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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生涯和负伤经历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3 字体: | | 打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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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杨昌文,土家族,今年107岁,出生于1908年农历正月,家住在贵州省江口县闵孝镇上练寨村民组。我的一生历经了晚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我是抗日军人,国民党党员,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七十一军八十七师特务连班长、排长、上尉连长,参加过南京保卫战,山西晋城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和战友们一起打下过日军的3架大型轰炸机,4次负伤,每次都是致命重伤,荣获过一等功,也曾和八路军联合抗日。到了“文革”时期还是避免不了又负伤一次。

少年时期的快乐生活

1908年正月,我出生在梵净山下这个叫上练寨的农村。少年时期的我无忧无虑,成天像我们当地的其他孩子一样野,一样上私塾、放牛、砍柴、捉鱼、玩游戏。这样的日子一直伴随到我结婚。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村公所一间碾房里玩抛石子的游戏,根本没有想过去先生家里学习。放学后,先生找到我的家里,询问杨昌文怎么没有去念书时,家里人才知道我逃学了。先生和我的妻子满村子找我,最后到碾房里找到我时,我们依然玩得起劲,我被先生和妻子当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当时闵家场很繁华,属南二区管辖。区长叫张伯辉,1934年萧克、贺龙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路过闵家场,向人民群众介绍了日本人侵占我东三省的惨况,我非常气愤,堂堂男儿不能在这小地方坐享清福,必须报效国家。我的老师也鼓励我报效祖国。

青年时期的爱国抗日经历

我恒心已定,不顾父母妻儿的劝阻,1935年初离家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被分到八十七师特务连任班长。

1935年5月,经我的连长毛云鹅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那时我每月要交5角钱的党费,党费一直交到1937年,全面抗战后才免交。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抗日的战斗。师部命令我们下团队去起带头作用,我被分到二○六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当时七十一军军长叫王敬久,1938年被调到西北战区任司令官,新军长叫宋希濂,老师长叫沈华超,团长叫朱振华,老营长叫贾永红,连长叫毛云鹅。

1937年9月我所在的八十七师奉命调入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我是排长,是师部派下来的骨干,理所当然要到第一线冲锋陷阵。战斗中日军战斗力很强,打死我很多战友,活着的战友伤心欲绝,痛不欲生,我又何尝不伤心难过呢?但我知道,这时的眼泪不起任何作用,只有打败敌人,方是告慰战友英灵的最好怀念。于是,我就对战友们说:“我们是军人,精忠报国是我们的职责,战场上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

日本鬼子武器先进,又有武士道精神,战斗力特别强,当时在整个亚洲,但凡当兵的都十分害怕日本兵。但人家打到你家门口来了,你再怕也要抵抗啊,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也要尽一个军人的职责。

就这样我们和日军顽强地战斗着。日军是用坦克上前开路,后面跟着士兵,我们从正面打不了坦克和士兵,就迂回到侧面打日军士兵,用炸弹炸日本人的坦克履带,让他们动弹不得了,再消灭他们。我的枪法很好,打死不少日军,由于我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久攻不下南京。

战斗激烈时,我们的枪管都打红了,眼睛也打红了,几天几夜都没下火线。就在我十分投入地战斗时,一颗炸弹落在我身边把我炸晕死,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头上脸部被炸烂,左手负伤,耳朵也听不见了。这是我第一次负伤,这就是我脸上这些疤痕的来历,我的战友也死伤不少。由于日军猛攻,我军人员伤亡太大,实在守不住了,师部在12月中旬就奉命退出南京到南昌、陕西休整。10天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就从南京迁往重庆了,南京失陷,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我军民损失近40万人。

1938年9月,我部接令攻打湖北麻城,在此战役中我背部被日军打中一枪,子弹至今没有取出来,这是我第三次身负重伤。

在攻打洛阳时,八十七师师长沈华超没经国民政府同意,私自炸黄河,让黄河决堤,有效阻止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但也淹死了下游无数穷苦百姓。宋希濂将军憎恨、痛心不已,掏出手枪,就地枪决了沈华超。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个军长枪决师长的事件。宋希濂爱国爱民的举动也深深埋进了我的心底。

1939年初,我部接令去山西打华阴县,在华阴县,我军把日军追打到王家场日军司令部。摧毁日军司令部后,又去打山西晋城。攻打晋城战役中,我的右手被日军打断。当时我没下火线继续战斗,因流血过多晕死过去,被战友抬过黄河到白马市医院抢救,把我被打断的骨头取出来,我的右手现在都还只有半边骨头,这是我第四次负伤。 由于我在战场上不怕死,国家授予我一等功。

我把子孙送上战场

1940年5月,战友送我到山西富平县残疾临时教养医院养伤。1941年10月,康复后我请假回家探亲,获得准许。一路上,我看到的尽是断壁残垣,妻离子散,到处都是逃命的百姓。看一路,痛一路,也恨一路。

我身在家中,心却在部队,时刻惦记着我的部队,期望国共精诚团结,早日把日军赶出中国。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我高兴无比。后来,当我再想找回我的部队时,却爆发了内战。我想不通,同是中国人,刚从抗日战争中夺取胜利,怎么又来个手足相残啊!我内心彷徨,无从是好。我的部队打到了何处不知道。1949年,国民党跑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此我不敢说出我的真实身份,希望有一天能再次国共合作,把国家建设强大。

1960年代,美国侵略我国邻国越南,我响应毛主席号召,把我的小儿子杨胜栋和侄儿杨胜海送上了抗美援越战场,我的儿子也争气,当兵7年,年年被大军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五好战士”“神枪手”“神炮手”。可是在1967年的一次战役中,我儿子杨胜栋血洒疆场,永远葬身异国他乡,他荣立一等功,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1968年“文化大革命”烧到江口县,1971年初,我被抓去捆绑吊打,要我交代“历史”问题。我的双手被反捆起来,吊在梁上,腐烂生蛆,全身都生满了虱子。这应该算是我一生中第五次负伤。

在抗日战场上,我4次身负重伤都没觉得什么,在和平时期却遭到非人的虐待,让我心寒不已。饥寒交迫下,我实在承受不了了,只得向造反派坦白说出我的真实身份,直到现在我都还保存有一份1971年3月17日政府定我是“历史反革命”原始资料。造反派并没放过我,仍然天天捆绑吊打我,在这生死关头,我以烈属身份偷偷给我儿子原先所在部队写了一封求救信。我儿子部队领导给我们县革委、大队革委和我家写来信,我才幸免于难。是我儿子的部队把我从死亡中救了出来。

没有国哪来家呢?我在家的日子,经常和子孙们说我和我儿子的战斗经历。有时也受政府所邀去给即将当兵的青年作报告,以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报效祖国,热爱祖国。武装部也经常组织士兵来给我打扫卫生,听我教育。104岁时,我都还能够看报,现在我还能够拄着拐杖走动。

这么多年来,无论过得多艰辛,我都盼望祖国强大,也期望国家不要把我那些为抗日牺牲的战友们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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