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摘 要：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大师辈出，寺院众多，崇佛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是我国古代佛教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然而由于社会地位、学识修养以及人生阅历的不同，每个人对佛教的认知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其中，作为朝廷最为重要官员的宰相对佛教的认知也
摘 要：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大师辈出，寺院众多，崇佛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是我国古代佛教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然而由于社会地位、学识修养以及人生阅历的不同，每个人对佛教的认知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其中，作为朝廷最为重要官员的宰相对佛教的认知也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通过对唐代部分宰相对佛教认知的研究，探析唐代宰相是如何认知佛教以及这种认知的特点，能够更好地了解唐代宰相的思想。
关键词：宰相;佛教;认知;戒律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至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在唐代，佛教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其中也包括了许多位高权重的宰相。唐代宰相或者体悟佛教的大义、或者刻意遵循佛教的戒律、或者关注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或者与佛教高僧谈禅说理，对佛教都有各自的认知。
对佛教大义的体悟
武则天在位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她在全国广建佛寺，大造佛像，并组织大规模的翻译佛经活动。神龙年间，武则天让僧人薛怀义负责修建明堂。薛怀义建造了一尊巨大的佛像，“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3] 。对武则天消耗大量财富，加重百姓负担的事佛行为，狄仁杰、李峤等宰相都提出严厉批评。狄仁杰对武则天说：“臣今思惟，兼采众议，咸以为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4] 李峤则说：“臣以法王慈敏，菩萨护持，唯拟饶益众生，非要营修土木。”[4] 狄仁杰、李峤都以佛教主张的“慈悲”、“饶益众生”，反对武则天劳民伤财的事佛行为。由此可见，狄仁杰、李峤对佛教大义是有深刻地体悟。
在佛教发展史上，许多宗派都主张通过念佛诵经、建寺度僧、恪守戒律等行为修行成佛，无数的佛教信徒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到了唐代，禅宗兴起，这种向外求佛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禅宗六祖慧能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5] 他认为佛在每个人的心内，而不是在人的身外，求佛要依靠自身内心的修炼。同时，他还宣扬“顿悟成佛说”，否定了传统的念佛、坐禅、守戒等求佛方式，主张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寻求成佛之路。唐代著名宰相姚崇对佛教的认知就体现出明显的禅宗印记。姚崇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后赵;罗什多艺，不救于姚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志发慈悲，心行利益，若苍生安乐，即是佛身。”[4]
唐代宰相对佛教的认知，不是体现在他们对佛教哲理的理解，而是体现在他们对佛教大义的体悟，即对佛教主张的人应该止恶向善、发明本心等慈悲心怀的认知上。狄仁杰、李峤、姚崇等人虽然都不是佛教信徒，他们对佛教抽象、深奥的哲理缺乏全面、透彻地理解，也没有恪守佛教繁琐的仪式和众多的戒律，但是他们都能深刻领悟佛教的大义，并把这种义理运用于治国的实践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具有佛教精神的。
刻意遵循佛教的戒律
随着佛教理论的不断发展，戒律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现存佛教三藏的“律”部中就包含有大量有关佛教戒律的内容。在佛教发展史上，许多宗派都重视修习、恪守佛教的各种戒律。其中，建立于唐代的律宗尤其重视研究和传持佛教的各种戒律，认为只有修习、恪守戒律才能最终成佛。律宗的创始人道宣把各种戒律分为止戒、作持两类，要求信徒严格遵循这些戒律，切实做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道宣通过这些戒律对信徒的行为做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唐代一些宰相也以遵循佛教戒律闻名。
