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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在实践中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为什么对共产党自己建立的制度持如此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换句话说，文革实践最终的理论合法性何在?受话语环境和知识范围的限制，中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至今并没有对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而主要是努力恢复历史真相，促进对文革历史的公众意识的培养，并澄清文革政治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文考察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对和宇宙论相关的自然科学的讨论，尤其是物质是否无限可分和时空是否有限。大量的历史材料说明，这种“科学”讨论和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在时间上是完全重合的，在内容上是密切相关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正好是国际科学界对宇宙的微观和宏观的基本秩序热烈讨论并有重要突破的时候，而毛本人和他的追随者对相关讨论不但表现出浓厚和迫切的兴趣，而且力图参与这些讨论或者在中国的语境下对这些讨论作出自己的回应。本文认为，这种“科学”讨论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被玄学化甚至上升到宗教信念的高度，可以说是从一个最终极的意义上——即文化大革命符合宇宙的根本规律——为文化大革命寻找合法性。
意识形态的玄学化
从理论上了解文化大革命，离不开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套概念。毛泽东自己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而后者在他看来又比前者更重要。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系列比较完整严密的理论阐述。但关于文化大革命，至今我们所看到的是毛一些零零星星的讲话和书信，以及反映了他的思想的一些决议，可以说是有明确的观念和主张，但缺乏系统完整的论证。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论完整性的缺乏，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根本谬误所造成的理论困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激化。但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逐步消失的历史阶段，这样才会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的“肃反”针对的是内奸、间谍和叛徒，其理论基础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会有阶级斗争，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自己的对立面。这是斯大林的肃反和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之间理论上的根本差别，也带来了苏共后来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根本差别。苏共领导人相信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阶级对抗的基础;毛泽东则坚持社会主义下阶级对抗会从内部不断产生，而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而更加激烈，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继续革命。
那么毛泽东这个理论的根据又何在呢?如果对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做一些考察，一个突出现象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玄学化，即越来越多的哲学概念和术语进入意识形态，直接为政治概念背书，甚至取代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玄学化的倾向其实从违背科学规律和生活常识的大跃进时期就出现了，到文革前泛滥成灾。从文革时的报刊资料来看，那时的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哲学化”的国度，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普通劳动者，人人都会熟练使用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来指导具体工作，即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等等。在具体阐发文革意识形态的场合，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观点最有力的根据常常首先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这些基本概念而不是社会现实。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很多讲话充斥着哲学名词，甚至直接源于哲学概念，这和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证很不一样。
笔者认为，正是文革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难以找到合法性这个理论困境迫使毛泽东本人和毛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把意识形态玄学化。所谓毛主义者指的是那些文革之前和文革中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既包括陈伯达、康生、林彪和“四人帮”这些高层领导人，也包括形形色色的“理论家”和“写作班子”的文员。他们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阐释，在实际影响上构成了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所谓意识形态玄学化不但指用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代替社会科学的分析，即把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概念直接转化为政治话语，从这些概念中推导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这个结论，也指的是毛本人和毛主义者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出发对当代科学的讨论，即所谓的“自然辩证法”，企图用科学来论证玄学化的意识形态，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
