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一、中国文化的发源、交流与生态环境 关于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最传统的说法是认为其发源在黄土高原及黄淮平原间的渭、洛谷地，即现在的西安、洛阳一带。然而这种说法早在民初就遭受挑战了：先有夷夏东西说，认为中国文化是由北方的两个民族相激荡的结果；同时
关于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最传统的说法是认为其发源在黄土高原及黄淮平原间的渭、洛谷地，即现在的西安、洛阳一带。然而这种说法早在民初就遭受挑战了：先有夷夏东西说，认为中国文化是由北方的两个民族相激荡的结果；同时也有人提出华夏、海岱、苗蛮的三民族说，加入了南方的民族。近来考古学的许多发现又将中华文化起源的单元说、双元说推向多元发展的趋向。意即除了中国北方文化不只一个源头外，南方也同时、分别有许多文化依其生态环境有不同的发展，例如浙江河姆渡文化发展出最早的稻米栽种和特殊的栏杆式建筑，以适应当地湿热多水的环境，其它如四川盆地的三星村文化、湖北的屈家岭文化、甘肃的马山文化、苏北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广东、云南、辽宁等地，都依其生态特色而有不同的文化型态。
然而各个文化分别发展外，彼此之间也有直接间接的联系，而彼此产生影响。考古学家从陶器和青铜器的形制证实各个文化间交流和融合的频繁可说超出后世的想象。其物资上面的交流也有许多考古上的证据，例如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可以发现来自东方海边的用来当作钱币的大型贝类和占卜用的龟壳、南方的稻米壳以及西北玉石与小麦。许多物种因此随着物资的交流在不同的地域间传播，因而改进彼此的生活。
由于文化彼此间交流的复杂性难以细究，在这里我们以后来政治的发展，把焦点集中在源于北方中原文化的融合与扩张。关于中国北方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历来已经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其中尤以气候问题，因为关系到农业及畜牧的发展，而有比较大的争议。何炳棣研究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认为中国北方古代大抵上是属于干旱的气候，这也是黄土形成的原因，因此发展出最古的旱地陆种农业，与其它文明从由泛滥平原为基础的农业不同。张光直则引用孢子、花粉和化石的证据，认为中国古代北方的气候是湿热的，有许多森林与鸟兽的资源，如象、水鹿等等。这两种对于古代气候的不同解释，影响了对于古代生态环境的推测。何炳棣认为中国古代北方的物种单纯，植被多为矮小的灌木或蒿（Artemisia）、藜（Chenopodiaceae）之属，林业不发达，早期作物亦以小米为主。而张光直则认为中国北方古代物种丰富，有许多高大的树林也为建筑宫殿之用，而除了北方作物以外，南方的湿热地区稻米也在很早就在北方种植了。然而一方面林木被砍伐殆尽，一方面在汉朝以后气候渐趋寒冷，也逐渐不见稻米种植，方成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北方植被景观。
两者对于生态环境相异的解释，对于推测中国北方农业起源有很大的影响，进而决定早期文化发展的样貌。
二、物种传播对于中国的影响
人类学家在解释各个文明的起源与兴盛上，逐渐将生态的因素纳入重要考量，而在许多生态的因素中，物种的多样性与传播近来也慢慢地显现出其重要性。
医学生理学家与人类学家戴蒙（Jared Diamond）认为，何以地球上的重要文明都集中在欧亚大陆上，即是因为一方面欧亚大陆地理形势的复杂使其物种丰富，并具有高度的歧异性，另一方面庞大的陆块以及东西向的轴线则使得彼此间沟通较便利，有助于物种传播。原产于中亚与肥沃月弯的小麦得以在驯化后迅速的向东传到印度和中国、向西传到欧洲与北非，成为各地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而美洲、澳洲和非洲南部，则因为沙漠与海洋的阻隔，迟迟未有较有效率的粮食作物出现。美洲、非洲、与澳洲，因为形势封闭，而大大的限制其文化早期所必须的农牧发展，例如澳洲和美洲缺乏大型的、可驯服的草食动物，故始终未能利用兽力耕作，也没有轮子的应用；非洲的高梁、澳洲的块根作物和美洲晚期才发展出来的玉米，则都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使其不能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因此尽管美洲、澳洲的广大平原在殖民后都证实了在气候及土壤上相当有利于一些特定作物种植，如澳洲东部的平原、北美大平原的小麦带与玉米带、阿根廷的彭巴草原，甚至南非高原等，都成为当今重要的农产区。然而在这些作物引进前，当地没有兴盛的农业，而大部份的居民都以渔猎为生。
