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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冤假错案的目标原本应当是纠错、防错，但实践中却变成一边纠错，一边还在不停犯错，这是不对的。
经济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中职务犯罪问题，没有真凶，没有死人，冤假错案很难被发现和纠正。
职务犯罪比较复杂，涉及刑事民事交叉；犯罪行为比较隐秘，证据问题比较混乱，证据最难找，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目前，从中共中央到相关部门，一再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强调依法治国，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但是实践中力度还不够，老百姓还在纷纷申诉、上访。虽然中央决心很强、信心很大，老百姓期望值很高，但实际上解决起来还是有很多困难。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是我们刑事诉讼理念有问题。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都很好，但是缺乏很好的救济措施确保其落实。防止冤假错案涉及很多方面，我想重点谈职务犯罪中的问题。
为什么把职务犯罪作为典型问题，单独拿出来探讨，有三个原因：
首先，预防冤假错案的目标原本应当是纠错、防错，但实践中却变成一边纠错，一边还在不停犯错，这是不对的。
其次，纠错范围有限。我们看到的很多被纠正的案件，大多是真凶再现，死人复活，真相摆在那儿，这类案件不纠不行。但实际上，有多少案件真凶没有找到，死人没有复活？更多案件没有真凶也没有死人，比如除杀人以外的其他经济犯罪等，特别是经济犯罪中职务犯罪问题，没有真凶，没有死人，冤假错案很难被发现和纠正。我们都支持反腐败，但反腐败要遵守正当程序，要体现司法公正，如果司法不公正，就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第三，职务犯罪比较复杂，涉及刑事民事交叉。有时候我们的知识面有限，包括律师在内相当一部分人是搞刑事不懂民事，搞民事不懂刑事，对交叉学科的了解少之又少。刑法和民法专业化，搞学术研究可以，但在司法实践上，知识面单一狭窄，就会有很多限制，产生不同认识。比如说贪污，用类似贪污手段拿了钱，虽然收了别人的钱，但是没有进行谋取利益的钱权交易，这种情况就容易形成冤假错案。另外职务犯罪行为比较隐秘，证据问题比较混乱，证据最难找，也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现在提出很多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措施，基本上没有落实，如果落实不了，还会继续出现冤假错案。
第四，职务犯罪还有一个特点是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十几年前国企改制时候，确实有些人利用改制机会将国有资产占为己有，出现一些贪污腐败案件。同时也存在错案：一种情况是改制时候就错了。另一种情况是，改制完成之后企业搞活，发展起来，之后觉得改亏了，就揭发改制时候有贪污、侵占、欺诈的行为等，这是很不讲道理的思维方式。比如，一个企业卖掉了，买方经营若干年后，回头说买方当时诈骗。买卖双方谁能骗谁？主动权在卖方，买的能骗卖的吗？就因为买方买的是房地产，过四五年地价上涨，该房产涨了好几个亿，这时候卖方觉得当时卖亏了，就说是诈骗。这是当年国企改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改制当中的政策。这些年我遇到很多案件，改制时候地方政府强力推进，发布各种文件限期改制、施工占领，限期必须把企业买过来，没有钱可以向公家借，这在当时都有明文规定。但事后却不认帐，说成是贪污、挪用资金。对当时政策对错我们不评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策强推实现改制的后果，责任由谁来承担？如果由买方来承担，显然没有道理。
比如我曾经办的余小唐案件，改制时候企业是负资产，买方承担几百万元的债务接收企业继续经营。若干年后，企业盈利，资产上亿，卖方说买方采取虚假出资、虚假变更股东、虚假法定代表人的方式，通过变更公司股权的手段，侵吞上亿元公共财产。我说不对，我们要看改制的时点上卖方有没有钱。后来我的观点被接受，但检察机关重新做鉴定，把负资产鉴定成正资产几千万元。10年前已经对原始帐目进行过审计，10年后对10年前的资产重新评估，却从负资产变成正资产几千万，这是人为的。
除此之外，有些时候把权力、经济利益诉求放在个案里面，有的是权力斗争犯罪，有的是民事纠纷犯罪。
职务犯罪问题，其中包括国企改制当中的问题，是我从律师实务角度发现在现实中存在的一个问题，过去的问题很少纠正，现在依然在发生。要真正落实法治社会，必须重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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