简要来说，毛主义认为对立面的存在以及矛盾和斗争是宇宙和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根据这个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还有对抗性矛盾，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出发，所以即使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根据，或者更重要的是，哪怕在实践中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文革也是正确的，必须坚持的，因为它符合宇宙的根本规律。
利用当代科学把意识形态玄学化，对科学问题的讨论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成为文革意识形态最深层次的结构和基础，这是对文革的研究中至今为止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问题。这里的当代科学指的是和宇宙论——人对于整个宏观和微观宇宙的基本秩序的探讨——有关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这些学科。历史的巧合是，20世纪中期，毛泽东发展其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理论时，正好是物理学上述分支取得一些重要进展的时候，为在微观和宏观上解释宇宙的来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观点。而毛主义宇宙论有它自己的一套，它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运动，运动的根源是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它相信矛盾和斗争是永恒的，所以物质一定永恒的，其存在形式在微观和宏观上一定都是无限的。
根据这些观点，毛主义相信物质无限可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始无终，凡是符合这些观念的科学发现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相反就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不但如此，任何自然科学研究如果推导出到了自然现象的一定层次，在微观还是宏观上都难以找到人类理性所信赖和想要发现的“真相”和“规律”，就会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而拒绝，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称建立在对于整个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的把握的基础上(即所谓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僭妄”)。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最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就是如此。所以，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当时世界科学发展的一种回应，但更大程度上是和那个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发展有关，结果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基本粒子、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这些探讨物质基本结构和时空维度的科学成了政治上敏感的学科，物质是否无限可分和时空是否有限成了政治问题。 本文考察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毛主义对和宇宙论相关的自然科学的讨论，尤其是物质的可分性和时空的维度，揭示这种“科学”讨论和毛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时间上和内容上的密切关系。本文的结论是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从一个最终极的意义上——即文化大革命符合宇宙的基本规律——为文化大革命寻找合理性。
毛主义关于基本粒子的讨论(1955～1965)
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观点是毛主义关于宇宙论的讨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毛泽东本人直接发起和推动的，最初出现于1950年代中期，正是毛开始思考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毛本人的有关谈话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月中央书记处一次关于发展中国核工业的会议。毛问在场的科学家原子由什么组成，钱三强说是质子和中子，毛又问质子和中子由什么组成，钱答现在科学还没有发现。毛说根据“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质子、中子和电子一定可分，现在人们不知道是因为科学条件还不具备。毛强调说“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很多人认为“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这句毛的名言是他在1970年代就党内还会不断产生路线斗争这个问题说的，其实这句话的时间要早得多，针对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两个场合同一句话，跨越了二十年，说明物质无限可分和党内路线斗争在毛那里是同一个“宇宙根本规律”的不同表现，正体现了在他那里“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则说明在毛这是一种信念，有没有证据其实不重要。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上又大谈基本粒子的无限可分性，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对立面，并建议各国共产党都要宣传这个道理。这是毛第一次把基本粒子问题和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直接联系起来。
