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刘东：虽说是出版了这么多书，堪称好书的终究越来越少了

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的人生有一份“不自由”，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走出他的“书城”。

从少年时广泛的阅读开始，他就走上了一条用书铺成的路：写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等专著，他检视中西经验，激活中华文明；编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等丛书，他抱持文化自觉，思考人类未来；推动千余本图书出版，他致力于“再造传统”，求索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

刘东将这个浩荡征程的点点滴滴，收录在他的新书《坚守坐拥的书城》中。在他看来，“坐拥书城”自有它的一番好处。这些厚重的书，能够帮你挡住外面的风，使得无论春夏秋冬，在四壁之间的方丈中，都保持了恒定而安然的温度，这也正如他的人生态度。

「阅读我仍保持“杂食”的状态」

上书房：在清华大学，有这样一个“传说”，您办公室的那盏灯是校园里最后熄灭的。您一般每天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

刘东：我常年保持着夜读的习惯，一般都会到凌晨两三点钟，这也是各种原因共同促成的。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白天有很多的无奈杂务，很难完全沉浸想象中，但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夜深人静时精神也更集中，经常会读得很兴奋，甚至有时读到惊出一身大汗来。我的这个工作习惯，很多清华的同学都知道，所以他们才会这么传说。

上书房：您这是真正的沉浸式阅读。刘东：我在刚出版的《前期与后期》的最后一章，利用托尔斯泰的句式写过这样的话：“成功学者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而失败的学者各有各的失败。”这里就包括阅读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要还想做一个学者，就只能去这样沉浸式阅读，而且必须调动内生的主动性，跟书本展开对话式的、有点跟它较劲的阅读。你如果只是用手机随便看看，或者只是到网上去冲冲浪，这都绝对不可能成功。这是因为，由此并不能带来心智的成长，更不可能带来阅读的快乐。读书周刊：少年时，不区分题材内容的广泛阅读，为您后来的书籍人生染上了怎样的底色？刘东：这也就是刚刚讲到的“快乐”二字。实际上，我仍保持着看书杂食的状态。上次我在芝加哥跟巫鸿喝酒时，他夫人蔡九迪就曾问过我：无论我们谈到什么话题，你都可以接过来长篇大论，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她，其中的诀窍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开始今天的夜读时，什么书都可以拿来读，却偏偏不读正在研究的。反过来看，现在的孩子小时候都爱读书，后来大多只能看规定的教科书，就把阅读的快乐硬给剥夺了，久而久之就不爱读书了，顶多也只是被迫读些专业书。这就是梁启超当年忧虑的“不悦学”，现在的情况比当时更甚了。但在一段时间之内，我的阅读还是会有重点的，因为你眼下的兴趣就在那里，或者说，因为你痛感自己还不懂这个。在这个拖长了的“寒假”中，我大都在读一些人类学著作，后来给同学们进行网上授课，也经常提到这方面的知识。而此后，我移师浙江大学，要同时兼任社会学系和哲学系的教授，一边开展艺术社会学的项目，一边开展比较美学的项目，对前者要力戒“头痛医头”，务必要讲出“人文”味道；对后者又要破除“空对空”，务必要彰显“社会”向度。

刘东

上书房：在《坚守坐拥的书城》中，您几乎对所有领域的事件发表评论，比如，学术生态、地区研究、中西比较、出版行业、时代心理等，阅读是否让您特别善于发现问题，并调动已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刘东：这是我努力的目标，或者说，顶多只是别人的谬赞罢了。有意思的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自我期许，同样跟幼年时的阅读有关。我当时从《马克思传》中，读到了李卜克内西的一段话，说他（马克思）的头脑就像生火待发的军舰，随时准备驶入任何思想的海洋。我对如此博大的精神状态羡慕不已，不知不觉也就“有样学样”了。后来，又从马克思对小燕妮的回答中，看到了他本人的“人生格言”。所谓“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干脆就把这话抄下来，贴在自己书桌前的墙上。正是在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中，我们才获得了人类进程中的知识，也看出了这种进程尚有的问题，由此也才生发了想要去揭示它、研究它、解决它的动机，以及足以匹配这种动机的思想能力。也就是说，你的心智是读着读着就长大成熟了。而且，也正是在这种逐渐的成熟中，你自己作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自然会感受到那份成长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