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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率先走出国门学习舞蹈的先驱人物是晚清宫廷舞蹈家——裕容龄。
在对西方舞蹈的学习与吸收上，裕容龄是走出去的，与此同时，大量的欧美歌舞团体进入中国。
1886年，一个《点石斋画报》上有一条这样的消息：一个名为车尼利的西方马戏团在上海演出。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来中国演出的外国马戏团。这个马戏团的节目有跑马、调狮、钻圈、掷帽、正剧、杂剧、鼓人舞蹈等等。在这些节目中，舞蹈的比重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熟悉祭祀乐舞和宫廷舞蹈的国民来说，舞中强烈的娱乐性让人大受刺激。随后，西方各种歌舞表演团体纷纷来华演出，在中国掀起了一个西方马戏和歌舞的传播之潮。
西方舞蹈团体的这一系列演出活动，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从此，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特别是大都市里，西方式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人们一种追求的时尚，这就是以《华尔兹》、《探戈》、《列对方阵舞》等为代表的西方社交舞。
社交舞，又名“交际舞”、“交谊舞”。它是一种人际间进行社会交往活动时， 以男女对舞的形式进行表演的舞蹈活动。西方早期的社交舞主要流行于宫廷和上层社会，随着社会变革、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社交舞蹈也从深宫贵宅走向各阶层人士都能自由参加的公共场所。这种以男女对舞的形式来进行交流的西方交际舞，在20世纪初由西方舞蹈团体、商人和旅华外侨或留学欧美归国人员传入到中国各大城市。交际舞在中国的传播时间非常之快，在各大城市学舞者日益增多，国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交际舞，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于是，围绕学习教授交际舞的机构迅速产生，出现了很多交际舞学校和书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俄国侨民司大纳基芙曾在哈尔滨、青岛、上海开办的跳舞学校，教授的是当时世界最为流行的探戈、华尔兹、查尔斯顿舞等。杰克·坎根办的跳舞传习所，该所自有一套交际舞的教学体系，不少舞者慕名而去，在当时已很有名气，成为舞蹈名家与各界知名人士经常联欢之地。
西方舞蹈，尤其是西方交际舞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有着它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十分忌讳男女之间的身体公开接触，“男女授受不亲”是严格遵循的祖传训诫。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与西方式的生活娱乐方式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种文化背景并未对西方舞蹈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受到丝毫影响。国人也没有拒绝对西方舞蹈这一新生事物的接受与学习。相反，人们开始热爱交际舞，“随着五洲万国文物人事之相接日繁日近，中国固有的传统礼节便‘不得不有所迁就，改良实时势使然’。由此早年认为男女合群手舞足蹈‘有伤风化’避而不观的中国人，随跳舞潮流由领海一带向内陆澎拜涌来，其旧有之念渐次华离犋碎。”
西方舞蹈文化的传入与当时改良派、洋务派们在小说、戏剧、音乐等领域提出的变革主张与要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从表面上看来，舞蹈并不处在新旧文化冲撞的峰口浪尖，但是，西方舞蹈中的人文主义和革新精神，以及表现出来的艺术审美趣味，已经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
（二）
当历史走进20世纪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者和改良派人物纷纷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提倡民主，谋求变法，主张废科举办新学。这种“教育救国”行为，对中国现当代舞蹈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直接的表现是在普通学校里开设了新式音乐课和体育课。与此同时，也把舞蹈列为体育课的主要内容，从而达到锻炼国人体魄的目的。
这种把舞蹈与学校体育结合的做法完全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在西方人看来，舞蹈能培养人的灵活性，锻炼人的反应速度和身体的协调性，更能训练人对于体态美感的感受力。因此，体育课里安排舞蹈的内容是十分自然的。在这样一种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舞蹈家们竭力效仿上述做法，将舞蹈与体育有机结合，在新式“学堂”传授。据记载，当时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有不少学校相继开设了体育和舞蹈课。这一现象为校园舞蹈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在谈到20世纪的舞蹈教育和现代歌舞时，不能不提到黎锦晖。
（三）
