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的军人本色

2020年，中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新冠疫情，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经历惨烈的疫情，美国抗疫外行，甩锅内行，为转移国内疫情和种族矛盾，将锅甩给了中国。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前夕，美国全面掀起对华围堵和压制，暴露出霸权主义的狰狞面目。

八一建军节这天，父亲当年的秘书付昌安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听“作战科长”讲董存瑞的故事》，勾起了我对父亲当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和永葆革命军人本色的点滴回忆。

湘潭独立团干部合影

1950年，父亲在湖南湘潭独立团任政委时，大姐出生，正值抗美援朝保和平，前方战事激烈之时，父亲给大姐取名“湘平”；大哥出生时，正是国人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保家卫国之际，取名“志平”；就在抗美援朝获得胜利，志愿军凯旋而归之时，二姐来到了这个世界，取名“利平”。我则是出生在反右的特殊年代，父亲为我取名“志坚”，寓意今后以坚强的志气面对现实的劫难。

“和”是父亲内外合一的完美性格。

父亲当年的戎装照

我只能这样理解：是军人的本色让他这样去做

父亲告诉我，那年河北保定完县（今顺平县），全县只有两人考上了河北保定师范，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在七七事变之后，没有告诉亲人，更没有告别母亲，就从保定师范直接弃笔从戎加入了抗日的队伍。

残废军人证上记载着父亲是三等乙级残废，父亲告诉我，那是他在一次攻打张家口战役时负伤留下的残疾。

当时父亲任作战参谋，在夺取了敌人阵地之后，临时的指挥点就设在了敌人碉堡的二楼。因为是打穿插战，所以在消灭敌人之后，部队迅速后撤，而在地面打扫战场的战士不知情况点燃了碉堡，留给父亲撤退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从碉堡上跳到壕沟里。这一跳使父亲的左后脚跟着地，造成严重扭伤和骨折，父亲无法站起。当他以坚强的毅力爬回部队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

父亲说他们是把脑袋拴在裤带上玩命过来的。也许正是这一次次的玩命且无所畏惧的牺牲经历，使父亲极度的满足于当下，只求为人做事，毫无丁点利己谋私！因为，比起牺牲的战友，他从骨子里透出的定义就是：能活着就足矣！这是在八一建军节的今天，对父亲的思念所得到的感悟。也正是这一觉醒，让我理解了曾经无法理解的事情，并且，事事都蕴藏着母亲的伟大！

分居是尽职：更铸就了儿女草根平民之心

童年的记忆中，打我记事起父母就一直是分居的。母亲（1953年转业）帶着我们四姊妹和外婆住在武汉市妇联机关后院，后来搬到汉口同兴里（原德租界的房屋）。父亲则在一个很大的军需仓库做政委，每星期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总要抱起我用他连腮胡子扎我。给我最深的记忆是吃饭时规定的两不准：不准说话，不准掉饭粒，违者就是一筷子或被弹脑门。

我们都是在总后勤部武汉陆军幼儿园长大的，但只有我大姐是进八一小学毕业后，再转到武昌实验中学读书。1965年，父亲转业，本来分配他去湖北省委党校任职，一家人总算可以团聚了。可是父亲那种只想为党做事，不求索取的执着精神，让他与我们再一次的分开，而且这次距离很远！

父亲婉拒了省委党校的任职，她向组织说：我坐办公室坐够了，我想到企业去做点实事。组织上尊重了他的意见，将他重新分配到了湖北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任职。父亲又不愿高高在上坐办公室，执意要下到基层企业做实事。就这样，他以行政十二级的高级干部的级别分到湖北省松滋县982兵工厂担任党委书记。但省国防工办要求他在基层工作一年后再回武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接踵而来的是向走资派夺权，一个戎马一生，一心只想为党做事的老战士，也被戴上了高帽挂牌游厂批斗，一切都是革委会说了算，所以，父亲回武汉已经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