1960年代上半期，就在毛泽东逐步发展对社会主义社会下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些论断的同时，基本粒子无限可分这个问题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在很多场合作阐发。1963年下半年某个时候他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读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家坂田昌一1955年发表的关于基本粒子可分性的文章后大加赞赏。1964年1月在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他说基本粒子可以一分再分，电子也可以再分，这是辩证法的核心。同年8月，毛在北戴河召见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和龚育之等理论家，对物质无限可分问题做了很详细的谈话。他提到列宁也认为物质无限可分，用中国“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古语来论证，还褒扬了坂田。此外，他明确说“世界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的”。
就在作了这次谈话一周后，8月23日，毛会见了在北京参加国际科学会议的科学家，坂田也在其中，毛和他见面时赞扬了他的观点。第二天，毛又在中南海召见了哲学家于光远和物理学家周培源，作了长篇谈话。毛开门见山，对他们说找他们来就是为了讨论坂田的文章。毛这次谈话除了再次强调基本粒子无限可分，宇宙在时空上都是无限的之外，还提到了一些更具体的科学问题，例如宇称守恒和不守恒。他说过去人们认为宇称守恒是绝对的，但现在发现也有不守恒，守恒和不守恒是统一的，但也有守恒完全被打破的例子。他据此提出质量和能量是否也有不守恒的时候，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稳定的。他举了华裔美国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振道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杨、李为此得到了诺贝尔奖)。除了物理学，毛还提到了生物学，认为唯物辩证法也应该应用于细胞的研究，说细胞内部也分为细胞核，细胞膜和细胞质，还说细胞之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是由非细胞辩证转化来的，有一个苏联女科学家已经发现这个辩证转化。毛这里提到的“苏联科学家”应该是奥尔加·李普辛斯卡娅，她关于细胞由非细胞转化而来的“实验”受到李森科的支持。但在后斯大林时代，李森科失势后，这个实验被苏联科学界揭露是为了迎合政治需要而造假。看来毛并不了解这个事实，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李普辛斯卡娅的实验证明了他所相信的物质的对立统一和辩证转化。
在毛泽东和于光远及周培源谈话过后，时任《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决定将坂田的文章直接由日文翻译过来(毛读的是从俄文的《哲学问题》上翻成中文的)并在《红旗》上发表。1965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坂田的“关于基本粒子新观点的对话”，文章前面有两页“编者按”，坂田文章长12页，有很多公式和计算，看上去完全是一篇科学论文，但却刊登在中共中央最高理论刊物上。为使普通读者能读懂，文章后面还有两个中国科学家为这篇文章涉及的科学问题写的说明和注释，这也是陈根据毛的建议做的安排。这组文章很快被很多报章转载。三个月后，《红旗》杂志在“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标题下又发表了6篇中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写的文章，作者有钱三强、于光远和龚育之等。这些文章——加上三个月前的那篇编者按——主要是对毛讲话的阐释，很多地方引用了毛的原话，却未加引号(可能因为毛的讲话是未经整理的内部谈话)，但了解内情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毛的话。
这样，基本粒子问题从1950年代中期进入毛泽东的哲学和政治话语，经过十年的酝酿，在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前一年由《红旗》杂志大张旗鼓地推到了毛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线。毛本人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不但主要观点是他的，而且主要用语和表达方式也都在他的个人影响之下。例如讨论中有很多地方有“原子里头”，这四个字，一般来说正式的书面语应该是“原子里面”，但因为毛在谈话中用了“里头”，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便在文章中跟着这样用。
“层子模型”——“中国模式”的基本粒子理论(1965～1966)
毛泽东强调“物质无限可分”，本来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下还有阶级斗争，但在把“毛泽东思想”奉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1960年代，中国科学界于1965年组织了一个“北京基本粒子小组”，包括了中科院和北京一些高校的近40位科学家，要用当年搞“会战”的人海战术解决当时国际上非常热门的基本粒子的理论问题，在“坂田模型”的基础上超越它，提出一个“中国的”基本粒子模型。这个小组在一年多时间里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40多篇论文，出台了一个“层子模型”。负责这个项目的钱三强说这个名称体现了毛泽东的基本粒子可以一层层无限分下去的“光辉思想”。 1966年中国科学界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模型，后来被一些西方科学家称为“毛粒子”。但这个用人海战术发现的基本粒子模型理论不但没有得到实验证明，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可供实验用的假说。就在同一年，两位美国物理学家提出了夸克模型，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重视并得到诺贝尔奖。和“层子”不同，夸克模型把6种夸克视为物质的最基本层次，应该说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基于辩证法的科学“猜想”的否定。
“毛粒子”或“层子模型”的问世，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项目，而是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如果不是毛本人出于意识形态的需求对物质基本结构的这种近乎偏执的兴趣，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科学界当时会如此兴师动众地用国家权力开展这样一场“会战”。而这样一场“会战”也是毛主义中国对世界科学热点问题的一个反映：当时国际基本粒子领域正面临着一个突破，而中国力图证明毛主义早就为这个科学问题给出了答案。科学、意识形态、个人崇拜和民族主义就这样纠结在了一起。
批判爱因斯坦和“西方科学”(1968～1970)
1966年夏文革正式开始以后，所有科学讨论都暂时中止。但到了1968年，毛主义宇宙论的讨论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而卷土重来，重点从基本粒子转到相对论，其性质也从讨论转为大批判，完全没有一点说理的成分。北京科学界组织了“批判相对论学习小组”，后来又有“批判相对论办公室”，囊括了科学院和高校的一些科学家，由造反派和毛主义哲学家领头，强迫他们讨伐相对论，召开了多次批判大会，出版了一些内部读物。