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新舞蹈艺术运动”，这是由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先驱吴晓邦倡导的。 1935年9月，吴晓邦在上海举办了“晓邦舞蹈作品发表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个人舞蹈作品发表会，演出了他创作的《送葬》、《傀儡》、《小丑》、《幻想的破灭》等11个舞蹈。这标志着他用新舞蹈艺术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开始宣战。在抗日战争时期吴晓邦以抗日救国作为己任，怀着强烈的革命热情，先后创作了100多个舞蹈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大刀进行曲》、《丑表功》、《流亡进行曲》、《思凡》、《饥火》、《血债》等和舞剧《罂粟花》、《宝塔与牌坊》、《虎爷》、《春的消息》等等。在这些作品里，吴晓邦将他所同情、所爱、所寄予希望的人们搬上舞台，真实地实现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舞蹈作品内涵深邃，富于哲理性，大部分是暴露旧社会的黑暗，讴歌人们为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伟大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四）
1942年，是20世纪中国舞蹈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年5月，在我国北方的黄土高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性舞蹈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它的产生深深影响了中国舞蹈发展的方向。 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边区的文艺工作空前的活跃，掀起了一场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首当其冲，组织起了第一支秧歌队，他们对民间的秧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将民间秧歌中原由伞头手举伞和棒槌道具改为手举镰刀斧头，装扮成工农形象；将原由舞蹈中男扮女装的形象改为工农兵学商；将原由舞蹈中跑“万字形”场图改为走“五角星”等等。这些改革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许多艺术家纷纷加入到秧歌队，走向街头，扭起了“新秧歌”，引起很大反响。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秧歌运动在延安开展起来了。于是，诞生了一批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反映边区人美好生活的文艺作品，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赶毛驴》、《四季生产舞》、《小放牛》、《挑花蓝》、《七枝花》、《南泥湾》、《组织起来》、《大秧歌舞》、《腰鼓舞》、《丰收舞》等。其中，《大秧歌舞》、《腰鼓舞》、《丰收舞》等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新秧歌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它以鼓舞人心和军民喜闻乐见为艺术标准，在特定的时代里起到了今人难以想象的作用。同时，它体现了中国民主进程中特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理想。延安新秧歌是支撑40年代进步歌舞文化的主流，这一运动对中国新文艺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舞蹈的发展产生的直接结果是：使中国现代舞蹈第一次踏上了学习民间艺术的运动轨迹。这种学习民间艺术的热潮自40年代延安兴起后，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15年时间里再度兴起。此次大规模的民间舞蹈采风和学习热潮，则完全是“新秧歌运动”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深入。
（五）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物的中国新舞蹈艺术，伴随着中国人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历经了它的光荣与梦想；终于在共和国诞生的隆隆礼炮声中掀开了它全新的一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当代舞蹈艺术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新中国的诞生，使饱尝了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受了当家做主的喜悦。人们各个兴高彩烈，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汇成了一股劲，在舞蹈上的具体表现是集体舞的大流行。随着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衣着款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青年人们穿着新式的衣服，跳起欢快的舞蹈，成为那个时期的时尚。从中南海到各省省会，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人人都能跳上一段“华尔兹”、“探戈”舞，人们把这一行为形象地称为“蹦嚓嚓”，这是一种对流行的国际交谊舞的称呼。这使我们想起了世纪初的那次交谊舞大流行的场面，50年代流行的交谊舞与世纪初的那次相比更具有全民性。此外，一些音乐工作者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了集体舞的创作，一批以中国音乐编排的集体舞诞生，如《青春圆舞曲》、《邀请舞》、《咱们工人有力量》、《社员都是向阳花》等等。这些舞蹈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风靡全国的舞蹈。与此同时，戴爱莲开创的“边疆舞”也十分流行，从舞种到内容与形式，在原有基础上更加丰富。
