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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梵澄
一
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颇有成绩。大势所趋，学术似乎是集体化与世界化。东西人士的才智没有优劣之殊，然若干专门研究，我们还是愧不如人，这是事实，然而正是正在过去的事实。
姑举一事为例：我们知道自有历史以后，人类存留了两部最伟大的史诗，在西方流传了三千年。欧洲近代语文多有译本，华文则无。这是一崇高亦又渊深的文化源泉，我们也忽略了，我们从何深透西洋学术思想的背景呢？通常我们钦重西方学术的发展，多只知道现在的成果，而起羡慕，很少注及其产生此果之由来。若稍究其由来，则不但是各各的历史，亦且其整个精神思想之背景宜加探讨。我们期望有一日精工出版一套希腊丛书，中收各种哲学文学等名著的译本。其第一、二部当然是荷马这两大杰作，《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了。
许多世界名著尚没有中文译本，也许将来渐渐会有译本出现的。希腊神话，早已有绍介；哲学，亦有过一些研究、著述。但至今希腊古典，没有在文化界得到适当的处理。因此没有得到正确的估价，加以应有的推重，大是憾事。现状还是学术风气不甚开通。我们约略知道巴勒斯坦这一文化源流，大有造于西方文化，玛修安诺德称之为“希伯莱主义”，没有那，则西洋决不能成就许多伟大事业，随处可以见到的。但我们时常忽略了这希腊文化主流，没有它，则西方世界决不会存在，现代的一切工业、技术、商业、科学的西方世界决不会存在。那么，其重要可想了。而且，甚至还有人假定——在推理上自然有应当容纳的假定——设若世纪初的罗马对基督教的反对更彻底，一切基督教信仰早已断根。则当时希腊文化渐渐陶镌了外邦，其斯多葛学说必支配了统治者，共和政体必已代替了罗马大帝国，奴隶制亦必早已废除。则欧洲在九世纪中必已进步到十九世纪的境况或更前了（此说见Sir R. W. Livingstone讲录）。其然，岂其然？
历史的发展未尝如此，基督教的兴起也不是偶然，有其必然之理，学人自可讨论。新旧之兴替随时代之推迁，那结果使人感觉苍茫得很。雅典哲人讲学的檐廊，早已化为尘土，雕花石柱头和柱础，以及出土的一些破缺大理石像，于今散在各处博物院里，竖琴歌声早消歇了，在哲学方面，至少到公元后四世纪，希腊人已完全退出世界剧场。不妨假定那整个文化起始自公元前一千年。譬之于一日，曙光微启，渐次黎明，哲人讲学时代，渐近于日丽中天，光明盛大不过三百多年。残阳之美见于新柏拉图学派之兴起，以后呢？渐渐沦入黑夜了。
这是西方文化的昨日，其光华发越，如何可为后世忽略，遽尔遗忘？我们是神明华胄，所处远在天之一方，未曾参加其文化工事。中国的蚕丝输入古罗马，有一位暴君赫里阿加巴鲁斯（卒于公元后二二二年）最初着一件丝织袍，起初是一两黄金换一两丝织品，后来输往渐多，价低了，做成了元老之流的华服。那只算是物质上的一点交易，不算怎样是文化接触，双方古典皆只有稀微的纪录，彼此略有传闻，中间隔了文化较低的若干民族。造纸、雕版从中国输入，则是中世纪之事。事实上古希腊罗马人决不知道我们，我们的祖先也不知道他们。穆天子之八骏西游纵使不是完全荒诞之故事，则所遇之“西王母”也许是中央亚细亚某部落的女王，决未尝是游到欧洲何处。荷马史诗中记载Tityus尸横九亩，与春秋时叔孙得臣射杀的长狄，其大相同，但后者是历史，前者乃神话，时代相距亦远，其间难说有何关系。那么我们看西方，自然不及西方人看自己之亲切、深透，然正因为有距离，时间的和空间的，两个决不可少之“缘”，使我们见物，又或可见其全。
