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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这位老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是在80年代耳熟能详的民谣，然而今天，我们却应该重新审视这位政治家。
超越农村改革看万里
70年代末，经过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以来的折腾，加上文革十年全民族更大的折腾，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吃不上饭，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
万里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万里调研路上遇见一个挑着担子的农民，他停下车问这个农民，你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农民也不认识他，就拍着肚子说，只要少一点山芋（红薯）干就行了。万里跟身边的人说，你说我们的农民要求高吗？！就这么一点要求，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呢！
要满足农民的要求，其实不难；让农民吃饱饭，其实也不难，只要有担当就好。当时，安徽小岗村农民已经开始自发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只一年，不但让自己吃饱了肚子，而且还有余粮支援国家。
现成的例子在这儿摆着，能不能支持？敢不敢推广？当年，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观念还在；一大二公的农村榜样大寨的旗帜还在高扬。支持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包产到户，实际上就处于“社会主义”对立面。
作为一名政治家，万里选择了担当。
1977年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联产计酬”，是这个文件的关键内容。
由此，万里在安徽省所主导的包产到户政策，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要吃米，找万里”的话语开始流行。
怎么看万里这种担当？在准备写这篇悼念万里的文章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话语体系中，万里在安徽的农村改革，常常被无端地拔高。当然，这也不仅对万里是这样，对其他有历史贡献的人的叙事，也是如此。
我们惯常的叙事方式是，要突出一个人的贡献，首先要确立一个对立面。把对立面写得越顽固，或者说越强大，越能突出我们要宣传的人的形象。这种叙事方式，说到底还是浸润在我们脑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思维模式的表现――尽管我们不提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多年了。
说万里在安徽的改革，面临着众多阻力，违宪，与中央农业学大寨的方针相违背，当然没有人反对；说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巨大，当然也实事求是。但是，万里支持农民，让农民吃饱肚子，是否存在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是不是说他的贡献越巨大，他承担的政治风险也就那么“巨大”？
同时代的人的作为，或可作为一种参照。
再说胡耀邦。他在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开始平反毛泽东时代酿成的冤假错案，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中组部部长任上，继续平反冤假错案不遗余力。真理标准讨论针对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这是从理论上纠正毛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则是从实践上否定毛1949年后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胡耀邦这样做，有人阻挠，甚至有来自高层的阻挠，但要说他承担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也不是事实。
再说与“要吃米，找万里”连在一起的赵紫阳。万里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的时候，赵紫阳在四川也在做着这样的探索，所以才有“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还有，比万里和赵紫阳稍微晚一点进行这种探索的，像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甘肃的宋平，等等，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否存在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
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在邓小平和胡耀邦那么做的时候，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在赵紫阳、周惠、池必卿、宋平这样做的时候――虽然他们比万里晚一些起步探索，但他们与万里面临着同样的形势，也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
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存在这种危险？因为到了7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好是坏，在像邓小平、万里、胡耀邦、赵紫阳等多数老干部心中，已经明镜似的；在全国多数民众心中，也明镜似的。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去世后，尽管华国锋担任党政军一把手，而且加上了“英明领袖”的称号，但在中国，威权政治已经逝去了，人为加上的“英明领袖”，无法让中国再回到威权政治的阴霾下。
结束了威权政治，干部也就不再有被迫害的恐惧感，就给各路诸侯，如万里和赵紫阳等，留下了自我发挥权力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有反思的人，觉得顺应民意比一切都重要。
因此，万里的贡献值得铭记，但反复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对他拔高，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况且，这种拔高，还会产生另一种效果：过分地渲染万里在农村改革的贡献，掩盖了他在其他领域改革的贡献。
譬如，相比万里在农村改革的作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思考，倒更值得大书特书。
万里对政治体制的思考
1980年4月，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又担任书记处书记。他在中央的具体分工，是主管农业。他和胡耀邦紧密配合，制定了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五个“一号文件”，这是载入史册的。
不过，看《万里文选》，看有关万里的传记及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人们会发现，在国务院分管农业、在书记处参与经济决策的万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很多的思考，发表过不少言论。把这些言论做一梳理，可以追寻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思考的轨迹。
《万里文选》表明，从这一年开始，并不分管政治体制改革的万里，较多地思考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以说成为他思考的重点。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田纪云说，这篇讲话不啻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田纪云说得非常到位。万里这篇讲话发表后，在当年的思想界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让人们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曙光。
