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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受活》 忧患意识 无为思想
论文摘要:“小国寡民”式的受活人因为外面“回全人”的粗基统治而将“乌托邦”的梦想击碎，阁连科在看似荒诞的小说《受活》中，寄予了满腔深情的忧患意识和无可奈何的道家“无为忍想”的选择。
阎连科在完成了一系列类似自传的乡土小说之后，开始转向形式和内容的突破和创新，很显然受西方小说手法(如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开辟了全新的文体样式，如《年月日》、《耙褛天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一系列作品，它们无一例外地以荒诞的外衣包裹真实的内核。许多非现实的幻想并没有削弱文本的真实感，拨开层层隐喻的迷雾，我们看到作家清晰的优患意识，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深情关注，《受活》也不例外。此外，厘清《受活》的深层意蕴，我们不难在文本中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如道家思想的渗透。
透过《受活》荒诞的表相，我们看到是历史事实的影子。从文本提供的社会背景来看，和《坚硬如水》一样，同样具有荒诞色彩的“文革”这一史实无疑是文本书写的中心布景。然而与直接批判和控诉这一政治灾难的其他作品不同，作者显然运用了现代的写作手法，以“文革”这一特殊政治形式，隐喻式地将作者的政治优患意识和道家的“无为”思想渗透其中。小说“体味在特殊时代强势政治文化挤压下，卑微、屏弱、渺小的生命如何生活的”。与《坚硬如水》充斥着大量的文革话语的黑色幽默不同的是，《受活》是以看似荒谬的故事来图解作者深层的政治优患意识。
和以往阎连科小说中观照的只有贫瘾和苦难的农村不同，地处耙搂山脉深沟偏僻的受活村，先前却是别具一格的“天堂地”。(“受活”在北方方言里本身就是活的意思)虽然一村几乎全都是残疾人，可这里“土肥水足，旱有水浇之平田，涝有排洪之坡地，人们无论何样残缺，只要在自家田地上勤耕勤作，每年东不丰收西丰收，每年都有吃不完的粮食一农忙农闲，庄人都在田里，一边劳作播种，一边悠闲收成，日子过的散淡而殷实”，“其特点就是自由、散淡、殷实、无争而悠闲”。(《受活》)与世隔绝的受活村宛如桃花源一般，人们虽然残疾，但是却丰衣足食，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受活村人生活在这种贴近自然的理想状态，因为地处偏僻，“连一丝风都吹不到”，“外面世上残疾的走进来，里面世上的圆全人又都走出去，几百年来就这么过去了，却还没有哪个郡、哪个县愿意收留过受活庄，没有哪个县愿意把受活规划进他们的地界里”，“受活是这世界以外的一个村落呢”。’(《受活》)正因为这样，受活人生存在政治统治之外，没有兵炙之灾，没有重赋的压榨，没有暴庚的侵占，过着比外面“圆全人”(小说中对健康的人称谓)更太平、安宁的日子。(竺花嫂坡也是理想社会的意象)。
在老子描绘的理想社会里，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民风淳朴自然、真质恬淡，远离喧嚣的尘世，“击壤之风”犹存旧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老子小国寡民思想就是“无为而治”才能达到的社会理想，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战事频仍、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而提出的。“‘小国寡民’是老子出于对现实不满而在当时散落在农村生活的基础上所构幻出来的桃花源式的乌托邦这种社会理想是完全复归到文明开化以前的状况。所以尽管“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带有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和消极性，是老子对社会弊病、道德堕落和道德危机的愤激之词，可是老庄的“无为而治”却不失为针贬政治的良方。“无为而治”是道家政治伦理理论的核心思想《道德经》中多次出现“无为’一词，·无为”和“无不为”是老子众多辩证法概念里的一对，“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恰恰相反，而指“无不为钾，”为无为，则无不洽，(第三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无为，，按陈鼓应的说法“一是指顺任事物之自然，一是指排除不必要的作为或反对强作妄为。个无为，的为是指“妄为”，“无为”就是顺应自然、社会的规律去做，从而达到“无不治”的效果。判断有为还是无为的标准不是为或不为，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为。王安石在《老子注》中说:有为无所为，无为无不为从效果上来说，那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有为”，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而顺应事物发展规律、毫不费力的“无为而为仲，则无事而不成。