唐王朝立国后，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儒、道、佛三教并立的政策。但由于儒家在治理国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李唐王室又自称是老子后裔等原因，佛教的地位在通常情况下都低于儒道两家。武则天时期，一些僧人利用佛教为武则天登基造势，武则天也想通过佛教证明其称帝的合法性，并巩固其帝位。为此，她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在武则天时期获得迅猛发展。唐玄宗登基后，尊崇道教，佛教的势力和影响受到很大削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加之肃宗、代宗、德宗等最高统治者都有意保护佛教，佛教又获得一次发展良机，崇佛之风在社会上再度盛行，信徒人数与日俱增。在形形色色的佛教信徒中，唐代宗时期的两位宰相杜鸿渐、王缙堪称是遵循佛教戒律的“楷模”。
在唐代，宰相身系天下安危、百姓存亡，在朝廷中责任重大。杜鸿渐身为宰相，碌碌无为，乏善可陈，而唯以嗜好佛教著称。杜鸿渐经常口诵“常愿追禅理，安能挹化源”[4]，以此表达他的向佛之意。他经常和同任宰相的王缙为寺院捐献财物。在病危之际，杜鸿渐让僧人剃掉自己的头发，并且留下遗言，要求家人在他死后按照僧徒的埋葬方式安葬自己。杜鸿渐这种遵循佛教戒律的行为当时就遭到人们的讥笑。王缙对佛教戒律的遵循与杜鸿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缙终生吃素食，他不仅经常和杜鸿渐捐钱修建寺院，并且还劝导朝廷其他官员也为寺院捐献财物。在妻子死后，王缙把自己的一处住宅捐出作为寺院，并剃度了30多位僧人。王缙虽以崇佛、遵循戒律闻名，但又十分迷恋钱财，善于聚敛。《新唐书》中说他“性贪冒，纵亲戚尼招纳财贿，猥屑相稽，若市贾然。”[6] 正因为如此，虽然杜鸿渐、王缙事佛非常慷慨，遵循佛教戒律甚严，但他们的行为却不为世人认可。 如果说杜鸿渐、王缙崇佛，不只把遵循佛教戒律当作个人喜好，而且和另一位宰相元载把佛教禳凶祈福、因果报应的观念灌输给唐代宗，并极力诱导唐代宗事佛。唐代宗曾问元载等人，佛教的禳凶祈福、因果报应是否可信。元载说：“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3]杜鸿渐和王缙都极力附和元载的说法。在元载等人反复诱导下，唐代宗在皇宫内建佛像，设道场，念经礼佛，大搞佛事活动，导致庄严肃穆的皇宫就像是一个寺院。由于崇信佛教，唐代宗对一些僧人横行不法的行为采取了置若罔闻，甚至姑息纵容的态度。当吐蕃人大举入侵时，唐代宗竟然让僧人诵读佛经以御敌。唐代宗时期朝政日非，与元载等人极力诱导唐代宗事佛有密切的关系。
狄仁杰、姚崇等宰相虽然都不是佛教信徒，也没有恪守佛教的各种戒律，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却与佛教大义相符。杜鸿渐、王缙等人虽然刻意遵循佛教戒律，但他们只是注重佛教外在的形式，而违背佛教的大义。刘d评价杜鸿渐时说：“事佛徼福，朋势取容，非君子之道焉。”[4] 刘d指出了杜鸿渐、王缙等伪佛教信徒事佛，刻意遵循佛教戒律的本质。
对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
唐王朝建立之初，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儒、道、佛三教并重的政策。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变化，唐代宰相关于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又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三种观点，其中夸大佛教在治国中作用和认为佛教危害天下这两种观点影响较大，而持折中调和观点的声音则微乎其微。
在唐代，首先肯定并夸大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宰相是张说。张说是一位非常重视对民众进行教化的宰相，主张实行开明的佛教政策。他在《进佛像表》中说：“皇帝事业，远存荒塞，拯溺救焚，身勤虑苦，归诚佛宝，何神不据？信知功遍区域，泽周生人，心凭神灵，躬履危险，故皇天眷命，奄有邦家。后嗣圣人，钦承大宝，所当思由积德而兴帝系，本艰难而成王业。先圣一心奉佛者，盖为百姓求福也。”[7]显而易见，张说夸大了佛教在治国中的正面作用。唐代另外一位著名宰相裴休则将事佛和崇儒相提并论。裴休在其撰写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中说：“为丈夫者，在家则张仁义礼乐，辅天子以扶世导俗;出家则运慈悲定慧，佐如来以阐教利生。舍此无以为丈夫也，背此无以为达道也。”[8]认为士人在家应践行儒家思想，出家则应躬行佛教主张。
与此同时，唐代也有不少宰相向皇帝力陈事佛对朝廷的危害。他们反对事佛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事佛消耗社会财富，加重百姓的负担。武则天在全国广建佛寺，大造佛像。狄仁杰上书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楚。”[4]狄仁杰从事佛役使民力，耗费钱财，加重百姓负担的角度出发，激烈反对武则天事佛。其次，佛教势力的膨胀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和兵源，危及国家安全。在唐代，佛教信徒既不缴纳赋税，也不服兵役。同时，寺院所占有的大量地产也不给朝廷缴纳赋税。这样，随着佛教的迅猛发展，朝廷的财政收入和兵源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一些宰相就极力反对佛教。宰相李峤就曾上书说：“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税，何以补之。”[4]李峤较早观察到佛教过度发展对朝廷的危害。出于同样的认识，宰相李德裕曾做《梁武论》一文抨击佛教。他在文中说：“梁武建刹三百余所，而国破家亡，其祸甚酷。”[9]李德裕后来才大力协助唐武宗灭佛，帮助唐武宗克服用兵经费匮乏和兵员不足的问题。第三，佛教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发生冲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伦理就成为中国人的最核心的伦理观念。而外来的佛教与儒家的伦理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唐代一些宰相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立场上，猛烈抨击佛教，其代表人物是李德裕。李德裕认为：“夫释氏之教，出于西夷，弃五常之典，绝三钢之常，殚尽财力，耗蠹生灵。罢黜其异端，以正王度，庶可复古。”[9]