为什么要批判爱因斯坦呢?理论原因是在毛主义者看来，爱因斯坦在哲学观念上受被列宁批判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的影响，主张相对主义，否认客观真理;他的广义相对论推导出一个有限宇宙模型或者封闭宇宙，直接和毛主义宇宙无限论相冲突。政治原因是批判爱因斯坦象征文革从打倒走资派发展到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爱因斯坦是西方学术界的头面人物，造反派认为批倒了他也就批倒了西方科学。
在毛主义者心中，批判爱因斯坦也是文革在文化上从“破”到“立”的关键。当时领导这个运动的陈伯达说：人类文化是在东方(中国)起源的，传到了西方，现在又回到了东方，但却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毫无疑问，这个“更高的层次”指的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1970年4月陈伯达在北大召开的批判爱因斯坦大会上号召发起群众运动对过去的科学重新评价，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理论都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由此可见，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陈伯达在1970年夏失势后，上海帮的张春桥和姚文元进一步主导了文革的意识形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早在1969年，上海就以复旦大学为中心成立了“上海自然科学大批判小组”，笔名“李柯”(理科)，和北京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相呼应。姚文元对这个小组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定了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真理观上的不可知论，宇宙论上的形而上学，方法论上的神秘主义”。此外，他还对大批判文章中涉及时间和空间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提法作了详细的批示，防止出现任何一点承认或者暗示时空有限的说法。“李柯”的文章用大号铅字印成特殊版本送毛。1970年夏天姚文元向“李柯”传话，说毛嫌他们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太深奥。于是1971年“李柯”对他们一篇最主要的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做了大量修改再送北京。
毛泽东与杨振宁、李政道的谈话(1972～1973)
1971年林彪事件给文革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带来沉重打击。毛泽东在暂时退却，允许周恩来一定程度上“纠偏”的同时又从宇宙论的角度进一步为文化大革命寻找合理性，表现在他和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谈话中。杨和李是著名华裔美国科学家，毛泽东早在1960年代初就注意到他们的研究对于自己的宇宙论思想的用途，在文革受挫之际急于从他们那里找到对自己“继续革命不断斗争”有利的“科学”证据。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方面邀请了一些华裔美籍著名人士来华访问，最早的就有杨、李二人。邀请杨、李二人来华，是文革中非同一般的事件，一定程度说明了文化上“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破产。周恩来是为了借他们的影响，恢复被文革中断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尤其是让学业优秀的高中生直接上大学。杨、李对这一点也深表赞同。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在毛和他们会见时，谈话的重点却在于当代宇宙学的发展。
1973年7月，毛会见了杨振宁，周培源作陪。毛向杨询问了哥本哈根学派和坂田昌一的研究，然后又和杨专门讨论了宇称守恒和不守恒(parity conservation and non-conservation)。毛问杨“轻量子能被再分吗?”杨说科学还没有给出答案。毛说物质一定可以无限再分，要是不能再分，过一千年科学岂不是没有事情做了吗?毛所关心的哥本哈根学派是经典量子力学，由玻尔和海森堡代表，它认为在物质的量子层次，测不准原理取代了通常意义上的“客观知识”，为此它曾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样板而遭到批判，从列宁开始到坂田和毛主义者都是如此。但到1970年代它已是国际科学界的常识，所以毛也无法完全否定，只是间接表示他的好奇和疑问。宇称守恒和不守恒研究的是物质世界是否是在平衡中发展的，或者在何种程度上被不平衡打破。毛显然想知道的是不平衡的存在和作用。
1974年5月，毛又会见了李政道，陪同会见的是中国另一位物理学家朱光亚，谈话重点在“对称”(symmetry)，这是又一个和宇宙论有关的物理学概念。毛见到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对称如此重要?”李说他知道在中文中，“对称”表达的是均衡和稳定，而在毛看来物质世界发展的动力是不平衡和不稳定，或者说不平衡和不稳定比平衡和稳定更普遍，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应如此，所以毛对物理学如此强调对称感到很不解。毛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举例说自己的右肩比左肩高，但左眼比右眼视力好。李告诉毛说绝大多数自然现象是对称的，也有很多是非对称的，但现象上的非对称不等于普遍原理上的非对称。为了向毛说明这个问题，他作了一个简单的演示：他拿了一支笔放在一个本子上，把本子先朝毛的方向倾斜，再朝自己的方向倾斜，笔于是先朝毛那一边滚，再朝李一边滚。李说在每一个瞬间，笔的运动看上去是非对称的，但整个过程的基本动力又是对称的。 毛和杨振宁及李政道的会见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文革打倒一切和极端反智的气氛下，很多人对杨、李被毛待以上宾之礼感到宽慰，尤其是在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中，杨和李也曾经被作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代表而被点名;对于极左派来说，毛见杨、李当然是对极左路线具体做法的某种节制，但毛在会见时对宇宙论问题表达的强烈兴趣又为文革意识形态的发展发出了新的信号，提供了新的话题。
天体物理学——毛主义宇宙论的最后阶段(1973～1976)
随着林彪和陈伯达的垮台，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代表的上海帮成为文革意识形态更重要的代表。原来在批判爱因斯坦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上海“李柯”等写作班子在1973年创办了《自然辩证法杂志》。这是一份对于研究文革后期意识形态有非常独特价值的出版物。《自然辩证法杂志》在创刊当年出版了两期，之后为季刊。创刊号的编者按中宣布头三期重点在天体物理学、宇宙学、物理学和生物学。这些学科很明显是为了迎合毛主义的三大科学兴趣：基本粒子、宇宙起源与发展以及生物的起源。和具体的科学技术领域不一样的是，这些宏大的学科既涉及自然界的基本秩序，又都是“唯物辩证法”的抽象概念和纯粹思辨最有用武之处，正好适合对自然科学既一知半解又自命掌握了根本规律的人。
