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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就是造就了中华民国，然而，孙中山后来否定了武人把持的民国政权，却主张“再造民国”，其原因何在？这只能通过孙中山的革命痕迹，解开这一疑团。袁世凯去世后，北洋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武人轮流玩弄中央政权，内讧耗尽了他们的大部资源，使其逐步走向分裂，趋于衰亡。而南方国民党因其势单力薄，一直处于政权边缘，无法进入政治核心层，更不容许其公开活动，所以，只好暗中活动，对抗北京政府。袁世凯帝制失败，府院之争两败俱伤，张勋复辟丑剧短暂上演，皖系段祺瑞玩弄权术，窃取国务总理之职，逼走总统黎元洪，进而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引出“护法”运动。贯穿民国北京政府始终的是直、奉、皖三派互不统属，连年争战，结果北洋体系元气大伤。与此相反，南方等各实力派不承认北京政府，则另辟蹊径，借助孙中山的威望，获取政治资源，增强自身实力，以避免被北洋集团吞并。1917年7月8日至17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章太炎等以“护法”为名率领海军南下，到达广州，主动避开北京政府的国会阻挠，抛开常规法律议程，邀请离京南下议员，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护法政府，于10月将其改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担任大元帅职。
在中华革命党筹建之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就已发生深刻变化，觉得仅仅利用“督抚”革命，只能获得暂时的“革命”光复，并不能彻底消除专制集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强权政治，实现他的三民主义，而只能使革命循环反复，军阀割据局势更加严重。如果要想改变这种困境，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出另一种强权势力，通过武力革命铲除异己，然后建立完全属于自己掌控的革命政权。
所以，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发出了“以党造国”的革命理念。然而，在他随后的革命活动中，中华革命党的表现却未能如他所愿，党员也没有达到对他绝对服从，更谈不上进行集中领导，只有少数的追随者伴其左右，国民党的组织反而更加涣散，革命预设任重而道远。在这种不利的斗争环境中，国民党只好在群雄争霸的缝隙间苦苦挣扎，而孙中山以党造国的计划受阻后，他也并未放弃武力消灭军阀的念头，仍在四处奔波，利用北洋内讧，进行对他们分化离间，到处游说倾向革命或欲以利用“革命”招牌的非北洋嫡系军阀，采取远攻而近交的策略，积极准备北伐。
欧战与苏俄十月革命后，中国社会各界备受鼓舞，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启蒙思潮不断涌入，一向不喜谈政治的国人却对政治也表现得十分热忱，如“反对帝国主义”、“阶级斗争”、“革命”、“劳工神圣”、“剥削”与“打倒军阀”等政治话语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整个社会表现得十分狂热，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民主政制的建设信心十足。十月革命后，苏俄谋求远东利益，想与中国建交，便使用外交欺骗手段，愚弄中国民众。苏俄代表加拉罕曾向中国发表一通声明书，表示愿将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不平等条约一律废弃。这一声明发表后，中国社会反响很大，全国极其振奋，对苏俄产生一种狂热与崇拜心理。中国知识阶层对苏俄产生幻想，表现出友好姿态。他们认为，苏俄劳工政府确实比帝俄政府好，很愿意接受苏俄好意，与他们携手共进，无奈把持中央权柄的北京政府识破苏俄计谋，限于受列强条约体系束缚，不愿接受苏俄声明。苏俄则积极扶持中国亲苏派，帮助中国组建革命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离弃北京政府，与南方孙中山取得联系，渐渐博得孙中山与国民党人的好感，双方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苏俄极表愿意支持孙中山重新组建革命政党，消灭武人政权，重光民国法统，使孙中山也渐渐有了联俄的打算。苏俄虽不曾从孙中山身上得到实际好处，但中国国民党与苏俄亲近的情形已很明确。
正当孙中山在黑暗中摸索出路之时，他从苏俄与中国的工农运动身上看到了革命的曙光，遂接受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再一次整顿党务，进行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1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首先宣布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并在大会演讲中反复强调“用国民党的力量来改造国家”，实现“以党造国”进而“以党治国”的宏伟目标；其次，他确定了“联俄容共”政策，走上“师俄道路”，试图在苏俄与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将国民党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像布尔什维党那样高度组织化纪律化集权化的革命政党，并依靠这支组织高度严密的革命政党，领导中国革命，改造中国，革掉民国北京政府的命，结束武人的统治，然后国民党再创建一个新型的民国即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完成再造民国的革命任务，进而使中国走上以党治国的民主宪政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