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报告、分级预防、抚慰教育……这些未成年人保护举措你该知道

女孩自报被家人猥亵获司法救助

浙江桐庐县某村，9岁女孩兰兰自报被家人猥亵，村妇女主任将兰兰的举报上报给县妇联，妇联从县直接报给了杭州市检察院，证据被迅速固定，猥亵者很快被法律制裁。兰兰得到司法救助，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证据，得益于不久前，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试行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本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强制报告制度实行以来，报告的责任主体最多的是我们的医疗部门。医疗等部门，在发现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况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同步也向检察机关报备。

简言之，任何人和责任主体，只要发现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虐待、拐卖等9类侵害或疑似侵害的法定情形，就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事实上，该项制度在被最高检等部门推向全国前，杭州市萧山区2018年4月率先推行了该制度。

徐萍：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性侵女童的个案当中，在将孩子送往第三家医院进行救治的时候，医护人员发现孩子的伤情异常，随即通过拨打电话报警，最后发现了这样一起隐案，所以从个案得到这样的一个启发。

强制报告制度 让更多隐案被发现

徐萍所说的隐案即性侵猥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兰兰一案属于熟人作案的典型隐案。有数据统计，熟人作案占比70%以上，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都能成为报警维权的障碍。隐蔽性的另一层含义，即因证据不全、保护未成年人意识不强等因素，行政机构等责任主体存在不予受理和报告现象。强制报告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发现难、预防难、取证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积极开拓更多渠道，让更多人以更主动的姿态加入报告行列，决定着强制报告制度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

借助网络拓展多元报告制度 尽早防范犯罪

今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正式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兰兰一案中的县妇联，正是在媒体和系统内部宣传下得知该程序，通过文字、视频、定位等实时上报案件，并直达杭州市检察院。

王群：如果您选择实名举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加密的渠道，跟杭州检察院的后台系统进行实时对接，保证这个数据肯定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传输。对于像匿名举报这一些线索的话，设定一些必填的项目，就是说必须得填哪几类元素。

目前，杭州共发生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34件，同时还对制度落地不利者发出检察建议书14份，显然，只有长出“牙齿”的制度设计，才能让责任主体有报告意识，而科技赋能拓展的多元报告制度，也才能让更多人敢于更早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让未成年人免于继续被侵害的可能。

莫让“犯错”变“犯罪” 分级预防提前干预

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走向犯罪，大多都不是一步就跨进了犯罪的深渊，往往是由小错到大错之后又走向犯罪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当中就提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坚持分级预防，提前干预。

犯罪嫌疑人盛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行为，但具有作案时系未成年人及认罪认罚等情节，决定对盛某某附条件不起诉。

周五，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宣布，对于三名因打架斗殴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如果起诉，他们将可能被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起诉的条件，是他们的家长需要和社工组织签署协议，在考察期内，他们必须在家中接受社工的心理和行为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