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的军人本色

1968年大姐初中毕业后想参军，但是，远在鄂南的父亲发来电报：“上山八尺”，让大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父亲给她寄来了八尺布票以示送行。这在当时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母亲没有丝毫的劝说，姐姐没有埋怨，毅然决然地上山到了湖北省郧阳地区的郧县，一个穷山僻壤的地方。接着母亲接到了去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学习劳动的通知，一家人分居四地。武汉家里仅剩我们三姊妹和外祖母相依为命，此间发生了许多被人欺负和我淘气的故事，也正是由于失控状态下不断发生的故事，让母亲作出了一个决定：与其这样，不如弃汉从夫一家团聚。

我记得好像是1970年的春天，两辆军车将我们一家人载往位于鄂南松滋县刘家场的清江矿山机械厂（982厂），从此我们离开了武汉。

虽然到了一个与武汉城市生活落差相当大的农村山沟里，但在我们却没有什么落差感，并且我们很快也很自然地就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丝毫的高干子弟的优越感，而只有草根平民的平常身份。

分单是自律：更是人民公仆的朴实再现

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可是，父母却不在一个单位上班。母亲每天要步行十多里去另一个三线单位——荆江农具厂（949厂）上班，每逢刮风下雨，特别是冬天下雪，我们就要为母亲担忧。也许是组织对我父亲的关照，1971年8月1日，我父亲调到了湖北襄阳的一家三线厂——汉丹电器厂（9604厂），也许是离我那远在鄂西北郧县战天斗地的大姐又近了许多（后来大姐被招进了十堰二汽厂的灯具分厂）。

难以理解的是，我们一家调到襄阳汉丹厂后，父母亲仍旧没有在同一个单位上班，而是去了与汉丹厂相隔一座山岭的卫东机械厂（846厂）。那时候母亲总是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特别是刮风下雪的日子，翻山路难行，只能绕道而行，母亲就要起的更早，回来的更晚了。数十年如此辛劳，母亲没有半点的牢骚和怨言，只是认真踏实而又坚定的日复一日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母亲毕业于湖南浏阳女子师范，参军后服从组织安排，嫁给了比她大11岁的父亲，婚后接连生下了我的哥哥姐姐们。如此才貌俱佳且有能力的娇妻，真不知父亲为何如此忍心让她数十年来日复一日的遭受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痛苦？直到今天，在对父亲的追忆中才省悟到：这是父亲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牢记心中的自然体现。

1975年，我高中毕业时，向父亲提出要求参军，父亲给予答复的一句话“党委书记的儿子不下乡，你觉得合适吗？”

1976年，最后一批大中专的招生，我们知青点有三个指标，而就在此时我的入党申请材料已经上报襄阳县尹集区党总支，我带着矛盾的心理向父亲汇报自己的想法，“有了坚定的信念，才会为今后的事业确定正确的方向，先入党再读书！”父亲直截了当的为我做出了选择。

为官者，特别是高官，该如何言传身教子女？如何对待和管好身边的亲属？在这方面，我的父亲是当之无愧的楷模，对此，我只能这样理解：革命军人的本色让他这样去做的！

父亲的一身正气不仅感染着我们，而且也影响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八一前夕，父亲当年的秘书付昌安叔叔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听军工厂抗战老书记讲故事》，回忆父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的经历。

听“作战科长”讲董存瑞的故事

贾宗海是湖北襄阳三线企业汉丹电器厂（代号9604）的第三任书记，军队转业干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松滋三线企业982厂调入襄阳三线企业汉丹厂任厂党委书记，行政12级。贾书记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河北完县人，1978年至1979年期间，我在贾书记身边工作了二年多，他沉默寡言，遇事冷静，平易近人，为人正派和气。闲时给我讲他的一些人生经历。

贾书记是一位老革命，也是一个老高中生，与他同期参加革命的有的人在中央当了部长，而他从不伸手向组织要这要那，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相比，活着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