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世界重要的种源地区之一，并且很早就发展出高度的农业，以至于常被认为足以自立自足，孤立于世界之外。然而物种传播与外来物种的引进在中国农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中国文化在从北方逐渐从西北和南方拓展时，不但增加与其它文化的接触，并且也不知不觉中吸收并融合了许多新的物种。我们可以从中国粮食作物的演进来印证这种情形。
中国传统上对于重要的粮食作物有五谷、六谷乃至八谷、九谷之称，其包含的内容并不一定，如周代《大戴礼》的五谷指黍、稷、麻、麦、菽；明朝《本草纲目》中的八谷指黍、稷、稻、粱、禾、麻、菽、麦；而清朝程瑶田的《九谷考》则包括粱、黍、稷、稻、麦、大小豆、麻、菰等。一般而言，中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大概有粟（Setaria italica）、稷（或称黍稷，Panicum miliaceum，以上两种通称小米，古代对于粟稷禾黍并没有很大的分别）、高粱（或称蜀黍，Andropogon sorghum）、稻（Oryza sativa，包括稉、籼、糯三种）、麦（Tricticum）、大豆（Glycine max，或称菽）和麻（Cannabis sativa，或称蕡、苴）。早期最常见的是粟和稷，一般常通称用来表示平民的食物，如以“社稷”（即祭祀与农耕）来表示国家大事，以及《史记》中以“义不食周粟”来形容伯夷、叔齐的决心。粟跟稷都是中国原生的植物，在新石器的遗址中常常可以看见，并且在史前就曾经外传至欧洲地区。高粱也是中国原生的作物，有中国北方和非洲西部两个种源，在公元一世纪时传至印度和波斯。然而高粱早期的应用并不十分广泛，属于较为高贵一点的食物。大豆则是农民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生长在低湿的地方，很早就被运用了。麻则多半食其子。
而后来地位更重要的稻与麦可以说都不是中国北方的原生作物。一般认为稻的起源在有印度和东南亚的热带稻，和中国南方的水稻。中国河姆渡文化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栽培，并且在北方的仰韶文化中亦发现有谷壳痕迹的陶器，在商代的卜辞中亦有关于稻作的记载。然而稻作早期在中国北方的栽种并不普遍，属于珍贵的谷食。论语：“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将稻和锦相提并论，其地位可见一斑。稻米在汉朝以后，由于灌溉事业日益发达，以及对于南方的开发，才渐渐普遍成一般的民食，然而白米一般而言仍算是较贵的谷物。宋朝时，从占城（今中南半岛高棉、越南一带）引进一年多熟的占城稻，对于稻米的普及以及南方的开发有重大贡献。
麦在中国早期也是属于高贵的作物，如殷商卜辞中有“月一正，日食麦”的记载，可见麦是新年时才吃得到的食物，并非日常食品。除此之外卜辞就不见对于麦的记载，证明在殷商之时，麦的种植尚未普遍，一直到周朝晚期，麦仍然是贵族较常能吃到的谷物。麦并不是中国的原生种。麦以前名为来或牟，《诗经·周颂·思文》中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意即上天赐给我们来跟牟来植育。可以见得麦类是较晚传入中国的，因不知所来，故认为是上天所赐。因而原为象麦形“来”字被假借为“来去”之意，而另造“麦”字。麦的原生地在中亚及西亚一带，约在新石器时期由西北传入中国，其年代可较稻米的运用稍晚。
中国古代分别由西北和东南传入的粮食作物，虽然在早期尚未如此普及，但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与品种改良，逐渐取代原生的粟稷，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影响极大。其后，在明朝初期由于对西南的开发，引进了云贵地区的玉蜀黍（此玉蜀黍原生于美洲，考证经由玻里尼西亚Polynesia，传入中南半岛，再传入云南）；明朝中叶又从南洋引入亦原产于美洲的甘藷。这两种作物成为当时最好的救荒作物，并且充分利用了中国东南及西南的丘陵地。有学者将明清人口的快速成长归因于这些作物的引进。
三、中国外来作物的引进方式
