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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农工消费特征的文化市场
创建农工消费特征的文化市场
创建农工消费特征的文化市场
文章
来源
文化供给主体问题
政府、社区、用工企业是农民工文化市场的主要供给者,虽然党和政府多次发文强调重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但现实生活中,一些地区对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仍认识不足,只把农民工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简单劳动者,而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和享用者,农民工文化活动投入明显缺位。用人单位出于降低成本减少开支不愿意对农民工文化生活和文化设施作长期规划,流入地政府出于财政、资源等方面的考虑,也不愿意承担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文化设施看似额外的负担[2],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更多地考虑城市居民的利益,缺乏让农民工享受文化生活的报刊栏、电视、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很多建筑企业的工地上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公益文化服务单位也缺乏对大量进城农民工的创新服务意识,没有形成为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服务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农民工群体文化生活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致使农民工只能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享受诸如打牌、聊天等简单的文化生活。文化消费主体问题体现在消费主体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时间、精力和自身素质方面。经济是消费的基础,尽管当前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和动机逐渐由最初单纯赚取经济利益日益发展为多元化,但半数以上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养家糊口,改善生活[3],其就业收入低,福利待遇差,主要收入多用于必要的生活开销,生活方式的节俭,限制了他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这是影响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根本原因。另外,农民工从事的多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作,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文化生活。农民工群体文化的封闭性及自身文化素质也是导致其文化消费困境的重要因素。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产生着隔阂,城市居民的歧视,使农民工存在着一种自卑心理,造成了其文化消费的内倾性和保守性;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也降低了农民工文化生活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进入城市文化生活圈的障碍。文化市场管理者问题文化消费品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文化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市场,涉及农民工文化消费的市场管理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文化体制的缺陷与不完善导致了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的困难。劳动社会保障部门是政府维护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利益的权力部门,但它的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大量的职工劳动权益、社会保障权益方面,对职工的文化权益关心较少;文化部门是社会文化的管理和服务机构,主要担负为农民工提供的公益性文化生活服务,缺乏执法权;工会是农民工自己的维权组织,但许多企业工会依附企业,在处理农民工权益纠纷时往往失语,这种状况难以形成维护农民工文化权益的合力和长效工作机制[2]。
适于农民工文化消费特点的市场培育对策
提高认识,加强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工作思想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摒弃把农民工当作简单劳动力的错误思想,真正把农民工视为城市文明的建设者、享受者和消费者,尊重他们的劳动和创造,承认他们对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以平等、公平、尊重和人性关怀关注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城市市民要消除偏见,把农民工当作与自己同等地位的劳动者,缩短与农民工的距离,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和社区,分享社会公共文化成果,切实维护他们的基本文化权益。开放公益性文化设施,提高农民工对公益文化设施的可获得性首先,整合当地文化资源,并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文化资源在农民工中的影响,让农民工了解当地公共文化设施、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城市景观、文化场所、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激发他们参与和享受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的热情。其次,开放公益性文化场所,扩大农民工文化生活空间,满足其休闲娱乐之需,提高农民工文化生活质量。第三,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开放的文化场所举办农民工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吸引农民工进入公共文化场所,缓解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工作压力。第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采取多种措施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上进行创新,贴近农民工生活,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服务活动,如书刊进工地活动、文艺节目演出、知识培训等等。增加收入,提高农民工文化消费欲望消费受经济收入的制约,农民工最终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其购买力。享受低工资、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民工很难摆脱生活的压力,建立在生理和安全需要之上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会受到生存消费的强烈制约,不解决农民工的生存和安全保障,其文化生活问题就难以从得到解决。只有不断增加农民工收入,并将其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享受与市民同样的国民待遇,才能增强其消费欲望,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综合文化素质目前中国农民工70%以上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文化层次低下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和文化消费的质量,因此,加大农民工教育培训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各级政府应采取措施,增加用于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培训投入机制[4],或借助现有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教育机构,或通过创办各种形式的农民工学校,动员和吸引农民工参加文化知识、法律法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学习和培训,切实提高他们的综合文化素质,为其融入城市生活、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就业能力、优化文化消费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