这种舞蹈热潮不仅在都市如此，而且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更是兴旺。翻身农民们纷纷加入了民间歌舞的大潮中，在广大汉族民间，农民们把传统的秧歌、龙舞、狮子舞、高跷舞、旱船、跑驴、竹马、小车等这些深受百姓喜爱的民间艺术舞了起来。如安徽凤阳花鼓，过去是一种闹饥荒流落它乡讨饭时表演的舞蹈，如今成了最好的大众抒情方式。“灯舞”是流行于长江、黄河广大地域的民间舞蹈，50年代以后，每逢年节各地的“灯舞”活动精彩纷呈，表达了人们对新社会的一片祝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民间艺人，如：傣族著名的舞蹈家毛相是傣族舞蹈的代表，他表演的《孔雀舞》、《嘎光舞》等闻名遐迩。他表演时，常常穿戴起高高的孔雀服装架子，模仿孔雀开屏的优美姿态，引得群众的喝彩。还有善跳东北秧歌的齐怀学、安徽花鼓灯名家冯国佩、以丑角表演闻名全国的周国宝等等，在中国舞蹈界享有很高的名望，他们为中国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突出的。
可以这样说，50年代是我国群众舞蹈开展的最热烈、最活跃的时期。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刮起了“浮夸风”，许多表演团体和群众艺术场馆都先后被撤消，这些因素深深制约了群众舞蹈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除四害舞》、《抓老鼠舞》等一些概念化、标签式的舞蹈形式。
（六）
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舞蹈领域里首先遏制了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在舞蹈创作领域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舞蹈作品要塑造“英雄人物”，突出表现阶级斗争，在短短几分钟的舞蹈里表现阶级斗争的内容。一些表现花、鸟、鱼、虫、神话、童话、爱情等方面的内容被一概否定，如舞蹈《春江花月夜》被指责为“披着华丽的外衣，兜售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的作品”。认为该舞表现了追求没落生活的贵夫人之流的感情。总之，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传统艺术形式都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具革命性与斗争性的“造反舞”和“忠字舞”。
“造反舞”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产物，它是随着“文革”中的“红卫兵”现象而产生。“造反舞”最初的表现形式是：
一些参加了“革命”的学生，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宣传队”的形式在街头巷尾唱歌跳舞，所唱“造反歌”配以“造反舞”。之后，这一舞蹈形式以惊人的速度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舞蹈。“造反舞”以“挺胸架拳提筋式、托塔顶天立地式、扬臂挥手前进式、握拳曲肘紧跟式、双手捧心陶醉式、双手高举颂扬式、弓步前跨冲锋式、跺脚踢腿登踹式”为主要动作形态。这一动作形态后来被人们戏称为“八大件”。与“造反舞”相对应的是“忠字舞”，它是继造反舞之后流行于全国的又一大众舞蹈。该舞在表演时，舞者手持红色绸巾，唱着“语录歌”、伴以“十字步”、“弓箭步”、“吸腿跳”等舞步，边唱边舞。有学者考察后认为，这一舞蹈源自于蒙古族民间舞蹈“安代舞”，或许是内蒙古地区的红卫兵发明创造，而后流传于全国。在那时，从街头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无处不见“忠字舞”的影子。
十年“文革”，使中国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受到了影响。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在中国的舞坛上却发生了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发源于西方贵族宫廷的“芭蕾舞”艺术形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和普及。
早在1957年北京舞蹈学院就开设了芭蕾舞专业，中国的芭蕾舞教育从开始就接受了俄罗斯学派的影响，不少前苏联专家曾多次来华传授芭蕾舞艺术。在他们的帮助下排演了世界古典名剧《天鹅湖》、《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等，从而奠定了芭蕾舞在中国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芭蕾舞艺术有了新的要求，芭蕾舞要有中国自己的剧目的呼声日益强烈。1964至1965年间，两部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诞生了。这是中国舞蹈史上第一次用西方芭蕾艺术形式来讲述中国军民斗争生活故事的艺术作品。
《红》、《白》两剧使中国解决了芭蕾舞民族化的问题，使芭蕾舞这一西方艺术具有了“中国特色”。在具体表现手法上，《红》、《白》两剧打破了西方芭蕾舞艺术原有的局限性。在西方芭蕾舞中，以神仙、公主、王子等为主人公已成为一种惯例，而在《红》、《白》两剧中，中国的舞蹈家们从形式到内容彻底改变了这一模式，使普通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深受压迫的穷苦人，成为了舞剧的主角，老百姓及其命运变化上升为决定性的艺术因素。此外在艺术手段上依据中国人的欣赏，加入了中国民间舞蹈素材和富有中国民间音乐风格的旋律，将芭蕾舞动作语言的审美经验与中国人的审美趣味紧紧结合在一起，从而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应当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两部民族芭蕾舞剧广泛结识、参与到包括芭蕾舞艺术在内的舞蹈活动中去的。《红》、《白》两剧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也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这一点在今天也是无庸质疑的。这两部舞剧的成功，不但体现了我国舞剧创作上的探索成果，而且引起了整个世界芭蕾舞坛的瞩目。
