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中国纪录片第一次高喊“打倒解说加画面，走出纪录片创作误区”的年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纪录片创作者们觉得，“以词为主，音乐打底”的制片方式，再也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能真实地表现人们的现实生活了。于是“以画面语言为主体，代
选材上：好人好事不等于故事
纪录片要讲故事，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年了。可是什么是纪录片中的故事，还是有些创作人员不甚了解。比如近期看到的《生命因爱而美丽》、《好大一个家》、《生命的印记》等节目，叙述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收养残疾儿童或关爱老人的故事。这些片子主题的选择和立意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片中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普通的好人好事：献爱心的人如何发现了一个残疾孩子，如何领回家，如何喂饭，又如何在缺衣少米的情况下，救助了这个孩子，并使他上了学校……。严格地讲，这种纪录还只是叙述了这件好人好事的来龙去脉，而观众想看的，则是来龙去脉中的更俱情节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故事呢？以笔者拍摄过的一个好人好事为例：售货员李丽平刚生孩子不久，有一天早上出门，在楼道里检到了一个用布包裹的男婴，和一个写有“大好人，请代为收养，事后一定重谢！”的字条。李丽平将孩子抱回家收养。可是夫妻俩的工资养不起两个孩子，于是夫妻二人决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婆婆家代养。婆婆不理解，总认为儿媳检到的孩子是“野种”，为此婆媳间经常为此事发生矛盾和口角。两年后，一个自称是孩子爸爸的人来到李丽平家，要求抱回自己的孩子，于是双方上诉到法院，又一场风波出现了……笔者认为，如果纪录片纪录的是上面的情节，那无疑是一个具有戏剧化冲突的故事，可是如果只是纪录了检孩子、养孩子这样的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好人好事，那就不足以称为故事（但可以作一部非常好的新闻性专题节目）。现在的纪录片已经由平叙化发展到故事化，再到“戏剧化”了，如果我们在把日常经常可以见到的好人好事作为故事纪录，恐怕收视点和可视性都会大大降低。
象这次由多名法国专家评出的中国纪录片大奖，《房东薛先生》、《俺爹俺娘》等，都极具戏剧性。不仅有好看的故事，而且矛盾冲突尖锐。特别是《阮奶奶征婚》，当82岁的阮奶奶征婚遭到儿女们的极力反对、又没有人给她介绍对象的情况下，阮奶奶大胆地来到报社，花钱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最后，阮奶奶左挑右选，在全国各地应征的老人中，选定了一位75岁的“英俊”老伴。
拍摄上：纪录了过程不等于拍到了故事
有人认为，纪录片就是原生态的纪录。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事必录，结果剪辑出来的片子，如同一本豆腐账。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理论上有一个误区没有解决：那就是“原生态的纪录过程”和“原生态的纪录故事”不是一回事。所以中国和法国的评委们在观看评选节目的时候，一致感到，大凡作者只纪录事件的过程或流程的片子，不但没有可视性，而且反映问题也往往浅显。反之，注意纪录故事情节的节目，不但剪辑起来省事，而且明显“打眼儿”。因为观众的最大需要：就是节目要好看。
人文类长纪录片《伴》，纪录的是湖南某山区，一位76岁的刘老太太，饲养了世界第一大猪（2600斤）的故事。湖北台的创作人员，不仅是把镜头对准刘老太太一天2次为大猪检食的过程，更关注饲养大猪中的一些波澜起伏的故事。特别是该片围绕这头7年的大猪卖还是不卖的焦点，反反复复展现矛盾，直至刘老太太突然病倒，大猪的生死也随之陷入困境……。这部52分钟的纪录片，故事一环扣一环，矛盾一个接一个，节目看完了，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可是有些没能入围的节目，也确实在这方面犯了大忌。这些纪录片往往是从早上起床干什么，上午遇到了什么，中午下午干了什么，一直忙到晚上才休息。《袁奶奶学车》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内容是65岁的袁奶奶准备买一辆小汽车，于是她到驾校报了名，开始了漫漫的学车路……可是编摄人员在拍摄和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摄像机主要纪录的是开车的原理和开车的方法，而且细到怎么握方向盘，怎么挂档。片子看到第六分钟了，还是这方面的内容。尽管这个节目也被冠以纪录片，但看后给人的感觉是教学片。象《韦伯一家的春节》、《新藏线上》、《老朋友》等，都因为这样的问题而落选。
纪录片要用画面语言讲故事，但摄像机纪录的过程并不等于都是故事，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纪录的过程编成纪录片，既浪费了时间，又影响了节目的节奏，观众是不会为看一件事情的过程，而不换频道的。在这里尤其要提醒一些涉足纪录片时间较短的编导：不要以为用摄像机纪录了人物或事件的过程，在把这些过程稍加选择，编在一起就是纪录片了。纪录片要看到故事，看到故事首先要拍到故事，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在纪录人或事件过程的时候，注意纪录他们中间发生的矛盾和故事，千万不要把过程和流程当作故事。
创作上：话筒采访的故事不等于画面语言的故事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界曾对解说词重要还是同期采访重要，产生过一些争议。几年后，人们发现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现在进行时”的拍摄方法，决定了同期采访更重要。于是乎，同期采访开始大量地走进纪录片，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好像没有很多人出画面讲一讲就不叫纪录片了。于是纪录片成了真正的“讲”故事。
