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东方情感表述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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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为度节制含蓄

在全球化谈论日趋明确的背景中，中国电影的本土化生存成为迫切的话题。其实，东方电影的特殊艺术风范，在许多方面是有别于西方电影的。发展新世纪中国电影当然应该认识我们的艺术根基，找到继承创新的新的路径。中国电影艺术在诸多方面显现出东方文化和传统的影响，包括情感表达、叙事方法、风格格调表现、教育教化意识、悲剧喜剧的现实择取、人生伦理的有意识偏向、对现实的主观关注与潜意识疏离等等。这里较为关键的是情感表达方式。东方电影的情感表达最为真切地透露了与西方电影的区别，由此衍生的行为表现、表现手段、电影风格都别具一格。

中国电影文化的艺术情感形态相当显要地突出情感表现形态特点：即崇尚中庸为度，节制含蓄的情感抒情方式。

从一般意义上看，中国电影有偏向教化的倾向，但显然不就是死板的理性教诲，由于民族传统的延续，情感的抒发也有自己的方式，这就是中庸为度，节制含蓄的情感抒情方式。和西方崇尚直观表露感情，外露大胆的情爱渲染相比，更重蕴藉内敛的特点。比照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儒家倡导中庸，但不仅仅是中庸，而且应当加上有限制的突破。古人谓“不得中行则思狂狷”，首先是中行──即不偏不倚，在情感上就是含而不露。其次是允许不能中行则不妨狂狷──即突破成规，在情感上就是偏激。把情势烘托到不能不被迫起来反抗斗争，从而显示合理性。像《神女》中的阮嫂，无可奈何是她的基本形态，当最后一点血汗钱也被搜刮走时，她不能不狂了，爆发是动人的美丽的。当然，狂狷毕竟不多。真实表现上举的中国人这份情感的电影相当多。我们从近百年中国电影名片中可以看到无穷的例子。反过来，往往在试图突破这种感觉的影片中，遭到较多非难。从改革开放艰难出现的接吻镜头，到对涉及情感表现的必要人体表现，再到复杂的多角情感纠葛，中国电影逐步改变丰富着情感表现的内容和尺度，但由心理感觉和习惯传统构成的节制依然具有特别重要的审美基础。

可见，中国电影民族性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于人物情感的存在方式。即不到万不得已不至于爆发，先是压抑，再是蓄势，然后可能冲破而出，人们习惯于承受那张弛之间的感受，为其间的感情而动容。整体呈现压抑人生的费穆代表作《小城之春》就是典型，那种情不得舒畅而出的气氛颇为动人，影片自始自终没有过于张扬的外露情感，就是在试探中动情却也缓缓泄下，终于是女主人公走上城头，舒散内心。我们也伴随之暗暗舒口气。吴永刚《神女》中的阮嫂也是让其受尽威逼，心灵摧残，忍无可忍方有最终的一次爆发。但随之而来的仍旧是关入狱中，新一轮的情感折磨让人平添惆怅。及至1990年代新生代的《巫山云雨》等电影也都是如此。

不言而喻，中国电影传统中的隐忍的人生情感占了主体，它培养了和适应着观众要求，又折射着文化的基本成色。出色把握民族情感认知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典范，影片中的女性，外向张狂者如“抗战夫人”王丽珍令人厌之，“沦陷夫人”素芬令人怜之，“接收夫人”何文艳则给人复杂之感。特别是在王丽珍的淫威糜乱的生活情感衬托下，素芬的忍耐、期待而忠贞如一的情感深深打动人心。《小城之春》中女性周玉纹之所以有如此魅力，是和她充分体现了民族情感的含蓄隐忍特点，但内心又富含复杂情感，并时时欲奔突而出却一再收敛压抑。费穆的确准确掌握着中国女性情感的“度”。同样，《祝福》中祥林嫂的节制自责也颇为动人，加深了这一形象的悲剧情感力量。

中国电影的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和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也不能不影响到创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要求。这种崇尚节制含蓄的创作思路，特别表现在男女情感的交往中，不用说张狂的性爱，就是现代人随意的接吻牵手也变成了温情脉脉的情感高潮点，不到要害不会轻易表现。它也许暗合着传统的可以心猿意马但非礼勿视的礼教规范，但实际上制造着含蓄朦胧的审美效果。从《锦上添花》赵子岳追人到《甜蜜的事业》开始的慢镜头追逐，到周晓文《疯狂的代价》片头朦胧化的姐妹沐浴镜头仍旧引起议论纷纷，都在提示我们关于民族审美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本能维护，对于后来者的创作是需要认识其中三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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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之意天人合一

