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差点改变历史的叛变：彭湃英勇就义 周恩来险些被捕

91年前的今天，1929年8月30日，有着“农民运动大王”之称的彭湃与战友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在上海龙华监狱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彭湃等人的牺牲，还得从一位名叫白鑫的叛徒说起。当时，在国民党大清洗的背景下，党内很多不坚定的人都退出革命队伍，更有甚者还选择加入了国民党，而白鑫正是其中一员。

白鑫

白鑫，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明天下午在他家召开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参加的军事会议。

不幸中的万幸，周恩来当天因临时有其他更重要事情要办，请假未能到会。不然中共中央的损失可能会更为巨大。

24日下午会议召开后不久，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然悄悄包围了会场，手拿名单冲进石库门内抓人。彭湃以及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同志因此被捕。

资料图：彭湃等人被捕处（经远里1015号）

事出异常必有妖，敌人来得很是蹊跷，还能照着名单抓人。中央特科很快查实，彭湃的助手、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早在一个月前，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

在彭湃等被捕的当晚，主持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周恩来，立即召开中央特科紧急会议，准备营救积极营救彭湃等人。为了保证营救的顺利进行，中央特科动用了“敌情关系”。所谓“敌情关系”，在我们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中，就是特指“两面人”，也就是能够为我所用的敌方人员。当年陈立夫、徐恩曾的心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就是经周恩来亲自认同方才正式启用，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直接掌控。

陈赓一向杨登瀛打听彭湃等人近况，杨登瀛就告诉陈赓，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就将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为确保当日营救成功，周恩来建议特科同志凡会使枪的都尽量参加。

研判敌人押送彭湃等人的路径之后，营救人员决定在枫林桥附近截车，因为这里是押送犯人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必经之路。但由于准备时间太过仓促，等人员、伪装设备及武器一切安排就绪，比预定到达的时间已晚了一两个小时。（还有一说是枪内的防锈润滑脂没有清除干净，不能立即使用。）于是，营救宣告流产。

彭湃

被押解至龙华监狱后，彭湃等却依然向同狱的人和国民党士兵宣传革命主张。在他们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这样描述：士兵“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在彭湃和杨殷联名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信中，他们表示，如果党组织不能营救同时被捕的五位同志，那么可以牺牲安、揆二人（安，即孟安，彭湃化名；揆，即孟揆，杨殷化名），而设法营救出没有口供的其他三人。

更令人泪目的是，彭湃和杨殷写给周恩来的后一封信中，已将个人之生死置之度外，请求组织停止营救，嘱托同志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在彭湃给周恩来写了最后一封信后，国民党对彭湃反复施以酷刑，直至他手足俱折，体无完肤，连续晕厥达9次之多。彭湃被抬回牢房后，难友们看到他的样子很难过。彭湃忍着伤痛，在墙壁上画了一条龙，风趣地说:“你们看，我要像这条龙一样升天了。”

8月30日，临上刑场之前，彭湃与杨殷等人将身上衣服脱下，送给难友，又对他们及看守士兵作了临别赠言，接着，他们高唱《国际歌》，呼喊口号，坦然走上刑场。中共中央很快得到彭湃等就义的噩耗。当晚，周恩来含泪起草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书》，高度评价彭湃一生，并通知各级党组织举行哀悼，同时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