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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县乡食品站
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进和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为了保证城市人口肉食需要，中央政府决定实行生猪派购。
下派预购任务
每到秋收时节，这段时期的收购任务最难完成，每年在这个时候，全县造成库存空虚，省市县都电报督催，亦无猪可调。因此，外调及市场供应均极其紧张。原因是：由于秋收开始，饲料增加，农民不急于出售，唯恐卖了生猪，将来粮食统购，弄不到饲料，存在等待心理。有粮食时，多喂养一段时间，更加膘肥体壮，就靠多上一个等级。后来，食品站的人下来再三说明、解释，并许下诺言：凡是有养猪条件者，统购时均留给饲料，并上调了猪肉价格，这些举措大大地增加了养猪户的积极性。
送“预购猪”
毛主席曾经题词：“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在他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养猪场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但只是昙花一现，终究不成气候。记得70年代初期，隆回境内的各大队、生产队都建有养猪场，并有专人饲养，大多数不到一年就全部解散。究其原因是：虽然每个公社都有畜牧站，但当时防疫能力差，猪瘟相当严重，猪场一头猪发病，就全部感染，很多猪场造成空栏现象，再加上粮食和饲料紧张，成本高，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利润，不得不自动解散。
当年，农户很少有人喂猪，即使有人要喂，也要等完成了派购任务才能喂养，否则，就会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生猪没收处理，喂猪者还会遭到批斗，再加之自身温饱都没解决，哪还有余粮喂猪呢。那时候，人的生活都是缺油少盐，猪又哪来的营养和潲食哟，能够保住性命不死倒是万福了。因此，至少要两年才能够达到出栏等级。有很多农户喂到半途猪就发瘟死了，这是经常性的，但是吃这个死猪肉也不简单，还要公社、大队层层开证明，才可割分，分到死猪肉的人都如获至宝。可是任务是铁定的，不容讲价钱的，到时自己交不出去，就是高价也要向其他喂猪户索购和调剂，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指标。
“预购猪”分特、甲、乙、丙四个等级，即特等要160斤以上，甲等要达到150斤以上，乙等131斤以上，丙等要达到110斤，不达到等级是不收购的。
送“预购猪”也不是一件轻松活，有的送猪农户从家里到食品站有三四十里路，又不通公路，有的还是羊肠小道，全靠两个肩膀扛送，送猪农户的艰辛可想而知。当时，用两根七尺长竹杆就能扎一副猪架架，两头各横一短竹杆，两边用草绳织成网状蔸蔸，喂猪主人把猪赶出栏外，几个力汉子不由分说，拖脚扯尾地把猪抬进架子里，扎好四足，任凭它挣扎反抗，也无济于事，上了等级的猪至少要3个人轮班才能抬到食品站，且都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精疲力竭，乡下形成一句俗语：“怕是送预购猪”，这句话成了当地人们“口头禅”。
抬进食品站后，收购员就给猪称毛重，称了称毛重后，就给猪“抛潲”，又叫“估潲”，就是估算喂食情况，减去几斤潲食重量，余下的才是真正毛重。这是一个关键环节，关系到老百姓与食品站的切身利益，这一关很难达到公平、公正，他们一般根据猪的重量、肚子的鼓、扁（大小）进行辨别，猪重的，肚子显得鼓鼓的，都要抛20斤到15斤潲，少的至少也要抛5斤潲。这一步主要是要看收购员的“眼力”，如果和收购员是亲戚和熟人就好说话，多抛几斤少几斤，只要他一句话，就成了“圣旨”，就养猪户来说，往往少抛几斤潲，就能上一个等级，就能多赚几块钱。为这事，有些送猪户与收购员争得不可开交，乡下粗鲁的汉子甚至还骂娘，动起了拳脚，这时，站领导就会出面，把你的猪饿一夜再称，你就无话可说了。收购员称好重量，估好潲食后，就给开票，填写“完成证”，按每斤毛重4角5分付款，一头猪一般都能卖到几十块钱，还能从食品站领回补助的3尺至6尺布票。回来后，送猪户把“完成证”交给生产队，队里将会补助60斤稻谷，没有补助稻谷的就补助工分。到这时，喂猪户的脸上才挤出一丝笑容。
猪肉的分配
那个年代，想吃到肉，谈何容易！真比吃“天鹅肉”还难。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有定期定量的肉票，叫“保健肉”。城镇干居民要吃到肉，难上加难，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分到一点肉票，都要限量、限价，每人二两到半斤肉，每斤7角6分。农民吃肉又比城镇干居民更加难，偶尔有村里的老牛病死、摔死，生产队过大节才能从养猪的社员家购一头猪来杀，每人二两到半斤，最多的时候，也有每人分到1斤的。分到肥肉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可以用来炼油；分到瘦肉的，个个愁眉苦脸，拿瘦肉去换肥肉，都要补差价才成交。笔者小时候，父亲当会计，生产队办决算，分到半碗冷肥肉回来，已到半夜时分，当看到冰冷的肥肉，立马来了精神，眼睛一亮，欢天喜地盛了一碗冷饭，只要把肉夹进嘴里咬一点点，冷饭就迅速地顺着喉咙滑进肚里，那个口味儿至今说不出是香、是甜、是酥，反正味道可口极了，可见那时是多么地企盼着吃一餐肉啊！但那时对老百姓也有优待政策，譬如家里有久病在床的病人，在大队打证明后可去食品站申请1斤补助肉；生小孩坐月子也可打条子申请补助1斤肉；还有因工负伤的凭条得到1斤肉，上述这些一般不要自己掏钱。
另外，凡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上至单位一把手，下至一般职员，一视同仁，每人每月在单位食堂也只有固定的一到两次肉，每次也只有半斤。吃饭时，食堂炊事员给每人分配好，没有任何特殊。在学校的老师，每月分一次肉，数量是半斤，没办食堂的，由学校负责人到公社文教办领回，把肉砍好搭配为每份半斤，然后穿上棕树叶，以抓阉的形式分配，即把所有的棕叶把拧在一块，每人扯一个把子，不论肥瘦，这只好自己碰运气了。当然，也有走后门，跑关系的，食品站领导的亲戚朋友，大多能吃到“特殊肉”。但是也有六亲不认的，往往就会得罪亲戚朋友，甚至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一年中，食品站有时也有一两次市场出售，定价每市斤7角6分，消息一传出，人们清早就把食品站的屠宰场围个水泄不通。这时，领导、职工马上出来维持秩序，一个一个地排好队，为了吃到肉，哪怕是赤日炎炎的夏日还是三九严寒，挤得汗流浃背、挤得现场晕倒，也决不中途退场，很多食品站因为排队都闹过不少故事。一次，一个年轻小伙子前面是一个少妇，由于怕人插队，大家愈挤愈紧，挤着挤着，队伍里就闹起了流氓事件。
食品站的消亡
1985年，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国家取消派购任务，放开屠宰政策，开放市场经营，买卖自由，市场一片繁荣。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体屠户经营蒸蒸日上，从此，食品站逐渐走入低谷，各种制度的不完善，经营死板，导致生意冷淡，利润微薄，食品站不仅取消了各种福利待遇，以至连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去，搞得人心涣散，不得不全面停业，自动解散了，干部职工由国家纳入社保行列，食品站的房子、地皮出卖，曾经风光一时的食品站土崩瓦解了，“预购猪”这个名词也成为时代的印记，永远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