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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并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会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河南省新乡地区当然不能例外。最终，河南省委认定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材料上报党中央后，耿从全省的右倾典型升级为全党的右倾典型。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应该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我当时是地委办公室的干事，经历了新乡地区“反右倾”斗争和后来平反甄别的全过程。
（一）新乡的“地段责任制不仅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出来了”如同一颗炸雷
会议开始时，个人先用两天时间学习庐山会议文件。而后，以地区为小组开展讨论，要求大家联系本地工作实际，分析当前的形势。当时新乡地区由于正在全区的广大农村推行“地段责任制”，效果非常明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农业生产出现了新气象。大家认为这是新乡的主流，形势是好的。
耿起昌那时是省委的候补委员。小组讨论期间，他到省委参加了3天的省委全会。一天中午，全会结束了，耿起昌回来，但他对全会的情况未做任何透露。当天下午，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来到新乡地区小组，说是要听取大家的讨论发言。当安阳县委第一书记陈春雨在发言中讲道：“农村推行地段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学农业技术的人多了，出现了父教子、夫教妻、父子田、夫妻田、五子登科田”时，史向生突然打断了陈春雨的发言。他说道：“地段责任制不仅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出来了。”史向生的插话就如同一颗炸雷，顿时使得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静了几分钟后，接下来的发言全都是表态性的空洞言辞。
下午会议结束前，史向生讲了两件事。一是让把耿起昌的讲话记录原稿取来，大家再讨论一下，看“地段责任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二是向大家宣布：为加强对新乡地区小组的会议领导，省委已通知张超同志明天到会（张超时任新乡地委书记处书记）。
后来大家才知道，耿起昌在省委全会上已被点名批判。全会做出了《关于刘玉峰、耿起昌等八位同志所犯右倾严重错误的处分决定》。史向生此次到新乡地区小组参会，实际上是来宣布省委对耿起昌问题的处分决定的。从此，揭开了新乡地区“反右倾”斗争的序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史向生所讲耿起昌讲话的记录原稿，指的正是耿起昌推行“地段责任制”的讲话记录。据我回忆，耿起昌这样内容的讲话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新乡地区各县县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一次是在全区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都是我做的记录。记录稿经地委秘书长魏玉高审阅后，印发各县执行。原稿则存入地委的文书档案部门。
那么，什么是新乡地区的“地段责任制”呢？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全国“五风”泛滥，特别是“共产风”“瞎指挥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项规章制度被冲垮，生产管理混乱，耿起昌把这种混乱局面形象地概括为：“上晌（出工）敲破钟，到地一窝蜂；走路一条线，到地一大片；干活却不多，等于碾一遍。”他针锋相对，积极倡导推行了“组包段、户包块、大活集体干、小活分散，包工到户、定产到田、超产奖励，几年不变，让农民和土地发生感情”的“地段责任制”。这些具体内容在他讲话的记录原稿上都可以查到。
（二）新乡7年探索“地段责任制”曾引起刘少奇“极大的兴趣”；省委却批评是“架空高级社，变成了周天子”
说到新乡地区的“地段责任制”，尚需回顾一段历史：
1956年，新乡地委在全地区实现农业高级合作社后，又开始在全地区大胆推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3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地段责任制”。当时，负责全省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史向生就批评道：新乡的这种责任制架空了高级社，把高级社变成了周天子。
1958年6月至7月，在反“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反党集团”运动中，省委批判新乡的“地段责任制”是“右倾保守”，新乡地委被迫向省委写了书面检查。责任制也随之取消，销声匿迹了约半年时间。
