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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的政治担当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4 字体: | | 打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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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这位老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是在80年代耳熟能详的民谣,然而今天,我们却应该重新审视这位政治家。

超越农村改革看万里

70年代末,经过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以来的折腾,加上文革十年全民族更大的折腾,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吃不上饭,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

万里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万里调研路上遇见一个挑着担子的农民,他停下车问这个农民,你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农民也不认识他,就拍着肚子说,只要少一点山芋(红薯)干就行了。万里跟身边的人说,你说我们的农民要求高吗?!就这么一点要求,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呢!

要满足农民的要求,其实不难;让农民吃饱饭,其实也不难,只要有担当就好。当时,安徽小岗村农民已经开始自发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只一年,不但让自己吃饱了肚子,而且还有余粮支援国家。

现成的例子在这儿摆着,能不能支持?敢不敢推广?当年,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观念还在;一大二公的农村榜样大寨的旗帜还在高扬。支持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包产到户,实际上就处于“社会主义”对立面。

作为一名政治家,万里选择了担当。

1977年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联产计酬”,是这个文件的关键内容。

由此,万里在安徽省所主导的包产到户政策,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要吃米,找万里”的话语开始流行。

怎么看万里这种担当?在准备写这篇悼念万里的文章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话语体系中,万里在安徽的农村改革,常常被无端地拔高。当然,这也不仅对万里是这样,对其他有历史贡献的人的叙事,也是如此。

我们惯常的叙事方式是,要突出一个人的贡献,首先要确立一个对立面。把对立面写得越顽固,或者说越强大,越能突出我们要宣传的人的形象。这种叙事方式,说到底还是浸润在我们脑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思维模式的表现――尽管我们不提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多年了。

说万里在安徽的改革,面临着众多阻力,违宪,与中央农业学大寨的方针相违背,当然没有人反对;说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巨大,当然也实事求是。但是,万里支持农民,让农民吃饱肚子,是否存在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是不是说他的贡献越巨大,他承担的政治风险也就那么“巨大”?

同时代的人的作为,或可作为一种参照。

再说胡耀邦。他在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开始平反毛泽东时代酿成的冤假错案,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中组部部长任上,继续平反冤假错案不遗余力。真理标准讨论针对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这是从理论上纠正毛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则是从实践上否定毛1949年后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胡耀邦这样做,有人阻挠,甚至有来自高层的阻挠,但要说他承担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也不是事实。

再说与“要吃米,找万里”连在一起的赵紫阳。万里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的时候,赵紫阳在四川也在做着这样的探索,所以才有“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还有,比万里和赵紫阳稍微晚一点进行这种探索的,像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甘肃的宋平,等等,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否存在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

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在邓小平和胡耀邦那么做的时候,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在赵紫阳、周惠、池必卿、宋平这样做的时候――虽然他们比万里晚一些起步探索,但他们与万里面临着同样的形势,也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

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因为到了7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好是坏,在像邓小平、万里、胡耀邦、赵紫阳等多数老干部心中,已经明镜似的;在全国多数民众心中,也明镜似的。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去世后,尽管华国锋担任党政军一把手,而且加上了“英明领袖”的称号,但在中国,威权政治已经逝去了,人为加上的“英明领袖”,无法让中国再回到威权政治的阴霾下。

结束了威权政治,干部也就不再有被迫害的恐惧感,就给各路诸侯,如万里和赵紫阳等,留下了自我发挥权力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有反思的人,觉得顺应民意比一切都重要。

因此,万里的贡献值得铭记,但反复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对他拔高,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况且,这种拔高,还会产生另一种效果:过分地渲染万里在农村改革的贡献,掩盖了他在其他领域改革的贡献。

譬如,相比万里在农村改革的作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思考,倒更值得大书特书。

万里对政治体制的思考

1980年4月,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又担任书记处书记。他在中央的具体分工,是主管农业。他和胡耀邦紧密配合,制定了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五个“一号文件”,这是载入史册的。

不过,看《万里文选》,看有关万里的传记及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人们会发现,在国务院分管农业、在书记处参与经济决策的万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很多的思考,发表过不少言论。把这些言论做一梳理,可以追寻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思考的轨迹。

《万里文选》表明,从这一年开始,并不分管政治体制改革的万里,较多地思考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以说成为他思考的重点。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田纪云说,这篇讲话不啻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田纪云说得非常到位。万里这篇讲话发表后,在当年的思想界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让人们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曙光。

在讲话中,万里先从科学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来阐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关系。他说:“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

