽。

综上可见,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兴中会元气大伤,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革命党人无力组织军事起义,暗杀几乎成为对抗清廷的唯一激烈方式,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暗杀对于国内革命风气的形成,革命运动的持续推进,其意义应该不容低估。

同盟会时期的暗杀活动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暗杀之风更盛,革命党不仅将暗杀作为武装起义的协同手段,革命低潮时期提振士气的不二法门,而且通过在清廷抵抗最后阶段的定点使用,成为压垮封建王朝的最后稻草。

同盟会对暗杀的重视在部门设置上有直观的体现。据宗方小太郎记述,同盟会“组织分外交部、内政部、军政部、联络部、言论部及暗杀团之五部一团”。此在多人的回忆中均有所印证。吴玉章忆称,1905年后“暗杀活动更为扩大了,同盟会特地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由方君瑛(女)负责主持,我和黄复生、喻云纪、黎仲实、曾醒(女)等也参与其事”。刘揆一也提到,同盟会“设制造机关于横滨,聘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包括喻培伦、方君瑛在内的多名男女会员“皆加入练习”。可见,同盟会自成立之日起,对暗杀活动就较为重视,体现出对军国民教育会的继承性。

1906年夏秋间,同盟会决定在广东大举,留日广东学生纷纷回国开展活动。刘师复、汪精卫、冯自由等人认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水师提督李准“二人均为党人大敌,非去其一,不足以消灭阻力,而张革命党人之声势”,于是决定由刘师复实行狙杀,以配合即将发动的潮惠起义。1907年6月,刘师复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重伤左腕,旋即被捕。刘深受无政府主义感染,获救出狱后又赴香港集合同志,于1910年组织支那暗杀团,继续从事暗杀活动。

1907年影响最大的暗杀事件是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同盟会成立后,“志在光复”的徐锡麟并未加入,自行捐官谋握军权。1906年9月徐锡麟来到安庆,翌年3月出任巡警会办,深得恩铭信任。7月6日皖浙起义发动,徐锡麟借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与陈伯平、马宗汉成功射杀到场检阅的恩铭,旋因寡不敌众英勇赴义。随后秋瑾在浙江被捕,壮烈牺牲。徐锡麟等人的英雄之举,令清廷官员谈虎色变,惊恐万状,“竟使朝廷改引见之章,大吏慎出入之戒,至于卫署拒客,不一而足。循此现象而推,则知各大吏戒心,无时或息”。

1907年以降,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重挫,同盟会上下为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革命陷入低潮。部分会员或为振衰起敝,或为惩治凶顽,或为发泄愤懑,多次组织暗杀行动,其中最有名的是1910年汪精卫、黄复生等行刺摄政王载沣。汪精卫自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愤革命之无成,“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屡为规劝,但汪不为所动,与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等组成暗杀团。初拟以李准、端方为对象,未行。潜至北京后,先图刺杀载洵、载涛两贝勒及庆亲王奕粒后“决计擒贼擒王,专以摄政王载沣为目的物”。1910年4月,暗杀团于载沣上下朝必经之什刹海埋设的爆炸装置被发现,汪精卫、黄复生身陷囹圄。随后汪在狱中写下多篇壮怀激烈的文字,令其“成为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1911年广州成为暗杀事件的频发地。革命党人为排除革命的障碍,造就武装起义的形势,先后刺死广州副都统孚琦、击伤水师提督李准、炸毙广州将军凤山,沉重打击了广东地区的封建势力。在对温生才的审讯中,面对两广总督张鸣岐“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的不解与质问,温侃侃而谈,直言非“暗杀”实“明杀”,“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藉此以为天下先”。

暗杀作为一种通用的权谋手段,“多少是带些‘杀鸡骇猴’‘造成恐怖’的作用”,但为不同的政治势力所使用,其意义与价值大不相同。革命党人“为全民,为主义”,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采此手段,可以说为中国结束帝制走向共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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