（三）耿起昌反对省委整干部、搞浮夸；如实报告棉花产量，使毛泽东下决心“哪儿也不去，还是去七里营”；面谏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
耿起昌除了坚持搞“地段责任制”得罪了当时的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外，他还一直坚持反对吴芝圃、赵文甫、戴苏理等人错误地整干部、搞浮夸，这也是导致他在“反右倾”中遭到批斗、处分的重要原因。 1958年6月，河南省委错误地开展了反“潘、杨、王反党集团”的斗争，耿起昌就表现出消极抵触。杨珏后来回忆道：“在斗争我们时他说，老潘的问题不一定这样严重吧！赵文甫、×××开了会就威胁他说：‘老耿再这样，你右倾也跑不了！’耿起昌想不通，斗争不积极，到后来还是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像这样的干部在河南是为数不少的”。
面对省委虚报粮食、钢铁产量和大办食堂、大办水利等“左”倾冒进的提法、做法，耿起昌和新乡地委的不少领导人，共同想方设法修正、拖延和对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危害。这也加深了省委对他及地委班子的错误看法，给他日后的磨难埋下了种子。
（四）省委领导亲自坐镇指挥，批判扩大升级
由于我既是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新乡地区小组的工作人员，又是当年耿起昌讲话的记录人，所以取记录稿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下午会议一结束，我即请示耿、陈二位书记，是否回新乡取来，得到同意。我当晚就回新乡从地委档案处把原稿取出，第二天一早返回郑州，交到省委大会秘书处，经他们略加修改后，记录稿登在了大会的简报上，发至各小组。耿起昌的这两个讲话记录稿就成了他“右倾”错误的主要证据。
史向生参加新乡地区会议后，大会办公室重新安排，将新乡地区与南阳地区、省直机关农林水3个组合并，共约150人左右，加大力度、集中目标对耿起昌进行批判。批判会由新乡地委负责人张超或陈东升主持，会场的秩序还是正常的，没有发生动手动脚、谩骂侮辱的现象。发言者，主要是新乡地区的与会人员和省直机关农林水系统的同志，因他们的工作与农村有直接关系，其中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南阳地区发言的人则很少。
批判耿起昌的重点问题是“包工包产到户”的“地段责任制”。另外也批判他提出在农闲时，应该允许农民有10天自己在家做饭；还有他提出大办水利可能会带来盐碱化等所谓“错误言论”。就这样，批判会约进行了10天左右，不了了之。
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晚年回忆说：“1959年省委组织批判耿起昌时，济源的县委书记侯树堂就坐在我旁边，他心里不满。我们俩和王九书等许多新乡的县委书记都是以沉默和敷衍来应付。”
为了进一步消除耿起昌等人的影响，掀起批判新高潮，省委又在《河南日报》上专门发表了《斥包工包产到户的荒谬主张》的社论。
（五）移师新乡继续批判，会期超过一个月
9月25日，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但对耿起昌的批判并没有结束，只是把地点由郑州改到了新乡。
新乡地委的第15次全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思想实际，认真做自我检查。第二阶段从10月13日开始，将耿起昌的“右倾”错误分成不同专题，逐一进行细化批判。在批判耿起昌的过程中，又株连到地委书记处书记兼专员李炳源和地委常委兼秘书长魏玉高两位地委领导同志。
会议通过了对他们三人的处分决定：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安阳市机床厂任第四副厂长；地委书记处书记李炳源定性为严重右倾错误，撤销书记处书记和专员职务，保留地委常委，下放到地区水利建设指挥部任副指挥长；地委常委兼秘书长魏玉高定性为严重右倾错误，撤销地委常委和秘书长职务，下放到新乡县的大召营公社任副社长。
（六）三轮“反右倾”伤害大批干群；生产力严重受损
10月，河南省委决定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建民兼任新乡地委第一书记。随后又任命陈东升为新乡地区专员，牛立峰为第一副专员。
当时，新乡全区参加省地县三级干部整风学习班的共有23470人，90%以上的党员干部交代了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和右倾活动”。除李炳源和魏玉高外，还有6名地委领导干部被定为批斗重点。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中，遭到批斗的“重点人”高达7454人，最后大部分被定性为“严重右倾”，受到了各种处分。 时任封丘县县委书记的韩鸿绪晚年曾在忆文中写道：“当年秋天搞‘反右倾’，耿起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县委书记都低着脑袋，也准备当右倾。”
在随后进行的一般党内干部整风中，全区又有2273名干部被确定为“重点人”，占干部党员总人数的4.9%，在各类会议上受到批斗。理由就是认为他们反对或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不满等，特别是执行了耿起昌推行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右倾”错误路线。甚至还罗列出“包工包产到户”的所谓“十大罪恶”。
