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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如今是每年春晚不可缺少、备受期待的表演形式。其内容既有表现当今社会正能量的，也有针砭社会丑恶现象的。特别是那些语言幽默、寓意辛辣的讽刺小品，更能得到广大观众的情感共鸣。
一、讽刺奸臣的卖国投降
在岳飞之孙岳珂的《H史》卷七中，记载了教坊优伶对秦桧偏安卖国的辛辣嘲讽。
绍兴十五年（1145年）四月，宋高宗赐给秦桧位于杭州望仙桥的府邸，接着又赐给秦桧数以万计的银钱和绢帛，并下诏在宰相府赐宴，朝中达官全体出席，还特意让宫廷教坊的优伶在宴会上演出庆贺。宴席正酣之际，先由一位优伶出列致辞，然后演出开始，只见一优伶扮演参军（宋代杂剧由唐代参军戏演变而来，参军为官员装扮，多是被嘲弄的对象）袍笏登场，将秦丞相的“功德”褒奖一番，另一优伶搬着一把交椅紧随其后，与参军一唱一和，插科打诨，满座皆欢。参军向观众拱手道谢后刚要坐到靠背椅子上，忽然幞头坠地，露出了发髻，后面缀了个双叠胜（胜是古代妇女的一种首饰）的环儿，随从优伶指着脑后问道：“这是什么环儿？”参军答曰：“二胜环。”随从优伶突然照准参军头部猛击一棒说：“你只管稳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赏赐，此环掉脑后可也。”话音刚落，满座大惊失色，搅得宴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秦桧将参演优伶关进监狱，好几人被害死。剧中“二胜环”谐音“二圣还”，辛辣讽刺秦桧的偏安误国，不思收复失地，将徽钦二帝还朝之事置诸脑后。据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可惜二圣还且放在脑后”是优伶对高宗的讽谏，一语击中赵构的要害。优伶进谏的胆量着实令人敬佩。
宋代优伶经常以头上发髻作“包袱”，借以讽刺权贵。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优语”条中载有数则杂剧小品，第一则讽刺了北宋末年炙手可热的宦官童贯。当时童贯率兵北伐，兵败逃窜。某日宫中宴会，教坊优伶装扮成宰相蔡京、太宰郑居中和童贯三家的婢女登场，头上的发髻各不相同。蔡京家婢女发髻高耸，曰“朝天髻”；郑太宰家婢女二髻偏坠，曰“懒梳髻”；童贯家婢女则满头发髻如小儿状，自称道：“我家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用谐音讽刺童贯临阵逃跑，可谓一针见血。
据《西湖游览志馀》卷六记载，元兵攻陷临安时，有个姓金的伶官流落街头，一日路遇原宋朝殿帅范文虎，此时已投降元朝做了左丞。范文虎与金伶是老熟人，于是就邀请他翌日到公宴上献技演出，从此可以衣食无忧。金伶如约而往，表演了一出独角戏，说某寺庙有个大钟，一连数日不闻钟声，主持和尚询问打钟人不敢敲钟的原因，说钟楼有大神，害怕不敢敲钟。主持急忙登楼查看，钟神一见主持就连忙跪地投拜，主持问道：“汝何神也？”答曰：“钟神。”主持曰：“既是钟神，如何投拜？”众人听罢皆大笑。“钟”谐音“忠”，宋末有不少标榜忠臣的官员最终屈膝投降了，范文虎就是其中一员。这位金伶宁可生活潦倒也要伸张忠义，不仅得到人们的称赞，也传承了优伶一贯的爱国精神。
二、讽刺官员的贪渎揽权
参军戏最初就是由讽刺官员贪污而产生的一种表演形式，宋杂剧由参军戏演变而来，讽刺官场的贪渎揽权自然也是最主要的题材。