唐代宰相对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一方面与宰相个人的思想认识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朝廷面临的内外形势有密切联系。张说担任宰相时，唐王朝政治开明，国力强盛，而张说本人又非常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他必然会肯定或夸大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到李德裕担任宰相时，唐王朝内外形势都异常严峻，李德裕和唐武宗都想通过打击佛教摆脱朝廷的困境。李德裕抨击佛教的危害就无足为奇了。
实际上，对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一方面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它有消极影响，就全面抹杀它。
与佛教僧人的交往
佛教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宗派众多，寺院林立，大师辈出，社会各阶层崇佛蔚然成风。佛教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唐代不少宰相也与佛教中的高僧有了密切交往，并留下许多宰相与高僧交往的佳话。
神秀是禅宗的大师，他的思想在武则天时期非常流行。神秀被武则天请到长安后，许多达官贵人都去拜谒他，听他讲解佛法。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张说也去向神秀请教佛法。事后，张说对人说：“禅师身长八尺，庞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10]张说对神秀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神秀圆寂后，张说为神秀撰写了碑文，即著名的《神秀碑铭》。在铭文中，张说对神秀及其禅宗思想大加赞扬。由于张说是文坛“大手笔”，又三次出任宰相，他对佛教及神秀的态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张说还与唐代著名僧人一行有间接的关系。一行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大唐新语》的作者刘肃说：“得僧一行，赞明阴阳律历，以敬授人时。”[11]一行主持制定的新历法《大衍历》是经过张说等人整理编定，并颁行天下的。这也是唐代宰相与高僧的一段缘分。 怀晖是唐代中期的著名高僧。元和三年（808），怀晖曾受唐宪宗诏命，入住长安章敬寺毗卢遮那院。怀晖在长安期间，“都城名公，义学览集，击难者如云。师乃大震雷音，群英首伏，投针契意者，得意忘言” [8]。宰相权德舆曾前往章敬寺聆听怀晖讲解佛法。怀晖去世后，权德舆为他撰写了碑铭。在铭文中，权德舆指出怀晖的禅学比较平实而且易于接受，并认为其内容可以和《中庸》、《易经》等儒家经典相互印证。同时，权德舆还回忆了他30年前听道一讲解佛法，后来又聆听怀晖讲解佛法的过程。权德舆以文学见长，“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将相洎当时名人薨殁，以铭纪为请者什八九，时人以为宗匠” [4]。文学巨匠权德舆为怀晖撰写碑铭扩大了怀晖及佛教的影响。
裴休是唐代尊崇佛教的著名宰相。史载他“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后，不食荤血，常斋戒，屏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歌赞呗，以为法乐” [4]。裴休由于喜欢研读佛教经典，而且经常在处理政事之余与五台山等地的高僧谈论禅理。因此，他颇能领会佛教的精髓。裴休关于佛教的若干论述都因论证严谨，见解高明得到僧俗两界的普遍认可。裴休不仅研读佛典，恪守佛教戒律，而且还支持唐宣宗实行开明的佛教政策，为佛教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裴休被人称为佛教的“护法使者”。
除了张说、权德舆、裴休等人外，唐代还有许多宰相，如张延赏、崔群、裴度、李吉甫等人都曾与当时的高僧有交往。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后，唐太宗曾经命令房玄龄召集50余名高僧，协助玄奘翻译经书。唐高宗即位后，也曾命令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共同润色玄奘翻译的经典。可惜的是，他们与玄奘的具体交往，都未见诸现存文字。