在《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头两年半(1973年到1975年)的10期杂志中，至少有13篇主要文章是对天体物理学的讨论，这充分说明天体物理学在这一时期毛主义宇宙论中的重要性。天体物理学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当时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发现动摇了宇宙无涯、时空无限这个毛主义宇宙论的基础，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矛盾和斗争的普遍性等当然也就会成为问题。引起毛主义者不安的是美国科学家在1960年代中期发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又称3K背景辐射)和对这个发现的解释。早在192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就发现了河外星系光谱的“红移”现象，这表明这些星系在远离我们。根据这个观察，哈勃提出宇宙在膨胀，如果往前倒推，那么结论是宇宙有一个起点，时间和空间就都是有限的。1950年代俄裔美国科学家伽莫夫进一步提出了“大爆炸”的假说，认为宇宙是有始有终的。这个假说一产生，就受到了苏联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反驳和批判，但到了后斯大林时期，尤其是1960年代以后，这种批判在苏联失去了势头。到了196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支持了大爆炸假说，因为这个存在于宇宙各处的绝对温度就是当初那个大爆炸留下的剩余温度。
国际天文学界的这些发现和讨论受到文革高潮过后急于了解国外科技动态的中国科学界的重视。1972年，中国科学院停刊5年后刚复刊的《物理学》发表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方励之的一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第一次介绍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和解释，暗示了对大爆炸假说的支持。尽管这篇文章是用纯粹的数学和物理语言写作的，但毛主义者立刻嗅出了其中的异端思想，《自然辩证法杂志》第一期就发表了笔名为李柯和卞思祖的两篇长文，题目是“宇宙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和“3K微波背景辐射究竟说明了什么——批判大爆炸假说”对这篇文章做出回应，声称“宇宙的整体”“既没有数学的解也没有物理的解，只有哲学的解”，意思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对宇宙作为整体具有发言权。它们还指出大爆炸理论是资产阶级科学的遮羞布和政治鸦片，并不注明地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宇宙中的具体事物都会灭亡，但这种灭亡会产生更高级的事物，这就是辩证法。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发表了国际著名刊物《自然》和《科学》上两篇关于大爆炸理论的文章，显示《物理学》上那篇文章是受西方的影响。第二期《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又发表了长篇文章“运动不可能被消灭——对黑洞假说的批判”。黑洞也是当时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要发现，它强大的引力对物质的吞灭被毛主义者认为是对物质和运动的消灭、散布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虽然受到毛主义者的批判，中国科技大学以方励之为首的学者们在南京天文台和北京一些科学家的支持下，以国际科学界的观测数据为依据，坚持自己的科学研究。1974年国际科学界发现了一种脉冲双星，它的存在支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一个有限宇宙的观点，也支持了中国科技大学学者的观点。此后，“李柯”和“卞思祖”又“邀请”中国科技大学的学者参加“讨论”，引诱他们发表对红移、3K微波背景辐射等问题的看法，并就这些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
严格来说，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学者之间展开的这场论争，也是文革中异端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表面上看它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但它对文革意识形态的挑战是更为深层次的，并对1980年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争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和杨振宁及李政道的谈话也反映在《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内容上并得到进一步阐释。1975年李柯的一篇“论运动的守恒和不守恒——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长文中说物理学的历史表明，很多主张守恒和平衡的法则或定理都或者是破产了或者是修正了，守恒与不守恒是辩证转化的，守恒和平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不守恒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文章还谈到了对称问题，不注明地引用毛的左肩比右肩高、右眼比左眼视力好来说明不对称的普遍性。
此外这篇文章还开拓了一个新的话题：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又称熵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宇宙间一切热即能量的运动总是从集中向分散，最后导致宇宙的“热寂”，得出和大爆炸假说一样的结论，即宇宙的灭亡。《自然辩证法杂志》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在1973年第二期就此已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热的性质?”杂志还向读者征文，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李柯的文章说这个定律的支持者不懂得热的传播的辩证性质，只看到一个方向，形而上学地把热的分散绝对化。文章还把熵定律意识形态化，说它表现了资产阶级没落的悲观主义，看不到前途，而“无产阶级永远充满信心和乐观地展望未来”。《自然辩证法杂志》除了在这些领域里捍卫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还继续展开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虽然不像文革初期那么粗暴和简单。1974年一篇批判相对论的文章回顾了苏联学术界对爱因斯坦从批判到接受的过程，把这个过程和苏联变修联系起来，说围绕相对论的讨论早就是一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斗争了。 1976年“四人帮”下台后，“李柯”和“卞思祖”等写作班子立刻被解散，很多成员被隔离审查，但毛主义宇宙论的基本观点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仍然被理论界一些人视为金科玉律，尽管已经不再把它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被否定的政治教条直接联系起来。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认为时空有限、宇宙有始有终的观点仍然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受到压制，坚持时空无限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还被当作科学研究的指南。