南宋初的几位抗金名将后来都封了王爵，除岳飞之外皆尊荣富贵。其中张俊封为循王，其实他抗金没什么建树，倒是协助秦桧卖国、陷害岳飞十分卖力。他还到处搜刮钱财，广置庄园土地，岁收租米六十万斛，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财迷。据《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五，绍兴年间的一次宫廷宴会上，优伶献艺助兴，其中一位扮演成擅长观测星象的术士，对观众说：“世间贵人必应星象，我一看便知。只要用玉衡对着其人窥视，就见星而不见人。”这时又有几位优伶扮演成宋高宗、秦桧、韩世忠和张俊等人出场，争着让术士给自己看星象。术士说：“可惜我没带玉衡，不过用铜钱代替也行。”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铜钱一枚，对准假扮的赵构窥视一番，曰“帝星也”。接着又窥视秦桧，曰“相星也”。再窥视韩世忠，曰“将星也”。最后轮到张俊，说“看不见星”，众人不免疑惑，让他再试一遍，说：“还是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在钱眼内坐着。”与宴者哄堂大笑，真不知张俊当时的感受如何。
据《夷坚志》卷七，北宋崇宁间元v党禁，凡涉及当时所为者皆加禁锢。某次伶人在宫廷演杂剧，参军扮宰相出场，宣扬朝政之美。先有一个和尚申请游方，宰相查看其戒牒，是元v三年所发，遂涂毁戒牒，令和尚还俗。又有一个道士度牒丢失，申请补发，一问是元v时入道的，也勒令其还俗。再有个举子元v五年已取解，本当免解，礼部不受理，此人向宰相申述，被押回原籍。最后出场的是主管宅库的官员，对宰相附耳说道：“今日从左藏库拨来相公俸料钱一千贯，都是元v钱，请示该如何处理。”宰相俯首言道：“从后门盘入去。”
这时扮演副净的优伶手持大棒杖其背曰：“你做宰相，原来也只要钱。”演到这里，就连宋徽宗也忍不住笑了。
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南宋有个叫袁三的优伶很出名，同时有个姓袁的在蜀中做官，为人贪墨不清廉。优伶分别扮演酒色财气四人登场，各自炫耀其能而相互讥诮。袁三告白曰：“吾所好者财也。”并极力宣扬财之利好，众人讥讽不已。袁三以手自指曰：“任凭你们讥笑，其如袁丈好此何？”不言而喻，袁丈其实是暗讽那个贪官袁某。 据《西湖游览志馀》卷五，南宋宰相史弥远权势煊赫，士人无耻者多附其门，专靠投机钻营升官。某次宫宴，优伶扮演官员登场，其中一人手持拳头大小的石头，用大钻钻之，可钻了半天也没钻进去，叹曰：“钻之弥坚。”另一伶人用棒击其首曰：“你不去钻弥远，却来钻弥坚，可知道钻不入也。”满座官员为之战栗。第二天，史弥远将伶人杖责驱逐之。
《齐东野语》记载了另一个演出版本，众优扮选人（唐宋的候选官员）登场，皆称孔门弟子，各道姓名和前资官，有常从事、於从政、吾将仕、路文学。接着又上来两人，一个自称宰予，说夫子评我“於予与改”，我能改官实出侥幸。另一个自称颜回，说夫子赞我“回也不改”，我为孔门四科之首而不改，你白天睡大觉被老师批评却改了官，这未免太不公平。
宰予说：“吾钻，故改，谁叫你不去钻。”颜回说：“吾非不钻，钻之弥坚耳。”宰予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钻弥远乎？”
又据《贵耳集》，史弥远府中设宴演杂剧，优伶扮士人登场赋诗。一人念诗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北宋汪洙《神童诗》）另一人说：“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讽刺史弥远笼络宁波老乡，任人唯亲。据《宋史》本传，史弥远在宁宗、理宗两朝当宰相前后十八年，擅权用事，贬斥君子不遗余力。优伶所讽切中其弊，此后相府有宴，二十年中不演杂剧。
三、讽刺科场的种种弊端
古代弊端丛生的领域除了官场就是科场，尽管科举制度在宋代已经逐步建立起多种防弊措施，如糊名、誊录、锁院等，然而科场舞弊依然很严重，尤其是朝中权贵对科举考试的干预和操纵，常会引起广大举子和社会舆论的不满。科举考试自来是各类文学艺术关注的题材，戏曲中尤多，宋杂剧就不乏讽刺科举弊端的小品。
到绍兴二十四年，秦桧之孙秦埙参加科考，秦桧再次授意其党羽将秦埙选为状元（后被高宗降为第三），而秦桧另两位侄子秦~、秦l同时及第，考官这回又收了“三秦”。