在上述分别针对各级领导干部、一般党内干部和基层党员群众进行的三轮整风运动中，采取了许多违纪、违法的手段，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几位亲历者在后来的文章中就写道：“整风会、集训班、特训班从地区一直办到公社，先后集中了大批生产队、大队、公社、县的各级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会批、小会斗，拳打脚踢、拧耳朵、抹花脸、跪炉渣、穿孝衣。特训班更是厉害，站着几道岗，不许自由活动，每天只能吃4两粮食。”
这场“反右倾”斗争给新乡地区的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961年新乡地区粮食总产量下降到9.89亿斤，比1957年减产43%，全区的粮食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都双双低于了1950年的水平。（见《中共新乡地区历史》）
（七）谭震林亲笔给中央起草报告；毛泽东亲自给耿起昌平反；吴芝圃给耿起昌写道歉信
1961年伊始，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该年要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随后他亲自带领3个组到南方各地调查研究。谭震林后来当面告诉耿起昌：“毛主席找到我问：‘耿起昌现在在哪里呀？’要我带人去查一查。”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带领调查组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蹲点调查。调查的题目是“民主办社”。谭震林很快就发现了广大社员群众对1959年新乡地委推行的“地段责任制”非常怀念；同时，干部群众也对因此把耿起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感到愤愤不平。谭震林提出要审查1959年“反右倾”的档案材料。当时，地委领导安排我在谭震林身边做服务工作。于是我第二次到地委档案处将耿起昌当年两次讲话的记录原稿取出，呈送给了谭震林。谭经过认真审阅后，向中央写出了专题报告。而且，谭震林从报告的起草、誊抄，甚至到写信封，一切都是亲自动手。这些程序完成后，谭交给我装入信封、封上口，命令我派车送到郑州，由省委机要处指定专人专程送往北京。我装封时，看到谭震林在报告的抬头处写的是：“中央、主席并彭真同志”，在信封上写的是：“彭真同志亲启”。
接着，谭震林召开了七里营公社的全体干部大会，生产队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谭震林特意叫吴芝圃从郑州赶来主持这次会议。就是在这个会上，谭震林明确地向大家宣布说：“地段责任制”是生产管理制度，不是方向道路问题，更不是资本主义问题。他还具体举例说道：把河南省交给你吴芝圃，这就是你的“地段责任制”；把山西省交给陶鲁笳，山西省就是陶鲁笳的“地段责任制”。
谭震林的讲话，首先为“地段责任制”正了名。
会后，谭震林又让新乡地委通知在安阳机床厂担任副厂长的耿起昌来七里营参加调查组。耿接到通知后，从安阳乘火车来到新乡，是我到车站接的。耿下车后，直接找谭震林报到。谭在与耿起昌谈话时，多次夸奖耿起昌的骨头硬，没有向搞“左”的那些人低头。随后，耿起昌被谭震林派到八柳树大队担任调查组的组长。谭震林让耿起昌重新恢复了工作，这也等于给他的日后公开平反铺了路、定了调。
这时的吴芝圃也开始改变态度，他用毛笔给耿起昌写了一封道歉信。
毛泽东在讲话中做了自我批评，并认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对庐山会议后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要甄别平反，重新教育干部。毛特别以河南错误打击耿起昌为例子，明确表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和态度。他说：前一段“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如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跟我们现在的六十条比，他就是完全正确的，他有先见之明，比我高明，但是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要坚决给他恢复名誉，仍当地委第一书记。我们要承认错误”。毛的这番话，算是他代表党中央和本人，亲自为耿在政治上彻底平了反。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专门确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不许再开展反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
1961年7月，改组后的河南省委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为耿起昌等8人平反，同时任命耿起昌为新乡地委第二书记。
8月，新乡地委在第16次全会上，宣布为耿起昌、李炳源、魏玉高3位领导同志平反。
11月，由耿起昌主持地委工作。次年11月，省委正式任命耿起昌重新担任新乡地委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