老子更多地将这种思想植根于社会政治领域，“无为”的行动者多指治政者。“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夭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夭地相合，以将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斤，(第三十二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三十七章)政治上，老子主张统治者以“好静”、.无事”、“无欲”来统治百姓。“治大国，若烹小鲜仲。(第六十章)王弼注曰:“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治理国家就好比煎小鱼，不能多搅动，否则鱼就会烂。而庄子的“在”、“宵”也指顺应自然。这种统治方法是统治者因任自然，对百姓不要横加干涉、滋事搅扰，不要强作妄为、肆意伸张自己意欲，听任百姓自我化育、自我富裕、自我发展.就会形成老百姓安居乐业、甘食美服、风俗淳朴真质的理想之国。
小说一开头，作者就虚构了这样一个荒谬的场景;在这个偏远的、住着全是残疾人的小村落，六月天下起了大雪，令人想起了窦峨死前的语。这预示着本来样和的村庄将受到的灾难。那么这个神话般的理想社会模式如何变得破碎不堪，这种致命却似乎是不经意的伤害来自受活村以外的世界。文本揭示的正是这外来的力量，即统治者逆规律的“有为叶，无情地撕破了这些残缺人的美梦，给这个封闭然而宁静和谐的村庄注人苦难的毒液，扼杀了受活人平静而自足的生活状态。受活村的“天堂”日子的橙灭，宜告了“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理想破灭的必然性。阎连科在文本中剖析其深刻的根源，正是老子所告诫统治者不要对百姓“妄为”.这种“有为’成为罪恶的渊蔽。
《受活》选择深具荒诞色彩的文革作背景，反思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无以估量的灾难的政治浩劫，老子所说的当权者对民众的蛮横的“有为’，不正是这场悲剧重要原因吗，我们且来看看《受活》中.当权者是如何“有为”的。
其一，“人杜”。为了让受活村与外界沟通，
不被外界遗忘，曾经参加过革命的的受活村领袖茅枝婆吃尽千辛苦使受活村“人社”(加人人民公社)。可是“人社”使受活人受尽了“黑灾”、“红难”、“黑罪”、“红罪气茅枝婆自己被当作地主受虐待。人民公社不根据实际情况，强迫都是残疾人的受活人修梯田，不仅死了不少人，而且对生产毫无益处。更惨无人道的是，在天下一片大饥灾的岁月，丰收了的受活村被外部的圆全人以革命的名义洗劫一空，受活村因此饿死了许多人。茅枝终于醒悟过来:.我不革命了，我茅枝只要还活着，我咋样让咱受活人了社，我就死也要让受活还咋样退了社。”(《受活》)不过，退社同样不是件容易的事。经历了漫长的退社史，最后茅枝婆以同意组织第二批受活残疾绝术团为交换条件(而柳县长组团是茅枝婆一直反对的)，换来县里下发的文件宣布受活村不再受任何县管辖。文件的内容同样耐人寻味:“受活庄全体庄民的户口和身份证予以收缴和注销”“受活庄无对其他乡县有任何社会义务可以履行，“县行政区域地图中再无耙楼山脉中的受活庄……《受活》)，文件承认受活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完全退回到原来那种不受管束的“小国寡民”的自由状态。当退社愿望得以实现时，茅枝婆终于满意而死。
如果说茅枝婆带领受活人人社给人们带来苦难，是当权者的妄为，至少她的动机是为了受活人的利益，最后也清醒地认识错误，并在柳县长组团时对之一再阻挠。而受活人在人社后经历的苦难，更多地来自受活以外的强权。大跃进时期的铁灾，国家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狂热之中，闹剧式的革命不仅仅让受活村人吃尽苦头，全国上下更是一片混乱。这种人灾究其主要根源，正是由于统治者的不按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蛮干，正是由于统治者疯狂的好大喜功。
其二，“组团”。把受活村有绝技的残疾人组织起来，成立绝术团到外面的世界去演出挣钱。柳县长的这一“政绩’如果单纯地建立在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初衷上，不管失败与否，他都是为人称道的父母官。可事实上，这只是实现他野心的一部分，背后真正的目的是筹钱去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实现他被万人崇拜的梦想。可事与愿违，受活村残疾人挣的钱被诈光，购买列宁遗体计划也因上级不同意而落空.柳县长因此也丢了乌纱帽。