分析和总结
宇宙论是对宇宙宏观和微观基本秩序的探讨。任何总体性(total)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常常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把对社会问题的阐释扩大到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中，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找合法性。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对自己政纲的阐释走的是“自然—种族—国家”这个套路，就是说他要建立的国家以种族原则为基础，而种族原则又是自然的基本原则，因此他的国家符合自然的基本原则。第三帝国所有反人类的极端种族主义罪行，其最终的“合法性”就在这里。所以，就为自己极端的政治行为辩护而言，希特勒建立在种族纯洁性基础上的“自然法则”就相当于毛主义建立在“一分为二”基础上的“宇宙规律”。《我的奋斗》也充斥着一种“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的精神，用先验和武断作为论证的前提。例如，“民族与种族”一章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这些真理(即下文所谓自然保护种族纯粹性和排除种族混杂的努力)是如此显而易见，使得很多普通人对它们或是视而不见或是拒不承认。面对这些真理他们好像是盲人，而一旦某个人忽然发现并指出这些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事实时，这些人又惊诧莫名”。
毛主义对宇宙基本秩序的执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学说，而是把整个自然界包括在内的，这也是它“优越”于其他社会理论之处。这种包容一切解释一切的总体性在很多人那里特别有魅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宇宙基本秩序的解释。熟悉马克思的人都知道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表现了青年马克思对宇宙基本秩序在微观意义上的兴趣。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有关“宇宙间普遍联系的科学”——这种“普遍联系”当然就是宇宙法则。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都大量涉及自然科学的知识，用它们来论证唯物辩证法。这方面列宁也有《哲学笔记》。
但到了毛泽东这里，由于他本人自然科学素养非常有限，只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临时抱佛脚看一些材料，所以他提到自然科学问题时常常只有寥寥数语，但宇宙真理在手的“信念”却比前人要更为坚定，至少在言辞上。1980年代肆虐秘鲁的“光辉道路”领导人古兹曼自认是毛的学生，他文革初期曾在中国受秘密训练，后来号称“安第斯山的小毛”。古兹曼也是哲学博士，他的论文就是研究康德的空间理论。熟悉文革意识形态史的人应该知道，康德是文革中被褒扬的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科学家，他的《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1974年翻译出版，正好是上海的毛主义者关于天体物理学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古兹曼和他的一些同志都热衷于谈论“宇宙的终极真理”，能在一个很短的演说中从宇宙起源讲到阶级斗争，被一些评论者称为“宇宙真理掌握者”(Cosmocrats，意为依靠掌握宇宙真理而掌握权力的人)。
在一个总体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社会，对自然的探讨常常带有政治内涵，甚至变成政治问题。教会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宗教教条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原则，成为总体主义意识形态。天主教认为宇宙是创生的，所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因此在欧洲中世纪，主张时空无限成了异端，正好和20世纪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相反。但宇宙论和意识形态原则上的联系和它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对物质和时空的科学讨论曾经也必须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这个原则的科学家也会受到批判，有关学科和讨论也会被禁止。但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没有刻意利用这个问题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只有在中国，当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无法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根据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宇宙论才被赋予了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使命。