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个普通问题：即古不可复。古，无由复，不能复，亦不应当复，人类须是生活在现在而望着将来。但刻刻进步或说转变，现在旋即成为过去，三时一贯，了无间歇。罗马人造扬鲁斯神像，一面正对过去，向后，一面正向未来，向前。我们不正望过去，则无由确立现在，因为将来不可知。不正望将来，则现在已成断灭更无由立。凡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原则是表之于此一象征。无论从东西方我们摄得其文化菁华，正有以供现代与将来的发展。夸张点说，我们是在创造将来，即算模仿过去。但谁也不能在现代创造过去。重生是新生，新生是旧的死掉了，文艺复兴即是重生，复兴是新者兴而旧的废掉了。例如十三、十四世纪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现在回看是新起一创局，它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如此悠远，未尝入于我们之所知。正是这，有待于求知，有待于我们加以研究和采择了。大概无论物质真理或精神真理，总不会有国家或民族或古今之分别。古代希腊的这一大宗学术文化是不是已经消灭了呢？没有，凡其中摄持了“真理”之处，至今保存了下来，依然鲜健，活泼，分明，因为真理是万古常新。
我们姑舍种种学术如高深哲理不论，只举两件极平常的事为例，通常为人所忽略了的，以为卑卑不足道，而实在古代是颇重要的，一，是素食。我国人从来不重素食，除了佛法中人吃斋。但这正是古希腊哲人所重的。从毕达哥拉斯起，便已主张素食，并且豆类亦所不食，禁止杀生；杀牲畜以祀神，正是所反对的了。此一说从那时代起（假定毕达哥拉斯卒于公元前四百九十七年），直到悌峨夫拉斯妥斯（Theophrastus ）——公元三世纪时人，逍遥学派之一位后劲——仍然在提倡，与当时坡斐理乌斯（porphyrius）诸哲人同，然则盛行了八百多年。（中国古代赵简子的道理是：“杀马而食人，不亦仁乎？”可见纯以人为宇宙中心，但亦非滥杀牲畜，以供饕餮。）倘若所谓“素食主义”这事中间只是虚伪，没有真理或不是某些真理的表征呢，则经不起东西方人几千年的实验，早已废掉了。现代青年吃西菜只遇到肉食，若不略知古代，便会发生误解，以为西方从不吃素。另一事是重生转世之说，中国历史上有些零星的记述，“三生石”是唐人说荟中有过的，佛法中至今仍有许多人相信。这一说，在公元五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基督教大会公布“禁令”（亦译“毁灭律”），认为邪说，异端，其起源已不可考，最古亦可考到毕达哥拉斯，他历数他生前许多生世，某生为某人，早参加过特洛亚的战争，那是公元前一千一百八十四年前的事了（距第一次奥林匹亚的竞赛还早四百０八年）。可见此一说直至被基督教会禁止。至少在西方也流传了一千年。只是近代西人，方信人死后什么也没有。我们看历史，知道毕达哥拉斯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教主似的人物，虽然关于他的传说有许多不可信。我们所熟知的，只是他的一著名算学公式a² +b² =c² 。特洛亚的战争，古史上也实有其事，虽然有些历史家持异说。以此两事为例，还有许多事后下可说，我们知道古代西方这一文化世界，多么优美，崇高，可爱，有其不可磨灭之由，再视基督教的十字架，要在希腊罗马的神坛之浓密薰香中建立起来，是经过多少奋斗，费过多少信士之心血了。
若干年前，偶尔读到美国林柏的一篇文字，林柏是第一次飞过大西洋的英雄，那是对时代有感言，其间说到倘求精神与思想之发展，当回溯希腊。（大意如此，原文是在某杂志发表的。）笔者当时未甚以为然，以为何不求之古中华或古印度？后来时复深思，乃愈觉林柏之言为然。那文化中之所涵藏，实在有丰多的实质的精神之美富，大足以启发当代，昭示后人。东方的眼光总是向内看，求之中国尚可内外交修，求之印度纯为内转。希腊的眼光不专向内看亦向外看，无论看到万物之本源为水，为火，为原子，总归有外向的智术的发展，造就了现代的文明。纵使于今科学化的世界有其缺点，我们决不能谓科学的发达便应止于这可悲的二十世纪。大致这么向外做到极处，到某一点，内外可以合并，那时可希望超人道的大升华。在欧美这虽是回溯，仍是一贯承流；在我们则这好似外加；但我们从来善于采取他长，同化外物。总之，此后我们不继续接受西方文化则已，若仍有任何采纳，则回溯到希腊源头，是第一要义。这里，正可建造东西方文化之桥梁。