在情感表现上另一个景观也应当重视，即中国电影的“言外之意”的表述方式。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镜语系统的特殊性是值得分析的。在相当写实的影片中，我们常常容易找到空灵的表现形式，比如对中国电影传统化表现印记很深的谢晋来说，《天云山传奇》的开始，用了歌声、书法酿就的画面和随之的不断推进的镜头，开始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反思的故事，在伴随歌声的无叙事意义的画幅中，颇含感染意义的东西就开始打动观众。注重气氛和先声夺人含义的企图就成为中国电影的明显特点。这种东西随着时代愈是往回推，愈能看到突出的例证。在《小城之春》中，残墙和废园为代表，包括药包、兰花、脚步、纱巾在内，连空气中都弥散着情感的意味，深深的感伤气息浸透到人物的骨子里去。在更早的《大路》中，人物死而复生的叠印画面是相当令人惊奇的，它所表达的不是事实的有无，而是超乎感情的精神存在。显然，中国电影最明显表现民族特性的莫过于我们常见的“妙处难与君说”的表意方式，讲求言外之意趣味。电影是实有的影像，写实的方法又明显为中国电影所常用，但偏偏在影片中，我们时常发现创作者常常情不自禁地用叙述之外的手段来表达主观情调，或是暗示叙事之外的情感内容。

传统中最为影响深远的是空镜头的频繁运用。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电影名片中，对剧情可有可无的空镜就已经出现，比如《十字街头》，表现老赵和小杨情感相协时切入两只白鸽互相抚慰的镜头，类似的表现在1960年代的《早春二月》和近1980年代的《小花》中都可以找到。在1950、60年代及至1980年代的许多中国电影里，传承下来的一要抒情，无论悲欢，都可能把镜头转向茫茫天宇、或汹汹浪涛、或阴霾锁闭、或狂风肆虐的自然。在1990年代的电影里，依然可以找到类乎于《早春二月》中表现个人在与社会环境冲突时风狂雨斜、涟漪四散的情景。在这一表现形式的得宠之中，无疑有民族很深的抒情情怀和哲学观念的影子。也许用试图实现“天人合一”来索解会发现其中的内涵。以水华的《伤逝》和《林则徐》为例，前者的异性相通心花怒放的感情，不是西方以人为体的表述方式，肌肤之爱不是归属，那是达到感官动情的程度；中国人反而在情感相通时追求与人体外界沟通的形式，诸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移情，“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怀想，“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秋风；而今听雨僧楼下，鬓已星星也。……点滴到天明”的情感衬托；“客亦知乎水与月乎？……而又何羡乎？”的物我呼应。这里的人不是人本身，而是带有和天地万物交相呼应的生灵。中国文化对人的认定，是开阔而灵动的，人与天地的交融和谐才是最高境界，惊天地泣鬼神的效果才是人的价值体现的效果。在《红高粱》中的高粱婆娑，《黄土地》的黄土绵延、黄河喧唱、求天降雨的浩荡人流，《青春祭》中广漠山地中的孤立个人，《乡音》中人与重峦叠嶂山野的呼应，等等，莫不是这种人与自然交融的人生境界。及至《林则徐》送别场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虽只是空镜透视人生情感，而追求天人合一的隐蔽意念却是可以感悟到的。

相比于对空镜头的偏好，歌曲的频繁穿插，也是中国电影特别突出的现象，直至21世纪的一些电影依然如故，这似乎也同样体现了言外之意的表达效果。自1930年代有声片出现后，插曲于影片就几乎必不可少。成功者如《渔光曲》（当然还不是完整的有声片）中插曲，凄婉动人。《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天涯歌”传达人物心境神情，恰到好处。《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抒情点题，苍凉而悲愤，是影片有机组成部分。还有，建国后的《红色娘子军》插曲对制造气氛和强化主题也意义明显。从《冰山上的来客》、《小花》、《归心似箭》，直到1990年代的许多电影，歌曲和电影如影随形，难以割舍。中国电影有脍炙人口的好插曲，但中国电影的歌曲明显是在表达一种国人的观念，即表现某种“意味”，当无法抑制住的情感又不能在故事中体现时，突然歌曲划过空气向观众扑来，如此多番，颇为时尚。

应当指出，中国电影歌曲的作用不同于印度电影的载歌载舞，那多是叙事内容的组成部分。中国电影歌曲实际上主要是一种“言外之意”的表意方式，它更多并非内容之必须，却是气氛、意味之必要──在编导看来是如此。追溯起来还是和传统民族心理有关，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者，当叙事重在理念的表现时，歌曲就成了衬托情感、弥补形象的方式，但凡抒情的功能都用歌曲来表现，不管先声夺人，还是与内容同一步骤，或是后补抒情，延续情感，中国电影的歌曲是一道不可少的风景线，直至滥情，甚至令人生厌。我们时常奇怪，何以歌曲有那样大的魅力，使编导一而再、再而三的炮制插入？看来，习惯定式、迁就惯例、甚至是无能者都自觉意识到没有歌曲影片将乏味，是导致歌曲不绝如缕的主要外在原因。但实际上，歌曲与中国人的情感流脉是息息相关的，恰当的出现和中国电影本质上的民族风味就会实现“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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