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阳民间110

云南鲁甸地震时，孙海良在田野的帐篷里给灾民量血压，余震来了，灾民背了血压计就逃。人们睡在地上，对不定时的危险保持警惕。灾区生活苦中作乐，灾民拖着救援人员去家里吃饭，在塌了一半的房间里喝一杯茶，主人就很高兴。

救援结束时，当地的傣族人背着花生、糯米把救援车前前后后塞满。汽车发动，老人、小孩在路边跳起傣族舞，车子开了很远，他们还在跳。去西藏救灾时，孙海良的脖子上堆满了哈达；在尼泊尔临行前，人们朝他们摇头，大家开始时不解，后来才知道在当地，摇头表示尊敬。

孙海良今年54岁，膝盖因登山而凸起。前不久，他才参加完鄱阳湖水灾的救援，感慨体力不可避免地下降，“我最怕有一天，我报名参加救援，结果第一梯队没有我，第二梯队没有我，第三梯队还没有我。”

他始终记得自己第一次参与救援，失踪者是27岁的小伙子，妈妈独自把他带大。救援队员去山里搜寻，那位妈妈拿着快餐面等在一旁，见有人回来，总是先问“儿子找到了吗”，大家摇头。她把快餐面端到大伙面前，说“你们辛苦了”。

从第一天到第十一天，那位妈妈一直没哭，接过快餐面，孙海良哭了，“她来的时候满头黑发，刚才一低头，头顶已经有碗大的一圈白发。”

救援出的是体力，即便最累的时候，人没找到，“你也不敢看家属的眼神。”

“是我人生最积极的时候”

孙海良所在的公羊队去年一整年没出去过，“最好没任务，我一穿上这衣服，就面临大难。”野狼搜救队不一样，他们解决当地人出现的意外情况，“实际是老百姓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

新登镇派出所副所长裘科慧说，当地一个月平均有一起老人走失，全所只有30名警力，分散在不同条线。“野狼”有40名队员，能上山下水，“没有他们，我们动不动就要全所加班。”

解救老百姓的同样是老百姓，在人群里毫不起眼。队员高友顺穿着电焊工服赶到桥头，有人要自杀，好在及时化解了。更多时候，他要脱下工装，赤身在水里寻人，不管冬夏。

电焊工高友顺54岁，离异，独居，脸上总是红红的，可能跟长期做电焊有关，家里的桌子上摆着他为队里做的捞人铁钩。他小时候也有个当兵梦，听说侄子当了兵，“我买了好多烟花，沿路从家里放到镇上。”

“高友顺在路上看到堵车了，他会把车停一边下去指挥交通。”队友说。他不富裕，别人请客他不去，宁可在家吃泡饭。网上跟人聊天，他用摄像头拍拍四面墙，“谁还愿意跟我交朋友？”他因为投资失败欠下20多万元，但为了救援方便，凑钱买了辆车。

一次紧急打捞落水者，高友顺正在厂里上班，请了假去救援，他把衣服一脱赤身跳入水中，回来被厂里主管责备“脑子进水了”。他说话嗓门大，眼里容不下沙子，索性辞了工作。

早几年，高友顺跟随另一家救援队去过山体滑坡的四川茂县，“整个村没了，100多人埋在下面。”他看着水上漂浮的残肢，哭了一场，找来香烛，在大石头上拜了拜。

他有一个女儿，不常见面。高友顺决定死后捐赠遗体，女儿不肯签同意书，他说，“人死了被喂狗也不知道，不如捐了还能做个教材。”遗体拿回后，他要女儿一把火烧了，撒在富春江里。

虽然离婚十几年了，他跟前岳父岳母常来往，“我反正自己父母也没了，我叫了这么多年爸爸妈妈也叫惯了。”

他爸爸患有阿兹海默症，一个大雨天，老人沿着河沟走，被风吹到河里淹死了。

他父亲生前也走丢过，像他搜救的很多老人一样。有一次一个老人走失，队伍找到晚上12点。第二天下起大雨，搜救队刚上山，老人自己走下山了。看着老人泥水交加的脸、破损的衣衫，高友顺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走的那天也是一样的风和雨，不一样的是，老人还活着，正拿着棍子打树上的雨水。

和电焊工高友顺一样，队员李桥生家里也不富裕，前妻带着孩子跑了，但他们保护尊严的方式不同。

李桥生的家在山脚，几根竹竿歪歪扭扭支在门前，架起几件衫，他最爱穿的就是搜救队的短袖衣服，无论是做泥工、木工，还是油漆工、水电工，印有“野狼”字样的衣服像长在他身上，脱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