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艺谋电影中的“中国红”元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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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拳文通过分析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来探讨他用红色构筑的野、柔中蓄刚，意象合一之美。

关键词： 张艺谋电影 中国红

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开始产生影响，始于“第五代导演”。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力图革新“第四代导演”电影创作单纯的道德教化，大胆追求形式突破，其中以张艺谋最为突出。观看张艺谋的电影，从《红高粱》到《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再到《我的父亲母亲》、《英雄》，带来强大视觉冲击力的，引起心灵震撼的，永远是那抹不去的“中国红”。本文试图以红色为主心轴。以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依托，探寻张艺谋电影中以红色构筑的野性之美，柔中蓄刚之美和意象合一之美。

一、源

中国红氤氲着古色古香的秦汉气息；延续着盛世气派的唐宋遗风；沿袭着灿烂辉煌的魏晋脉络；流转着独领风骚的元明清神韵。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盘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中国结，高度概括着龙的传人生生不息的历史。
从朱门红墙到红木箱柜；从孩子的贴身肚兜到以中国红为主题的婚礼；从本命年的腰带、佩玉的流苏到寿星的寿服寿桃；从添丁进口时门楣上挂的红布条到孩子满月时做的“满月圆”；从舞龙灯的绣球到锣鼓唢呐的饰物；从深闺女儿的红头绳、香囊到扭秧歌的舞绸；从开张大吉的剪彩到恭贺新禧的贺卡；从铭刻着权力的印泥到记录着功勋的锦旗；从过年过节悬挂的灯笼到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倒福和窗花，从“压肚腰”的压岁红包到除旧迎新的爆竹；从闻名遐迩的“红、绿、黄”唐三彩到景德镇最负盛名的“祭红”瓷……红色，这一颜色已然深深镌刻于华夏民族文化之中。
生活中，人们也习惯用红色来装点喜庆。这种热情、赤诚、向上的民族性格和热爱生活的民族传统经过历史的承启、沉淀和扬弃，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的灵魂，这种性格和精神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代表民族意识和情感的载体。
从导演本身来看，张艺谋说：“我是陕西人，陕西的土质黄中透红，陕西民间就好红，秦晋两地即陕西和山西在办很多事情时都会使用红颜色。他们那种风俗习惯影响了我，使我对红颜色有一种偏爱，然后我又反过来去表现这种红颜色。”正是深深铭刻在内心深处的民族图腾，使张艺谋在他的电影中一如既往地渲染红色，以个性化的造型语言隐喻出对剧作的独特理解和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将造型设计与影片的全部元素完全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心理与精神空间的民族心灵图腾的呈现。“它以独特的思想和艺术感悟力，用寓意的视觉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并在其中体现出作者与作品感情与生命的全部。”

二、野

《论语，雍也》篇，孔夫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野”与“文质彬彬”形成鲜明对比。随着历史的演变，这种对比成了“文”、“野”对举，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学风格。
然而，天然的野性始终潜藏在人们的躯体之中，灵魂之内。在人类数千年的繁衍发展中，野性又不断地受到历史的锻冶，由原始的野性演变而为文明人人性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红色是生命张力的最佳表现方式之一。
这种野性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红高粱》。它以独特的电影语言，较新的造型意识，可观赏的活动音像，体现出不可阻挡的生命活力和民族精神，令人心旷神怡。
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全片完全被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高粱酒、血的色彩。因为电影色彩绝不只是影片中某一个画面和镜头的色彩是否好看，它必须融入影片结构内部并形成电影剧作的色彩结构和节奏，才能体现出其存在的意义。影片一开头就是年轻漂亮、灵气逼人的“我奶奶”那张充满生命的红润的脸，接着就是占满银幕的红盖头，那顶热烈饱满的红轿子，野合时那在狂舞的高粱秆上闪烁的阳光，似红雨般的红高粱酒，血淋淋人肉，一直到那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整部影片都被红色笼罩。导演对这种基调的选择几乎完全剥夺了我们对戏剧情节的关注，而进入一种对一个特定的造型空间的纯粹情绪性体验了。这是一种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特别是“野合”一场。“我爷爷”跪倒在张成一个“大”字的“我奶奶”面前，表现最原始的生命形成，欲望被彻底的释放与还原。狂舞激动的高粱，在鲜红余晖下，漫天血红，衬以生命力热烈躁动奔放的音乐，最有力地体现出生命情爱的自由欢乐。影片中描写的是偏僻山野，接近原始意味的、粗犷的生命精神，较少文明礼节法规束缚。正如张艺谋所言：“高粱与人接合为一体，这里没有扭曲的心态，没有女人的重负或男人的萎缩，有的是热血沸腾的活力。中国人应该活得舒展些。我们祖上曾经是有声有色的，活得洒脱，死得痛快，近几百年快折腾没了。”片尾打击日本侵略者一段尤其突显了中国百姓对生命的爱，对践踏生命者的恨。鲜血、红高粱酒、红高粱、霞光，影片结束在神秘的日全食中，红色的扩张力获得了一种凝固的近乎永恒的沉寂效果，黑红色的高粱舒展流动充满了整个荧幕空间，极为辉煌、华丽、壮美，呈现内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生命得到了热烈、自由自在、痛快淋漓的洗涤。
三、柔中蓄刚