《红》、《白》两剧在60年代后期被封为“革命样板戏”，于是，在全国刮起了一股“红色芭蕾旋风”，芭蕾舞艺术以惊人的速度在各地传播和普及。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到业余，从成人到少年形成了一个跳芭蕾的浪潮。芭蕾舞艺术走进平民的生活，真正成为平民的艺术。这场“样板戏普及运动”，对中国人是一次被革命浸染过的芭蕾舞知识和审美风格的普及教育。
（七）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干枯了多年的舞蹈又开始滋润起来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又响起了“华尔兹”的音乐，与交谊舞久别的人们又开始跳起来了。在舞蹈界，很多中老年舞蹈家们重返舞台，一大批经典剧目被重新上演，如《荷花舞》、《孔雀舞》、《天鹅湖》等。文化部、国家民委多次举行了全国性的文艺调演，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繁荣了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舞蹈作品，人们切身感受到了舞蹈艺术的又一个春天。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舞蹈作品是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它荣获了“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奖”。1979年，甘肃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了以古丝绸之路上的善恶故事为背景，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为题材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该剧主要歌颂了创作盛世精品敦煌壁画的普通画家，赞美了中外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丝路花雨》不仅剧情曲折复杂、人物形象生动，而且场面恢弘，服装精美，舞美设计与音乐都有新意。剧中的“琵琶舞”、“波斯舞”、“盘上舞”等舞段新颖别致，编排独特，尤其是剧中那些带有异域情调的舞蹈曾令当时的观众兴奋不已。就舞蹈艺术而言， 《丝路花雨》的最大成就在于“复活”了敦煌壁画的舞蹈形象，在深入研究敦煌壁画乐舞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舞种——敦煌舞，其中“琵琶舞”中的“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造型更是成了“敦煌舞”的经典标识。
舞剧《丝路花雨》的出现不仅在中国舞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且创造了中国民族舞剧巡演世界的纪录。从此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持续不断的“古代乐舞复兴”，出现了一大批“仿古乐舞”，如：《仿唐乐舞》、《编钟乐舞》、《西夏古风》、《九歌》、《长安乐舞》、《汉风》、《铜雀伎》等等。中国“古代乐舞复兴”之风，不仅极大的丰富了艺术创作，而且继承和宏扬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舞蹈家们前所未有的艺术创作力。
这一时期，中国民间舞蹈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人才辈出、创作空前活跃的局面。张继刚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1991年，由张继刚导演的一台名为《献给俺爹娘》的舞蹈专场晚会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这台晚会在中国舞蹈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是一台具有文化“寻根”意味的舞蹈晚会。张继刚有着深厚的黄土文化根基，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在舞蹈《黄土黄》、《俺从黄河来》、《一个扭秧歌的人》、《好大的风》等一系列作品中，张继刚充分挖掘民间舞蹈的表现力，讲述了黄土高原人的悲欢离合，作品深刻关注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意识。他的舞蹈注重情节，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细腻，讲求戏剧的矛盾冲突，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张继刚是一个多产编导，自1986年以来的十余年间，共有160多部作品问世，这些作品不但赢得了荣誉，使他成为中国舞蹈界的“世纪之星”，也在舞蹈界之外为舞蹈界赢得了声誉，从而改变了人们对“民间舞蹈无法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的陈旧观念。
通过张继刚的这些作品清晰地折射出青年编导们怎样感受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不是一味地去追随时髦，而是竭力地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不断探索和提高中国民间舞蹈的表现力。
中国舞蹈在整个20世纪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舞蹈队伍越来越壮大，舞蹈艺术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舞蹈创作领域思维活跃，观念更新，呈现出了多元文化格局。很多舞蹈家们在扎根于本民族文化这块深厚土壤基础上，努力寻求中西方舞蹈文化的结合点，不断尝试着以西方文化的观念，现代舞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来读解中国传统舞蹈文化，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种探索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会表现的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