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主义创始人李大钊在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对宇宙基本秩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当时正是国际科学界开始讨论宇宙的有限性问题的时候。李在他著名的文章“青春”(1916年发表于《新青年》)中大谈宇宙万物的创始和运动，宇宙的发展和规律。他相信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而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政治活动和行为把它融入宇宙的永恒。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是在宇宙论那里为个人的政治活动寻找合法性或者说是根源，这和毛半个世纪后用它为文化大革命这个事关全体国家民族的政治运动寻找合法性有相通之处。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阐述宇宙无限时，李甚至提到了当时西方科学界正在讨论、1970年代又成为毛主义宇宙论焦点之一的“热寂说”。他提到了提出这个假说的两位西方科学家的名字(William Thompson和Peter Guthrie Tait)和他们的有关研究。李没有对这个假说本身提出反驳，但同时又声称宇宙是永葆春春的，表现了他在科学证据和个人信念之间的矛盾。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所有毛主义者的困惑和矛盾。在1970年代，上海的毛主义者在越来越多的有关宇宙有限的科学证据面前仍然坚称宇宙无限，细读他们的文章，除了“信念”，似乎很难说有别的支撑。李大钊对宇宙无限的信念，为我们理解后来毛主义宇宙论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的脚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李大钊和毛主义者对于宇宙无限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执着似乎可以说是幽闭恐惧症的一种表现。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毛主义宇宙论和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还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得到证明。毛大力褒扬坂田昌一，主张物质无限可分的同时也是他批判苏联哲学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而这个观点被毛认为是苏联变修的哲学根源。《红旗》杂志在评论坂田的同时发表了批判苏联哲学界的文章，指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批判哲学家德波林的人(德波林主张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现在完全步德波林的后尘。 毛1964年8月和康生、陈伯达等人谈基本粒子的那个场合，本来是为了布置对杨献珍的批判。杨献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在哲学上提出“合二而一”论。杨被认为是在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后中央高层中比较有反思的人，他的“合二而一”和毛主义的“一分为二”不同，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平衡和稳定，反对人为制造和激化矛盾，这很显然和同一时期毛泽东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理论有根本差别。和苏联的论战以及对杨献珍的批判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思想理论界重大的事件，它们都和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有密切关系。
文革正式开始以前，1966年5月18日林彪作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强调了资本主义复辟甚至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提出了四个重要的“念念不忘”，成为文革前期中最常见的口号。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充分显示了毛主义宇宙论话语和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副统帅”思想中的联系：“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
本文意在说明毛泽东本人和毛主义者对宇宙论的讨论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和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的认识有密切的联系，更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讨论从1950年代中期毛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开始，随着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成形而发展，到了1960年代中期成为文革的理论先声，又随着文革的发展和受挫而以不同的话题和形式为文革意识形态辩护，直到文革结束。毛主义宇宙论和文革意识形态的这种同步关系，对于深层次地理解文革的动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值得强调的是，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没有科学意义，这在一个具备现代科学基本常识的人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西方学界所谓的“毛粒子”不过是对一个政治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表示的一点敬意罢了(“毛粒子”是美国物理学家Sheldon Lee Glashow1977年在夏威夷一个基本粒子会议上提出的，当时毛去世不久。多年前本文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向Glashow先生了解过有关情况)。不要说毛泽东关于宇宙论的那些充满玄学色彩的猜想，就连恩格斯那本著名的《自然辩证法》，在20世纪科学家眼中也没有科学价值。和毛主义纯粹的猜想和信念不同，恩格斯的那本书中有很多具体的科学内容，包括计算和公式。这本书是在恩格斯死后很久出版的，当时恩格斯遗嘱执行人和手稿保存者伯恩斯坦把它的手稿送给爱因斯坦征求意见。爱因斯坦当时在政治上是西方科学界中倾向社会主义的左派，但他看了全部手稿后断然否定了其科学价值，并说“我确信，如果恩格斯看到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的那一点微薄的努力竟然还被认为有这么重要，他一定会觉得十分可笑的”。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毛主义关于宇宙论的讨论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宇宙秩序和政治合法性之间被虚构出来的关系的例证，其价值又超出了文革研究。这种关系的假定和言说通常只存在于前现代社会中。中国历史上玄而又玄的“天命”论就是如此：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天”——即被虚构出来的宇宙的道德秩序。从埃及、巴比伦到玛雅，世界其他文化中均不乏这样的言说和信念;在统治阶层中，有时世俗君主从祭司那里寻求神权的支持，有时君主是道成肉身，本人就体现了神权。这样的传统，在现代社会其实并没有绝迹，不过“科学”成了神权的新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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