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少年杀人案民事赔偿128万 “隐秘的角落”如何照亮？

王群曾在检察系统工作8年，熟知证据收集之难，在他看来，强制报告制度要打消公众因报告泄露隐私而可能被打击报复的顾虑。徐萍及同事则在试图解决线索源于公安单一渠道的问题。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杭州是一个互联网高地，我们在进一步深化强制报告制度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是不是能够以这个科技赋能的形式，能够助力我们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我们是想进一步拓展我们检察监督渠道，能不能有一个全民参与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支付宝的用户黏性比较大，另外一个用户的覆盖面也比较广。

今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正式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兰兰一案中的县妇联，正是在媒体和系统内部宣传下得知该程序，通过文字、视频、定位等实时上报案件，并直达杭州市检察院。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 王群：如果您选择实名举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加密的渠道，跟杭州检察院的后台系统进行实时对接，保证这个数据肯定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传输。对于像匿名举报这一些线索的话，设定一些必填的一些项目，会有一定指引引导，就是说必须得填哪几类元素。

目前，杭州共发生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34件，同时还对制度落地不利者发出检察建议书14份，显然，只有长出“牙齿”的制度设计，才能让责任主体有报告意识，而科技赋能拓展多元渠道报告，也才能让更多人敢于更早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让未成年人免于继续被侵害的可能。

白岩松

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走向犯罪，大多都不是一步就跨进了犯罪的深渊，往往是由小错到大错之后又走向犯罪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当中就提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坚持分级预防，提前干预，将未成年人的偏常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等由轻及重的三个等级，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干预或矫正措施。的确，我们如何让那些只是犯错的未成年人不滑向犯罪的边缘？

社工不仅要起到抚慰和教育的功能，还会监督民警的审讯行为，防止出现刑讯逼供。如果案件进入侦查、起诉、审判等阶段，社工也会全程提供服务。但对社工来说，要想使得这些孩子真正迷途知返，就必须走进他们的内心，这往往需要漫长的建立信任的过程。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求助，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长期处在一个极不安全的环境里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因为他们没有被无条件的爱过。所以他们就不懂得如何去自重和自爱，所以这很容易去涉险。

社工 张秋蓉：需要慢慢地打开他们的心门。这个阶段就像我们对宝宝的状态其实很相近，要给予充分的耐心，不能很急躁。我们会接纳他们的情绪，会通过一些回应，倾听一些专业的方法，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很真诚地和你沟通，我们是能够理解你的情绪，我们也是愿意陪伴你左右，帮助你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

这些服务内容，都已写入刚刚出台的《上海市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在这部规范之中，社工服务的重要方法是家庭治疗。在社工们看来，不存在绝对的坏小孩，未成年犯罪往往是在家庭陪伴缺失的情况下，在无助和愤怒无处释放之后结出的“恶”之花。而要让这些隐秘角落的小花重见阳光，必须从他的家庭开始改变。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费梅萍：他成为是一个严重不良的或者涉罪的青少年，但是这些青少年也好，未成年人也好，他本身依然有一个要往上成长发展的需求，无论是他的潜能以及他成长的需求，那都是存在的，全社会，包括政府，包括家庭，包括学校，让这些孩子的成长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持，然后他自己在预防犯罪方面的抵御能力也有一个成长。

白岩松

我们常常说解决很多事情，千万别走向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其实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惩治也同样如此，强调严格惩治，让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一样去担责，这不符合我们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大趋势。而反过来保护未成年人，也绝不是宽松溺爱犯了罪当没事儿，所以很多事情的进步，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是要在争议讨论协商的过程中朝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走，但愿我们能缩短这个进程，少付出点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