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杜纯子：在发射一线丰富自己的创作灵感

陶纯和女儿姚杜纯子（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只恒文

“5、4、3、2、1，点火！”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姚杜纯子见证了航天人为了北斗的顺利升空，所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智慧、心血和汗水。

酒泉和西昌，是我国“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姚杜纯子大学毕业后选择到西昌工作，酒泉的大风、戈壁滩的沙子、西昌的发射场、马兰的核试验场，院士金怡濂、顶级车工原公浦、航天员刘洋等，在她的笔下变得鲜活灵动，姚杜纯子把对祖国航天事业的热爱跃然纸上。

“女儿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大凉山区的卫星发射中心一线工作，虽然远离父母，但是她能够得到锻炼，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下健康成长，让做父母的感到欣慰。”作家陶纯为女儿的选择感到骄傲。

新出版的《我们点亮星空》（中国文史出版社），收录了姚杜纯子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报告文学和散文作品，题材主要是围绕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起初爸爸是不同意我搞创作的，因为他觉得女孩子干这个太辛苦。”姚杜纯子对《中国青年作家报》记者说，“当我把几篇发表了的东西拿给他看时，他说我的语言还是挺不错的，被他这么一夸，我心中暗自窃喜，他给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勇气，往后写作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接到用稿通知激动得差点晕过去

陶纯：1976年前后，我大约12岁那年，偶然得到一本卷了边没了封面掉了不少页的书，一口气把它读完，被深深吸引。后来才知道那是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这本书像是文学的种子，植入我心中。那时在山东乡下，吃饱饭都难，几次想退学，下地干活帮家里挣工分，就因为心中存有读小说的念想——只有走出乡村，端上个铁饭碗，才能有更多的小说看，于是顽强坚持下去。

1980年，我只有16岁，参加高考，意外地被一所航空学校录取，学的是地勤专业。上了军校，就不愁没书看了，那几年我每天最想干的事情就是读小说，正是在那里，我播下了创作的种子，决心这辈子当一名作家。分配到部队后，开始动笔写作，三年时间写出四五十万字的小说，但是没发表一篇。正要打退堂鼓的时候，突然接到四川《青年作家》杂志的用稿通知，激动得差点晕过去。

从那以后，在写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久又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回到驻山东的老部队，进入专业创作室，当时29岁。再往后又进入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习，然后调到驻京某部队创作室。一晃马上入伍四十年了，我的军旅生涯其实就是写作生涯。

姚杜纯子：可能是遗传的原因，当然也肯定有爸爸的言传身教，我从小也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文艺作品。说到看书，还要从邻居阿姨送我的一套世界名著的缩写本说起，这套世界名著应该是我正儿八经看过的第一套文学作品。每本书大约包含三个故事，都是世界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有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等，这些故事深深吸引了我。

当时我还在上小学，每天写完作业后，我便反复翻看这些书，看了一遍又一遍。爸爸那时也并没有特意让我去写一些什么，也没想让我走他这条写作的路，但是说来也怪，在众多学科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语文，从小学到初中，也一直担任语文课代表，我写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听。大学毕业，我成为航天队伍中的一员，工作之余我爱坐在电脑前，把一些感受和身边令人感动的事情写下来，这便是所谓的散文和纪实文学吧。

写作者的一生，一定是阅读的一生

陶纯：应该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出乎世上所有人预料，打乱了很多部署。作为一名作家，我倒觉得影响并不大，反正平时就是宅家看书写东西，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

春节期间，我父母从山东老家来北京过年，看看我的新居。本打算小住一阵就走的，结果被疫情阻隔，住了一个多月才辗转回去。老人走后，我理了理思路，调整好状态，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一鼓作气写出三部中篇小说，一下子把一年的任务基本完成了，暂时停笔看书。满书架的书，我挑来挑去，最后把《红楼梦》抽了出来。年轻时读过几次，都没有读完，这一回咬牙读完了，而且读得非常认真，有的地方反复看，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