他认为,在我国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治体制的致命弊病: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地方,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做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万里提出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个重要课题,在后来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中,都被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加以解决的课题。而且,这个课题,至今需要继续研究和解决。

更可圈可点的是,万里在阐述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重要性,致力于推动“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同时,对影响中国的封建遗毒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和封建主义残余的结合,可是个大祸害。”“教条主义如果与个人封建专制结合,可以说是一个大灾难。”简简单单的概括,击中了中国政治体制不能改、难以改下去的要害! 1986年11月18日,万里在与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包袱背得太重了,我们是在封建残余比较多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要特别注意清除封建遗毒。”他列出了当下“封建遗毒”的种种表现:“权力过于集中,不讲民主,甚至搞‘家长制’,不让人家讲话,不发挥大家的作用;袒护违法乱纪的但与自己关系好的干部;还有拍马逢迎,八面玲珑,行贿送礼,这些都与封建意识有关,危害很大。”

讲话中,万里谈到了执政党害怕民主的问题。他说:“执政党怕民主可了不得。哪有共产党怕民主的道理?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不满意的事情,应该赶快知道,赶快改进。改得了的就赶快办,改不了的可以向人民解释,讲清我们的情况。”“执政的共产党里,有人怕民主怕得要命,怕人民,怕人民提意见,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风格,这也是不正之风,从根本上妨碍实现现代化。”(参见张广友、丁龙嘉:《万里》,283~284页)

在8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万里被认为是改革派的代表,是在政治上有担当的人,多半不是因为他在农村改革做的贡献,更多的是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万里式的语言表述,甚至被有些人作为例证来阐述语言的力量。的确,“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样的题目,不需要多说什么,就可以深入人心。

有外国学者评论说:万里上过师范学校,还有过短暂的教书经历,因此他喜欢与知识分子来往,甚至和一些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也交情不错。在高层领导人中,他属于赞成给予知识分子较多自由的一位。

不过,80年代的历史中,有一个悖论贯穿其中。这就是:在庙堂之高履职却声播江湖之远的人,往往结局不是太妙。胡耀邦等就不要说了,但就万里而言,因为讲政治体制改革太多了,因为被民间目为改革派的代表,所以,始终进入不了权力的最高层――政治局常委。

万里与邓小平

与万里同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在回忆万里的文章中说:“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一个总设计师,一个高级工程师,万里和邓小平的命运常常连在一起。田纪云说:“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

其实,万里与邓小平很早就在一起工作,而且配合都很默契。

1954年,邓小平进京,到中央任职。万里与邓小平不在一个系统,但两人共同的爱好则把他们拴在了一起:打桥牌。

邓小平对万里组织和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有很深的了解。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他即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部长。万里在邓小平指挥下,冲锋陷阵,稍后两人一起从政坛上沉寂。1977年夏,邓小平向中央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本来被分配去湖北工作的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万里在安徽搞农村改革时,社会思想还禁锢得很厉害,曾有人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万里是这么说的,“反正光着腚没有裤子穿不是社会主义,反正没有饭吃饿肚子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有类似的表达,不过万里的说法更直白。

针对邓小平谈话中指出的以姓资姓社的争论阻碍改革开放的情况,万里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有深刻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需要做专门的分析研究。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外部的和平演变或出了什么个别的人物。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却借此引出教训,认为当前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比任何时候更‘鲜明、激烈、尖锐’,企图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最突出的地位,取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不仅仅是对基本路线的干扰,而是要改变这条路线了。这当然绝不能允许。邓小平同志这次所以如此讲话,我想不会是无的放矢。”(吴象整理:《万里同志纵谈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万里不仅在讲话中支持邓小平,而且在行动上积极配合。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激烈争论随之结束。万里随即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领导起草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对宪法做出第二次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提出“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作为改革“高级工程师”,万里在农村的改革仅仅是他在中国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而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和全国人大工作的作为,则是大部。而且,农村改革,只要顺应民意有担当即可,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需要勇气和踏踏实实的探索。万里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值得人们去挖掘。

可是,很多媒体在怀念这位老人时,都把“要吃米,找万里”当成了万里贡献的大部。当然,此前出版界也有这样的误导,出版的有关万里的书大都是讲他在农村改革作为的,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万里作为改革的“高级工程师”在其他方面的更重要的贡献。

如今,万里魂归道山,要更好地追念他,传承他的改革思想,超越农村改革全面梳理他在改革过程中的贡献,才是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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