阎连科说:“他(柳县长)所有的行为都是对革命的庄重性的否定和嘲弄·…我们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培育出这样的人物。我以为这是‘某种革命的必然性’……是异化人和体制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当权者的政治行为关系到他权力统辖内的百姓命运，这样的体制赋予当权者至高无上的权力。柳县长膨胀的政治领袖欲望牵引着他的政治行为，可以想象，对于这种“异化人，争做出政治荒唐干涉之举，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老子认为，贪欲必须涤除“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弛骋败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做人特别是统治者不能利欲熏心，要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优”，(第十九章)所谓“圣”、“智”是与自然和纯真相悖的。统治者若是去机巧、黔滑，存真朴、诚实，民风才会趋于淳朴，社会才会安定。这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内容的一个方面。其内容概括起来包括君道无为，和“治国无为”，所谓君道无为，就是指君主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做到去私立公……治国无为即是指国君及整个国家的统治者都能从国与民的血肉联系出发，自觉地将服务人民、维护人民的生存权益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贵，不扰民，不欺民，制约自己以按人民的要求处理政务。做到君道无为，就要杜绝智巧贪欲。我们以此与《受活》中的一些人物私欲作一个比较，会发现阎连科旨在揭示人性的贪婪也是导致.天堂地毁灭的另一重要原因。无论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极端的权欲和物欲是应该摒弃的，因为它们是人与人关系和谐、社会安定的障碍。阎连科所要表现的与老子思想不谋而合。这种贪欲概括起来主要是人物对权力和金钱的顶丰膜拜。
其一，权欲。阎连科在以往小说中，明显凸现人物的权力欲望，《受活》也不例外。他曾在访谈录中说:因为自己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最底层，对村干部有一种敬畏感，这可能使我对乡村的政治结构有一定了解而形成一种崇拜心理，它可能会成为我作品的村落文化非常大的一部分。有人类以来，与之相伴的就是权力的存在，这是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你从小对权力有一种崇拜，你就不可能不表现这个主题。《受活》中的柳县长对权力的欲望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从小在社校长大的孤儿，在其做社校教师的养父弥留之际，得到养父的馈赠—“敬仰堂”内满屋子的政治类书籍和一张设计他人生奋斗的图表。他果不负养父厚望，利用养父曾经建立的社会关系，一步步爬至县长的位置。如果柳县长的权欲成为他的人生奋斗动力，也是无可厚非的，可他内心对权力的向往到了颇狂、变态的地步，一些行为甚至让入匪夷可思:敬仰堂内将自己的像挂于一张张伟人像前;筹积资金打算去苏联购买列宁遗体;为了使老百姓如神一样敬仰他，讲话要掌声，施恩要老百姓下跪;甚至在列宁水晶棺材下面偷偷埋着他为自己准备的水晶棺材并且用金字刻上“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希望别人对作为领导者的自己的个人的膜顶崇拜，是柳县长的终级追求。对这样一个人物，阎连科称之为“浓墨重彩的漫画人物”:“说到柳县长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可以处处找到他们的影子。对那些执政掌权的人，你仔细去分析，去研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以革命为幌子，而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绝对个人的私欲的。比如说欲望，他们执政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可他们的言行.却永远是以革命的名义和人民的名义。柳县长这个人物，从表面上看，是夸张、放大、漫画化。但从深层说，是另外一种逼真，是另外一种真实。嘴“天堂地”受活村的毁灭与柳县长的欺世盗名、沽名钓誉是不无干系的，对人性的弱点以及将这弱点对理想社会的危害加以揭示，这一点上，可以说阎连科与老子思想是相一致的。
其二，物欲。受活村的年轻一代为了挣钱，将道德抛置脑后，外出打工甚至以卖淫或盗窃作为谋生的手段。当茅枝婆竭力要退社时，他们并不支持，因为退社会妨碍他们外出挣钱。残疾绝术团演出成功所赚的钱被洗劫一空。先被上面的干部又偷又抢，后又遭到开车拉道具的司机的敲诈勒索。他们一伙把受活人反锁在列宁纪念堂内，不仅诈光所有的钱，还使他们受尽凌辱，让人看了触目惊心。’人性的丑陋在金钱面前暴露无疑。金钱使他们丧失了作为人应有的道德准则，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而不择手段。
阎连科的政治忧患意识立足于这小小的受活村，外面的世界带给这个偏僻村落的是如洪水猛兽般的无尽的灾难，所以，他仿佛宁可关上这扇门。这是否是阎连科对人类社会思考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还是如道家先哲一样内心充满愤慈的愤激之辞，阎连科似乎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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