在讲话中，万里先从科学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来阐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关系。他说：“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
他认为，在我国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治体制的致命弊病：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地方，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做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万里提出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个重要课题，在后来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中，都被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加以解决的课题。而且，这个课题，至今需要继续研究和解决。
更可圈可点的是，万里在阐述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重要性，致力于推动“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同时，对影响中国的封建遗毒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和封建主义残余的结合，可是个大祸害。”“教条主义如果与个人封建专制结合，可以说是一个大灾难。”简简单单的概括，击中了中国政治体制不能改、难以改下去的要害！ 1986年11月18日，万里在与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包袱背得太重了，我们是在封建残余比较多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要特别注意清除封建遗毒。”他列出了当下“封建遗毒”的种种表现：“权力过于集中，不讲民主，甚至搞‘家长制’，不让人家讲话，不发挥大家的作用；袒护违法乱纪的但与自己关系好的干部；还有拍马逢迎，八面玲珑，行贿送礼，这些都与封建意识有关，危害很大。”
讲话中，万里谈到了执政党害怕民主的问题。他说：“执政党怕民主可了不得。哪有共产党怕民主的道理？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不满意的事情，应该赶快知道，赶快改进。改得了的就赶快办，改不了的可以向人民解释，讲清我们的情况。”“执政的共产党里，有人怕民主怕得要命，怕人民，怕人民提意见，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风格，这也是不正之风，从根本上妨碍实现现代化。”（参见张广友、丁龙嘉：《万里》，283～284页）
在8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万里被认为是改革派的代表，是在政治上有担当的人，多半不是因为他在农村改革做的贡献，更多的是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万里式的语言表述，甚至被有些人作为例证来阐述语言的力量。的确，“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样的题目，不需要多说什么，就可以深入人心。
有外国学者评论说：万里上过师范学校，还有过短暂的教书经历，因此他喜欢与知识分子来往，甚至和一些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也交情不错。在高层领导人中，他属于赞成给予知识分子较多自由的一位。
不过，80年代的历史中，有一个悖论贯穿其中。这就是：在庙堂之高履职却声播江湖之远的人，往往结局不是太妙。胡耀邦等就不要说了，但就万里而言，因为讲政治体制改革太多了，因为被民间目为改革派的代表，所以，始终进入不了权力的最高层――政治局常委。
万里与邓小平
与万里同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在回忆万里的文章中说：“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一个总设计师，一个高级工程师，万里和邓小平的命运常常连在一起。田纪云说：“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
其实，万里与邓小平很早就在一起工作，而且配合都很默契。
1954年，邓小平进京，到中央任职。万里与邓小平不在一个系统，但两人共同的爱好则把他们拴在了一起：打桥牌。
邓小平对万里组织和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有很深的了解。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他即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部长。万里在邓小平指挥下，冲锋陷阵，稍后两人一起从政坛上沉寂。1977年夏，邓小平向中央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本来被分配去湖北工作的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万里在安徽搞农村改革时，社会思想还禁锢得很厉害，曾有人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万里是这么说的，“反正光着腚没有裤子穿不是社会主义，反正没有饭吃饿肚子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有类似的表达，不过万里的说法更直白。
针对邓小平谈话中指出的以姓资姓社的争论阻碍改革开放的情况，万里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有深刻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需要做专门的分析研究。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外部的和平演变或出了什么个别的人物。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却借此引出教训，认为当前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比任何时候更‘鲜明、激烈、尖锐’，企图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最突出的地位，取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不仅仅是对基本路线的干扰，而是要改变这条路线了。这当然绝不能允许。邓小平同志这次所以如此讲话，我想不会是无的放矢。”（吴象整理：《万里同志纵谈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万里不仅在讲话中支持邓小平，而且在行动上积极配合。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激烈争论随之结束。万里随即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领导起草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对宪法做出第二次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提出“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作为改革“高级工程师”，万里在农村的改革仅仅是他在中国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而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和全国人大工作的作为，则是大部。而且，农村改革，只要顺应民意有担当即可，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需要勇气和踏踏实实的探索。万里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值得人们去挖掘。
可是，很多媒体在怀念这位老人时，都把“要吃米，找万里”当成了万里贡献的大部。当然，此前出版界也有这样的误导，出版的有关万里的书大都是讲他在农村改革作为的，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万里作为改革的“高级工程师”在其他方面的更重要的贡献。
如今，万里魂归道山，要更好地追念他，传承他的改革思想，超越农村改革全面梳理他在改革过程中的贡献，才是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