总而言之，佛教宣扬的慈悲为怀与儒家提倡的“仁”有共性，佛教的四大皆空和道家的清心寡欲相契合，佛教的“空”和玄学的“无”有相似之处，再加上佛教具有高深的哲学思辨色彩，寺院环境又多景色优美、寂静深幽，得道高僧也常常为世人指点迷津等原因，唐代许多深谙传统文化，而又饱经宦海风波的宰相都乐于和佛教高僧交往，并与他们谈禅说理，体悟人生真谛。从许多唐代宰相为高僧们所撰写碑铭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与这些高僧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思想上也受到这些高僧的影响。
对佛教认知的特点
早期的佛教高僧往往是借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阐释佛教的思想，当时的中国人也是在儒道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认知佛教的。因此，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国人在对佛教的认知上才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唐代宰相对佛教的认知正好体现了这一特色。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古代的高僧和士人把佛教和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以及玄学的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的思想体系。在唐代，许多宰相既精通传统思想，又深谙佛教理论，他们把中国传统思想和佛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他们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佛家和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
首先，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儒家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对中国古代优秀的政治家都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然而，唐代许多优秀的政治家虽然身体力行儒家的主张，但并没有因此就简单地否定、排斥佛教，而是看到了佛教与儒家思想相吻合的地方，并以佛教的思想补充、完善自己的儒家思想。宰相狄仁杰、李峤、姚崇等人都把佛教主张的慈悲和儒家提倡的“仁”及“仁政”思想结合起来，作为他们治国的指导思想。宰相韦处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于廷诤敷启，及驭辖待胥吏，劲确嶷然不可夺” [4]。韦处厚在朝堂之上表现出儒家的刚正人格。然而他“雅信释氏因果，晚年尤甚” [4]，朝堂之外又经常表现出佛教的宽容、随和气象。
其次，佛教和道家思想的融合。佛教认为现实世界虚妄不实，宣扬“诸法性空”，道家则认为万物生于有，而有又生于无;佛教主张消除妄念，道家强调“无为”。因为佛教和道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唐代一些宰相既喜爱道家，又乐于接受佛教。宰相房绾经常与友人一起“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 [4]。而另外一位宰相杨绾，“清识过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经》奥义，先儒未悟者，绾一览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宗释道二教，尝著《王开先生传》以见意，文多不载。凡所知友，皆一时名流。或造之者，清谈终日，未尝及名利”[4] 。房绾融佛、道于一身，而杨绾更是将儒、道、玄学以及佛教融为一体。
二、注重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对佛教的认知主要是从佛教是否有利于治国出发的。
佛教主张通过戒、定、慧等“三学”的修行，破除世俗的认知，从而摆脱一切妄念，并最终成佛。它强调个人的修行，关注人自身的觉悟，主张通过现世的修行换取来世的幸福。这与中国儒家重视建功立业，关注现世的文化传统截然相反。唐代宰相“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 [6]，他们在论及佛教时，首先考虑的是佛教的治世功能，而不是佛教对个人的价值。狄仁杰说：“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施舍无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益勤王之师？”[4] 张镐对唐肃宗说：“臣闻天子修福，要在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4] 狄仁杰、张镐与前文夸大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张说、裴休相比较，虽然他们的认知相反，但认知的出发点却是相同的，他们所关注的都是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唐代宰相对佛教的认知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一方面把佛教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关注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而不仅着眼于它对个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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