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少年杀人案民事赔偿128万 “隐秘的角落”如何照亮？

一方面，施害者是未成年人，现行法律下蔡某某能免于刑责；但另一方面，受害者也是未成年人，琪琪的家庭也需要被保护。据琪琪母亲贺美玲表示，案发后，蔡某某父母就搬离了该小区。案发至今，蔡家也从未出面道歉。在此次诉讼中，既没有出庭应诉，也没有委托代理律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导致低龄未成年人从事严重犯罪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需承担侵权责任。沙河口区法院的判决中也提到，蔡某某的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应当悉心教导蔡某某，但他们对蔡某某疏于引导和教育，以致其故意实施杀人行为，未尽到监护责任。目前，琪琪家人还在准备材料，希望继续追究蔡某某父母的刑事责任。

白岩松

上周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改进完善，不再使用收容教养这一概念，将有关措施纳入到专门教育，而对大连那位杀人少年的三年收容教养，已经是最严的顶格处理，面对这不能更改的结局，相信很多人都会想：防范这样隐秘的犯罪，如何关口前移，尽早的发现他们呢？

强制报告制度

揪出家人猥亵女童案

↑资料图

2020年1月，9岁女孩兰兰告知父母，自己被家人猥亵，但爸妈不信。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如果父母支不支持那么孩子的求助往往可能就化为泡影，当真的看到了有一些案件过来的时候，心里还是蛮沉重的。

2020年4月兰兰再次被猥亵，她偷拍全过程并上报村里。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通过他人之手的话，把这个情况反馈到了我们司法机关，这孩子也很勇敢。

这起家庭猥亵案发生在浙江某县某村，村妇女主任将兰兰的举报上报给县妇联，妇联从县直接报给了杭州市检察院，证据被迅速固定，猥亵者很快被法律制裁。兰兰得到司法救助，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证据，首先得益于不久前，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试行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强制报告制度试行以来，报告的责任主体最多的是我们的医疗部门。医疗等部门 在发现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况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同步也向检察机关报备。

简言之，任何人和责任主体，只要发现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虐待、拐卖等9类侵害或疑似侵害的法定情形，就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事实上，该项制度在被最高检等部门推向全国前，杭州市萧山区2018年4月已率先推行了该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性侵女童的个案当中发现，前面两家医院，都没有及时把孩子的异常伤情，进行一个告知，在将孩子送往第三家医院进行救治的时候，我们的医护人员发现孩子的伤情异常。那么随即通过拨打电话报警，发现了这样一起隐案，从个案得到这样一个启发，说他们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一项强制报告机制。

徐萍所说的隐案即性侵猥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兰兰一案属于熟人作案的典型隐案。有数据统计，熟人作案占比70%以上，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都能成为报警维权的障碍。

隐蔽性的另一层含义即，因证据不全、保护未成年人意识不强等因素，行政机构等责任主体存在不予受理和报告现象。强制报告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发现难、预防难、取证难而加重侵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积极开拓更多渠道，让更多人以更主动的姿态加入报告行列，决定着强制报告制度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 王群：传统的像是在12309的检察网，以及12309的电话一个投诉举报，对于民众来说的话，这个参与度是比较低的。其实就算是群众是有相应的线索，他也觉得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所导致的，我不进行举报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检察部门的话，相对来说接收线索是比较滞后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是想做中间的一个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