宋代科举考场的纪律相对后世而言要宽松不少，尤其是南宋时期的四川取解试和类省试，允许考生带韵书入场，遇到考题出处或题意不明，考生可以互相讨论，还可以询问考官，名曰“上请”。这其中难免会有弊端，甚至会引发科场事件与骚乱。宋代因考题有误引起的科场事件时有发生，岳珂《H史》卷十记载了一起举子大闹科场事件，就是因为考题及押韵引起误解而造成的。此事发生在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成都府举行取解试，四川制置使胡元质下令考场中供应茶水肉肴，桌案宽大，服务礼待举子有加，考生们心情舒畅。初场题目出自《孟子》，曰“舜闻善若决江河”，以“闻善而行沛然莫御”八字为韵。考生见到题目和韵脚后就开始议论，其中一位年长的考生说：“《礼部韵》中‘沛’字释义一为颠沛，一为沛邑，没有沛决之义。但另有‘霈’字，多个雨字头，到底该用哪个字呢？”考生们议论纷纷，便扣帘咨询出题官员，其人正在小睡，出来一位年轻的考官，漫不经心地对考生说：“《礼部韵》的注解既然有问题，加个雨字头也无妨。”近处的考生于是都在考卷上用霈字，而远处的考生没听见，仍然用沛字。第二天，用“沛”字的考生内心不安，再向出题者请示，此人不知昨日已有答复，应曰“以题目上的字为准”，那些用“霈”字的考生又不干了，考场顿时喧哗一片。有人说考官把我们害苦了，有人鼓噪着冲进考官内厅，还有人抓住考官殴打，考官惶恐地说：“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考生指责题目出错了，考官又急忙说：“第二场更不敢也。”真是斯文扫地，狼狈不堪。待事态平息后，胡大使认为考生辜负了他的礼遇之情，捉拿带头闹事者关进监狱，此举又激起了考生们的不满。
待考试完毕，按例宴请众位考官。酒过三巡，有优伶集体登场献艺，其中一人身穿儒服居中，另一人从旁作揖，二人辩难学问，互不相下。作揖者问道：“两汉四百载，名宰相有哪些？”儒服者自萧何、曹参而下，历数如贯珠，略无遗漏。然后又反问道：“有唐三百载，名将帅有何人？”作揖者也从李靖、徐世抟恢笔到张巡、许远、田万春，儒服者立即提出质疑：“万春姓雷，历考史册，没有以雷作田者。”两人正在争论不休，这时走出一位绿衣参军，自称是府学教授，下结论曰：“当是姓雷。”作揖者闻言大骂，挥拳就打，教授立作恐惧状说：“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在座的考官一听此言，立马明白这是在挖苦他们。忽然又一位身穿黄衣者登场，手持令旗曰：“制置大学给事台旨，试官在座，尔辈安得无礼！”群优立即敛容唱诺，齐声说：“第二场更不敢也！”两旁的观众忍不住大笑，考官们个个羞惭不已，纷纷离席。胡大使见舆论难违，只得将关押的考生释放，但又认为优伶是被考生唆使，将优伶召来训斥责打一顿，驱赶出境。然而那些诙谐妙语早已传遍四方了。
笔者以为，宋代的讽刺小品起码在三个方面值得点赞。首先是伶人的胆识令人敬佩。对那些专权骄横、炙手可热的卖国奸臣和贪官污吏，无耻之徒巴结趋附，有良心者敢怒而不敢言，而身处社会底层的优伶艺人，却敢于揭露嘲讽，不怕杀头，不惜贫困，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百姓心头有杆秤，民心正义不可违。其次是优伶的学问不可小觑。他们对于历史文学常识乃至儒家经典都十分熟悉，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例如上引讽刺史弥远的小品，人物及对话全出自《论语》，而且故意曲解原义，造成委婉讽刺（也可能有士子为之编排脚本）。第三是巧妙的构思和幽默的表达。不少讽刺小品没有剧本，属于即兴表演，全靠临场发挥和优伶之间的默契配合，而其中包袱安排之巧妙，语言表达之诙谐，讽刺手法之辛辣，真令人叫绝。总之，宋代的讽刺小品，在我国的讽刺文艺中自当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对当今的小品创作与表演仍不乏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