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新书在上海书展火爆签售 “很多的荣光，不过是草船借箭”

新闻晨报：但会不会在某些案件中，因为要追求程序正义，反而没有达到正义的目的？

罗翔：这还是我刚才所说的，人是有限的，人永远追求不到那个完美的正义。如果你是为了追求完美的正义进行刑事司法的话，可能在这个个案中，你实现了侠客式的快意恩仇，但却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新闻晨报：您怎么看待某些个案中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复”？

罗翔：作为个体，你这么做是你个体的选择，但作为整个法律体系，如果这么做的话，那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就会导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是我反复所说的那句话：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把人们带入人间地狱。

我们对重刑主义持警惕态度

新闻晨报：量刑轻重是最近几年经常出现的议题。您说过刑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后底线，试想如果我们把这个底线抬高一点，会不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件好事？

罗翔：我们法律人总是持一种现实主义的冷静吧。我们首先觉得法律只是解决社会诸多矛盾的最后手段，就像感冒，喝喝水可能就能治好，没有必要上抗生素；而且对付感冒，可能平常把身体练好会更重要，而不是去输液。

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刑罚的量超过了犯罪的恶，那可能刑罚会制造更大的罪恶，这就是为什么刑法有个基本的原则叫罪刑相当，重罪重刑、轻罪轻刑、不罪不刑。你不能说一个轻罪搞一个重刑，一个重罪搞一个酷刑，那就相当于用最厉害的抗生素去治感冒。

我们今天部分年轻人深陷怀疑主义的深渊，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没有绝对的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样一种虚无中，你不可能找到人生的意义，也不可能认为你学的法律是有意义的，你甚至会认为所有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都是搞笑，都是一种假设。

但是这里面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你的怀疑本身，是不是也值得怀疑？或者这么说，恰恰怀疑的目的，是为了确信。你得相信崇高的东西、正义的东西，它一定是存在的，是值得你去追寻的。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说，要多跟人去接触。我跟他们说你去绝症病房待几天，你去照顾那些孤儿，去看护那些智障的孩子，你会很容易从虚无中走出来。

新闻晨报：我特别理解和欣赏您说的这种使命感，但有时候我也在想，比如我们给予老师、给予医务人员、给予公众人物的这些使命感，是否也反衬了我们自身的不作为？

罗翔：这就是加缪所说的我们要拒绝英雄主义，因为英雄主义会让很多普通人觉得那是英雄应该做的事，普通人不需要去做。在某种意义上，加缪的声音我们需要倾听，但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有一种平衡：这个时代是需要英雄的，但是需要英雄并不代表我们普通人因此拒绝介入，其实真正的英雄就是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责任与本分。

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依然有一些崇高的信念要去持守，每一个人勇敢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但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次要。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矛盾式的、悖论式的平衡。

我们对重刑主义持一种警惕态度。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是有重刑主义的传统的，重刑主义就是刑罚威慑主义，用严厉的刑罚来惩罚轻微的犯罪，这是完全违背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的。

新闻晨报：我们看到有很多著名律师为某些在公众看来“罪该万死”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然后一审或者二审出来的判决结果，大家都觉得太轻了。想请教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庭审会成为高手过招的战场，然后一个出色的律师可能达到他想要达到的诉求？

罗翔：我觉得可能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戏剧性，我们律师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厉害，当然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不堪。我始终认为律师跟司法机关的基本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促进法律的正义。换言之，如果一个法官遇到了一个律师能够不断地挑他的错，他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这可以避免他的判决出现严重的错误。

新闻晨报：假设法官跟律师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会造成一方被降维打压的情况吗？

罗翔：这都不太可能。因为庭审本身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其它的工作，在这个庭审之前会有大量的沟通，跟公安机关有沟通、跟检察机关有沟通，等等，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并不是说像影视剧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于律师“可以进行操作”的推测，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