中国的地理形势看似封闭，实则仍与四方保持密切的联系，然而因为史书上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记载一向缺乏，故常常被忽略。一般而言，中国外来物种的引进方式如下：
1、文化扩张的结果
中国文化从黄土高原、黄淮平原之间的谷地开始发展，在生活空间扩大的同时也在与自然环境竞争着。从微观的层面而言，个人与自然界间的合作与斗争不断的在进行着，将草莽转化成适合人居住的环境，将野生植物驯化为可供利用的作物。所谓的“中国内部”事实上也有许多未开发的地方、居住着生活型态互异的居民。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的胡与汉事实上常常是杂处的，比邻而居于北方平原上，彼此也常常呈现竞争的关系，而以生活型态区分彼此。中国文化大部份时期常常保持这种内部族群合作又竞争的情况，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全然是汉族的农业社会。从巨观层面而言，中国文化常常因政治、社会的因素扩张，这种生活空间的扩大，常常跟随着新物种的引入。例如三代时期从渭水谷地拓展至黄河、淮河下游；秦汉统一时期因为国力强盛得以初步的像西北、东南、西南和东北四方扩展；魏晋南北朝北方的动乱反而使得南方的产业大为进展；以及唐朝对于西北、明朝对于西南和清朝对于东北的经营，都使得中华文化圈内各个互相歧异的物种得以有交流的机会。这种生活空间的扩大，无形中也增加了物种库的复杂程度。
2、与草原民族的接触
欧亚大陆内部的宽广草原，从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经由蒙古、新疆、中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北非沿海、南俄平原，一直延伸到欧洲平原，其间畅通无阻，是游牧民族的天然舞台。这些游牧民族一方面彼此之间有很频繁的往来，一方面与其大陆边缘的农业民族有物产交换或侵略掠夺的关系，物种因而得以藉此迅速的在欧亚大陆四周传递。最近对于中亚游牧民族的研究越来越多，显现出即使是相隔遥远，从中国西北到欧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迁徙和密切联系的缘故，其文化常常有共通之处。在各地区政治、社会势力都尚未成熟的时代，小麦、粟等作物，马、羊等牲畜，以及铁器、轮子等发明，即是仰赖这些游牧民族，而得以迅速的在欧亚大陆两端之间扩散。
3、战争或政治因素
战争虽然对农业与人民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但是伴随两个文化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常常是物种和发明的迅速交流。以西方的例子而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蒙古东征以及西班牙征服中南美洲，都在当地产生相当大的物种冲击，而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运动，更改变了全球的物种分布。就中国而言，汉武帝吞并河西走廊、经营西域，以及唐朝对西北和西南的战争等，都从西方引进了相当多的物种，如葡萄、胡桃、苜蓿等等。而近代的帝国主义，亦使中国接受许多了许多新作物。
4、对外贸易
中国藉由陆路与海路而与西方、印度、南洋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在唐朝时，广州为沟通南海的孔道，有上万名阿拉伯人长期居住贸易，而成都则为西域、吐番、大理、印度之间的辐辏中心，也是著名的国际城市。而元朝的泉州更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这种密切的贸易来往，直接间接的促进物种交流，例如印度棉花传入中国和中国丝传入西方，对双方的纺织品产生重大的影响，而香料、药材等奢侈品，更常经由这种管道传递。而在世界贸易体系极为发达的现代，世界贸易更已成为物种传播最主要的途径。
5、有意的栽培和引进
部份人士有意常常栽培与引进新物种，以促进自己或公众的利益。例如前述的占城稻和甘藷，都是官员主动向外地引进。汉武帝也曾经有过把外地的植物拿到长安宫苑种植的实验，其中有些成功了。这种有意的物种实验在中国的记载中不在少数，其中很有名的就是唐时牡丹花的移植。此外也有一些中国的物种经由这种途径传播到外地，例如原产于中国云贵高原、青康藏高原的杜鹃花，便是经由英国人的移植，而成为西方受欢迎的园艺作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