刚柔，作为天地万物的基本属性，一直被人类所感知。刚柔的观念与阴阳的观念又始终紧密联结，以阳者刚，阴者柔，则男为刚，女为柔。王廷相曾说：“过阴过阳则不和而成育，过柔过刚则不和而成道。故化之太和者，天地之中也。”(《慎言·问成性篇》)可见无论人生或艺术，在保存各自的刚柔本性的前提下，使刚中蕴柔，柔中蓄刚，应是理想之人性。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女性常常是第一位的，她们往往既承袭了传统精神又接纳了现代意识，或是刚强，或是执着。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女性审美，突破了传统的柔弱顺从的女性形象。而在所有色彩中，刺激幅度最强的是红色，它能唤起人的情绪，在视觉上给人以感染力。红高粱、红灯笼、红染坊、红棉袄、红辣椒、红肚兜、红衣女等无不立即移情于观众。
在《菊豆》中，张艺谋塑造的菊豆是个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女性。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她敢于抗争。当她不能忍受杨金山的虐待时，她敢大声疾呼：“你叔可算个人?我实在受不了!”随后。菊豆公开勾引杨天青，并怀上天青的孩子。当“老东西”瘫痪后，菊豆更是公然与天青调情。并当面骂他：“臭瘫子，你还想欺负我。”当她发现老东西要掐死自己与天青的儿子天白时，她怒不可遏。对天青说：“毁了他，毁了他老不死的。”菊豆身上所传达出来的冲出“铁屋子”的忧愤意识。通过红染池(菊豆与天青偷情之地)，红染布(“哗啦啦”地上下翻飞)，得到痛快淋漓的诠释。
《红高粱》中，面对嗜钱如命的爹，九儿冲出家门，发誓再也不回来。在红花轿里，甩开红盖头(被认为不吉利)，用脚撩开轿帘看那结实壮硕的颠轿小伙，这些举动看似逾越传统却又合乎人性。面对抢匪，她丝毫不见慌乱，甚至喜悦地笑了笑。面对“我爷爷”的抢夺，在红高粱地里与之野合，被摧残的欲望和原始的生命进发出惊世骇俗的力量，于是她“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面对日寇，她活力四射，精神抖擞得就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号召男人们向鬼子开炮，最后倒在红红的鲜血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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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酒中。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从颂莲直视观众说出自己出嫁当妾的无奈，到对着迎亲花轿的轻蔑一笑；从对来者不善的丫环雁儿来个下马威，到洞房花烛夜老爷被唤走的淡然置之：从次日领教陈宅老规矩的不屑不恭，到受到梅珊的冷落后拂袖而去，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叛精神。而后点灯受宠的虚荣，点菜捶脚的享受，使她于压迫中渐生希望的梦幻，不自觉地汇入争宠夺爱、日渐炙热的权力斗争中。变本加厉地成为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这一切都围绕着红灯笼，点灯、灭灯、封灯，红得吸人血，红得发冷。