在这次评选的节目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节目都注重了用画面语言叙述故事。可是仍有一些“人头接人头”的片子。有的甚至20分钟的片子，出现了26个人在讲故事，结果电视纪录片成了真正的广播纪录片了。有一个表现去年战胜非典的纪录片，整个片子几乎是解说词加同期采访，而且“头接头”（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讲），所有采访人说出来的故事，又都没有相应的画面，更不要说用画面语言去表达了情感，表现故事了。这样的纪录片如果用“话筒采访出来的故事”定位，一点都不为过。这样的节目不要说让高级专家评委去评，就连老百姓看了也会厌烦的（这样的选题更适合作新闻专题）。
在这次评选中，有一个叫《幼儿园》的纪录片，可以说通篇没有解说词，采访也极少，观众通过细腻的画面语言，看懂了发生在幼儿园的故事。还有一部北京广播学院学生的作品《纸殇》，纪录的是福建大山里的一个造纸作坊的兴衰过程。由于作者是一些学生，所以他们从入学一直拍到毕业（4年），每年都用摄像机去纪录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这个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画面语言叙述故事。我们曾试着把这部纪录片不加翻译的送给外国人看，结果他们完全看懂了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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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我们强调画面语言的作用，并不是不要当事人出来讲话。当事人出来讲话，有时会在片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决不能所有的故事都由人去讲，把纪录片编成各种人头的集粹和展示。我个人认为，凡是能用画面说明的，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而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画面故事和画面细节，即使说的故事再精彩，细节描绘的再细腻，观众也没有看到。而出现在画面中的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细节，也会给人以震撼的力量，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
在纪录片革命的今天，我们已经从“以词为主、音乐打底”的那种制片方式中前进了一大步，进入到用同期声来表现现实了。但我们决不能停留在这个中间地段，更不能认为使用了同期声（讲话），就是纪实了，就是纪录片了。实际上，纪录片是以视觉艺术为本体的一种电视节目样式。既然叫“电视片”，那么就必须认清“画面语言”是纪录片的灵魂，它的故事，它的情节，都应该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那种大量使用话筒采访故事的创作方法，有违于纪录片创作的根。
手法上：画面晃动不等于纪实
在这次报送的评选节目中，与三年前相比，最大的进步就是镜头比以前更稳了，“用架子拍，”可以说被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者所认同。《小小读书郎》、《空山》、《潮汕民居》、《狮子山、玉门关》、《荣氏兄弟》等都是画面工整的极品。
尤其需要提级的是《井底村三姐妹》，山西电视台的编导胡志远，连续4年抗着三角架，来到大山深处的井底村。可以这样说，这部纪录片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是用架子拍的，而且在用光上也十分讲究。还有《龙船日记》，尽管这部纪录片表现的是龙舟赛这样动感很强的内容，但创作者仍把工整的画面和流畅的蒙太奇剪辑，呈现在观众面前。
相反也有一些作品，选材好，故事也好，但就是镜头不稳。这里有个操机水平问题，也有对什么叫纪实的理解问题。笔者曾问过一个参评的编导，好端端的一个保护侯鸟的节目，为什么镜头老是晃呢？回答说，“为了增强节目追踪拍摄的纪实性。”
可以说，这是一个创作手法上的误区。我们都知道，电视节目是拍给观众看的，观众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要是觉得画面总是在来回抖动，看着不舒服，是肯定要换台的。做电视节目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让观众看清楚、看明白、看下去……，可是如果为了纪实而晃动镜头，只能影响节目自身的质量，同时也会影响收视效果。
镜头晃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摄制人员“懒”。该用架子的时候不用架子，使该稳的镜头不稳。这次四川阿坝州电视台送的一个纪录片《桃坪古堡》，选材是上好的，内容也新鲜，可就是拍摄时很少使用架子。本来这种人文类介绍古堡的节目，应该是很好看的：大山、古堡、民俗……，很有发挥画面语言的余地，可是由于摄制者很少使用架子，使节目的工整性受得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这部纪录片入了围，但评委们都为该片没有进入大奖而觉得惋惜。象《咱当兵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山头秀才》等节目，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尽管谈了不少纪录片创作上的误区，但我仍认为今年“中国纪录片大奖”的作品质量，远高于以往任何一届。《非凡21小时》、《布达拉宫》、《复活的军团》、《回家的路有多长》、《远望神州》、《陈小梅进城》等，不但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而且完全可以与国际上的一些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特别是一些小台，进步的幅度尤其大。象义乌电视台拍摄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金华电视台的《10小时生命大营救》、宜宾电视台《抢救白鲟行动》、湛江市委组织部的《本色》等。现在，我们需要大量的电视产品供人民群众愉悦欣赏；我们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的电视作品打入国际市场；我们更需要大量的电视精品问世，已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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