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摘 要：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创作了具有迷幻般色彩的戏剧《等待戈多》。剧本用荒诞离奇的形式呈现了不确定人生所带来的人性断裂，写出了对人性断裂的救赎。 关键词：《等待戈多》 人性断裂 救赎 《等待戈多》是一出两幕剧。写的是发生在两个黄昏的事情。在乡间
摘 要：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创作了具有迷幻般色彩的戏剧《等待戈多》。剧本用荒诞离奇的形式呈现了不确定人生所带来的人性断裂，写出了对人性断裂的救赎。
关键词：《等待戈多》 人性断裂 救赎
《等待戈多》是一出两幕剧。写的是发生在两个黄昏的事情。在乡间的一条路上，两个身份不明的流浪汉戈戈和狄狄（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树下等待着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但他们既不知道戈多是谁，也不知道戈多会不会来。剧作无论从剧情内容还是到表演形式，都体现了与传统戏剧截然不同的荒诞性。当然把《等待戈多》解读为是一种人生的等待一种等待的境遇未尝不可，可又觉得远远不够，作品是如此意味深长而又令人回味，如此耐人寻味而又挖掘不尽。暂且不论批评家所评论的戈多其人，就是作品中呈现的荒诞场面是处处光怪陆离，贝克特用荒诞手法写出了人生的不确定带来的人性断裂，《等待戈多》文本展示了记忆的断裂，交流的断裂以及思维的断裂碎片，演奏了一首人性断裂的时代之曲，它一点一点地勾勒了人性的裂痕，反映了一代人的内心焦虑断代。贝克特像柔情的诗人用他仿似轻描淡写蜻蜓点水却满纸荒诞的笔触诗意地呈现了整个断裂人性的人类特征，又像是黑暗之中带来光明的火炬为无意义无可奈何毫无办法的人生注入了一点点的希望。
“对了，那两个贼，你还记得那故事吗”，“不记得了”，这是两个流浪汉之间的对话，刚刚说的话对于另一个听者来说他马上就不记得了，或者是他不是不记得了，而是拒绝记忆。“咱们昨天干什么啦？”“照我看来，咱们昨天来过这儿”，“你认得出这地方？”“可是哪一个星期六？还有，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难道不可能是星期天！或者星期一？或者星期五？”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自己对个人的不确定。爱斯特拉冈穿的鞋子，一会儿是这个颜色，一会儿是那个颜色，一会儿太小，一会儿又太大。对自己的情况无法去确定，也拒绝去确定。这些诸多的不确定的话语呈示了这种记忆的断裂所带来的荒诞与记忆空间层面的碎裂。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之间的交谈也是前言不搭后语，我言左你言右。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呈现出无法对等的局面。表现了人与人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与无法解除的陌生感。
剧中没有鲜明的形象、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没有集中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人们通常所认可的戏剧情节，从场景的开始到结束，有的只是无聊的空话和恶梦的重复，剧中所出现的戏剧人物也是破碎的舞台形象，有的只是流浪汉、可怕的主仆两人。这种破碎是符合整个文本结构的展示的，与全文要表现的人性断裂浑然天成的融合成一体。
在剧本多处有话语“我走了”，戏剧动作却是“他没有动”，戏剧话语与戏剧动作之间有了脱离，体现对自身的否定。在流浪汉们遇到波卓和幸运儿时，波卓命令幸运儿思想时那一段无标点的“呓语”，是思想的混沌，这些场面无一处不是一种明显的断代的特征，是当时工业化社会本身的断裂造成的人的断裂以及断裂之后的遗忘。
托德·吉特林说：现代主义将大一统撕成碎片，后现代主义却因这种支离破碎乐不可支。《等待戈多》尽管存在如此多的碎片化，可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你会发现作者有将这种碎片再次拼贴化的愿望，通过这种人生碎片化的解体现象来达到企图实现整体救赎的愿望。也即通过无意义荒诞的人生能看到晨曦中一丝诗意的微光，这微光就是对人性断裂的救赎。
首先从语言形式上来看。文本是从一种传统的戏剧视角回到古朴的诗歌视角。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的历史就是变成了诗的小说的历史。但接受诗的苛求根本不是指小说抒情化（放弃它本身具有的讽刺，不理睬外部世界，将小说变成个人的独白，使它带上许多装饰）。最伟大的变成了诗人的小说家都强烈地反抒情……小说：反抒情的诗”。在贝克特的剧本里，剧本成了反抒情的诗。
爱斯特拉冈：这是什么树？
弗拉季米尔：我不知道。一棵柳树。
爱斯特拉冈：树叶呢？
弗拉季米尔：准是棵枯树。
爱斯特拉冈：看不见垂枝。
弗拉季米尔：或许还不到季节。
爱斯特拉冈：看上去简单像灌木。
弗拉季米尔：像丛林。
爱斯特拉冈：像灌木。
这种诗歌化的语言倾向于追求精巧细致，在文中处处有着非常精妙的对话。读来简单却又芳香留存，透露出朴素的诗歌情怀。
剧本只有两幕剧情，基本上第一幕与第二幕没有多大的改变，就像一首现代诗歌两小节的回环往复，一唱一叹的反复咏叹之调。这种诗歌之调为人性断裂之后所造成的心灵空白无聊提供了营造诗意的空间，同时也是对后现代多样语言游戏的反叛，为人性断层之后所造成的空虚单调提供了救赎的可能。
其次从文本价值维度上看。幸运儿那一段看似颠来倒去的话并非无来由，开篇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谈论《圣经》也并非空穴来风，用孩子的话来宣告戈多今天不会来了明天来也并非毫无意义。荒诞派戏剧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达到高峰。当时二战的恶梦刚刚过去，战争给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上帝不复存在了，旧日的信仰就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消亡坍塌了，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破灭了。可是真正对上帝的否认与拒绝会引起不可抑制的对上帝信仰的回归，这种回归能否挽救这种无意义的人生，戈多是否是上帝之光，小孩是否是上帝的天使，这些都无法去确证。但确确实实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信仰的存在，以及这种信仰所具有的普照，一种对人性断裂的救赎之光。
虽然不能去寻味确定性，但是作品所留给人们的思考与回味，人们对戈多的探究就更多的表明信仰的存在的微光。它存在着，就能带给人们新生，激起等待的振奋，以至努力去争取等到戈多的理想，正如1969年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时获奖的原因所说，“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瑞典皇家学院的代表在授奖仪式上赞扬他的戏剧“具有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这可能才是文本终极的价值所在，或者也是作者文本对人类的救赎之所存吧。
参考文献：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三联书店，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