《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不满于代表着权力的村长的不公，腆着大肚子，裹着红头巾，穿着红棉袄，拉着一车又一车红辣椒，重复着蜿蜒的羊肠小道，一次又一次走进政府的大门，把官司从村里打到乡里，从乡里打到县里，由县里打到市里。她向权威发出挑战，找村长说理不卑不亢，执着地“要个说法”。
《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对爱的执着与忠诚尤为动人，如特意穿父亲最喜欢的大红棉袄去听他上课；几天围着山转，找父亲送给她的红发卡；为着父亲能天天看见，精心编织挂在教室房梁上的红；等待父亲归来时，她还是红棉袄、红围巾、红发卡，等到白雪盖满了全身；在寻找父亲的路上，暴风雪最终压倒了那一抹红。

四、意象合一

色彩感知是人类共同的心理感受，它不受地域、民族、国家、文化、年龄、性别等因素的影响。色彩是一种文化，对色彩的感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艺术追求把握体现物象生命本体的“意”。中国电影色彩往往通过色彩在情与景的交融中，追求超越画内有限空间以达到画外无限空间的哲理意味，在以象写意，以象达意中，获得“意象合一”的艺术境界。意象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民族特色。在张艺谋的作品里，红色以少有的大面积的高明度和绝对的纯度，来营造了“张氏”独特意象，建构整体意境。

《红高粱》中的红高粱是影片的重要形象，随着影片戏剧情节的深入发展和人物命运的神奇变化，最后高粱由大片绿色变为一片红色，与剧中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有着情与景、血与肉、生与死的密切联系。荧幕色彩(狂舞的红高粱)在影片中呈现出来的，此时的红高粱升华为一种以象写意，以象达意，意象合一的境界。“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那片野高粱地里，以天地为证，在高粱的维护中开始生命力的苏醒，舒展的高粱为之热舞，为之歌唱。作品结尾，“我奶奶”死于侵略者的炮火中，悲壮地倒于血泊中，此时“日食”不期而至，染红了大地，染红了高粱地，也染红了那壮美的御敌战场，但很自然地构造出一幅“天人合一”的绝妙意境：“我奶奶”死得其所，感天动地；“我爷爷”内心悲伤，日月动容；“我爹”悲歌情深，响彻云霄。这种“意象合一”的境界，产生于象内之境和象外之境的融合，通过这种现实中的自然色彩同情节与人物的融合，达到情景交融，使影片产生富有思想内涵和人生哲理的意境，以此显现出影片的艺术感召力量及其审美价值。

在《英雄》中，作为倒叙中虚拟的“红色”，是无名欺骗秦王的谎言，是飞雪对残剑的爱情虚拟的背叛。在艳丽浓厚的朱红色装点下，飞雪手持如月的弯刀，上下翻飞于金黄色的胡杨林中，整个画面既有中国民间艺术的浓烈艳丽，又兼有西方油画的厚重感。在大片金黄色中又镶嵌两点朱红，动中有静，空灵剔透，气韵生动。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电影本身的存在意义之一是尽其所能地去感动观众，带动观众思维的延伸。色彩作为电影艺术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往往通过对人物场景空间的色彩布局和构成、视觉气氛的渲染、画面构图的经营、色彩运用的变化使观众感受某种超出故事情节之外的内容。张艺谋用自己与众不同的色彩语言，尤其是用红色赞美女性，用红色讴歌生命，用红色表现人性。一句话，用红色构筑电影。红色与人物命运、人性善恶相联系，共同参与情节，构成了作者整体的荧幕视听的逻辑结构。他以“民族神话”为载体塑造了一个抽象、奇异、隐喻性的“中国”。他一直用电影来诠释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在这个特定的领域，他为西方呈现了一个古老、神秘、苍茫的东打。而如何以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以不同目的将中国文明展示于世界人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一个中国人值得思索和追寻的问题。这一命题在当下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背景下，尤为重要与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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