二
在知识上，“同一知”是最上最胜，但这境界非凡夫可易到。那么，不奢望“同一知”而期于“同情知”，不算太苛求了。严格分论，知与情为两物不诬，但到了某一境界情与知可以合一，然这境界还是太高，则作“推理知”，更没有不可以的了。作学术研究，最忌知为情所蔽，为情所蔽则眼光不能正确而有偏，然虽为推理，倘不寄以相当的同情，则仍难圆满、周遍。最平凡为“识感知”，最不可靠，又绝不可弃。总归，处理古典，多宜设自处地参会一下事理，而寄与以相当的同情，方可比较明白。换言之，态度要平恕。
姑且说一实有其事的笑话：古雅典人丁蒙，绰号“妄人”，有一幽静的花园，中有一大无花果树。偶尔有一轻生短见的人，黑夜里在那树上自缢死了。后来又发生同一事件，在那树上又有一自缢而死的人。不得已，他将那棵树伐掉了。但在伐倒之先，他跑到市场上大声宣布：他家的园子里那棵无花果树快要伐掉了，还有愿意自杀的人呢，要赶快去哪 ！
这真是人生的大讽刺，一贯的希腊悲剧精神。平情据理以推，不能说这人是疯子便完了。他不是故意和市民开玩笑，他是愤激，而这愤激出于对死者的悲悼之怀。他无可奈何，只在这嘲讽的形式中，直叫出人生之悲苦，使当时听者，哭不得笑不得。这也许是这一微小故事流传下来的原由。若徒然斥之为魔鬼似的讥讽，是疯话，那么，去正确了解又甚远了——虽然，此人也不免有推理之误。误在以过去之偶然为将来之必然，以非常为常，颇昧于亚里士多德之逻辑了。嘲骂群众固不应该，其罪过亦只是愤激而已。
通常讲“复古”的人也不免犯这种错误，即古人所谓“守株等兔”。事实上是我们于古代极难得明确的正见正解。不但论希腊古典，即于一般古人，我们总以为不及现代人高明。这是当然的，现代普通知识比古代进步，水准提高了，但以为古人不比我们聪明，对于若干自然现象还未能解释，对于精神事物充满了迷信，则颇错误了。无论我们的物质技术（不必然是科学）于今多么进步，人类踏上了月球，或如何可以建立太空站，我们的普通智慧并没有甚异于古人，倘若精神事物的知识古人是未开化呢，则我们所知的也不较多。尤其是，现代文明的生活极少余闲，古人生活余闲较多，有机会静观，默想，参照，领会。以为他们生活于一愚昧之大混沌里，便错误了。希腊古神坛当然是林林总总，许多事近于荒怪不可究诘。在这中间稍清出一点头绪来，或者，稍确定一些价值，乃这些文字的目的。但我们要除去这一成见。古人，无论东西方，纵不比我们现代人聪明，也决不比现代人愚蠢。许多圣人，贤人，哲士，诗人，先知，辩士之流，足以证明是如此。
通常我们总以为原始民族许多野蛮风俗，存留在上古，佐证是于今地球上还有些榛 未凿的地带。但是，我想，只从有史以前与有史以后划界，那差别大到可惊了。有史以前若干世纪我们不知，看威尔斯著《世界史纲》，那时间的比喻是很恰当的。平心论之，爱琴海这几个岛或半岛居民的部落建成的文化，其优秀实居上古欧亚非三洲各一部分领导地位。七贤之一的梭伦，或其前的雅典立法者达拉科，皆公元前七世纪人物，那种重法治和重人事的精神，从何处可寻出一点初民野蛮之痕迹？达拉科立法，懒惰之罪严惩，游惰之民甚至可处死刑，何尝不是有思想有卓识的政治家？姑定荷马生于公元前九百零七年，那文学又岂能是低等文化之产品？同时或稍后的赫西阿德的诗才理思，又与荷马的有多少分别？将谓那些神话是原始信仰的遗余，野蛮民俗的表现，以其时代文化水准较量，似乎不确实了。
古代有迷信风俗不足以证明古人之未开化，亦如现代有迷信不足以证明现代之不文明。信鬼而好祀倒不是古希腊人，而是古代繁荣之罗马人。在罗马是山，林，果园，道路，河流，无不有神；人事则有吉神，凶神，睡神，梦神，并闲暇亦有神，沉默亦有神，而且偷盗诈伪亦有神可祀。可见这多神信仰，有多于古之希腊了。
这些事，有夫力德兰德（Friedlander）的罗马风俗史可稽，将来有人也易作研究，然则这些是野蛮民俗从上古的遗留呢，还是文化发展以后之产品？而且，是助成了文化的发展呢，抑是阻滞了文化发展？助成了在哪些方面？到什么地步？阻滞了又在哪些方面，到什么地步？皆当平心观察了。精神方面的事，若细加察看，决不是通常想象的那么愚蠢。
虽然如此，说希腊神话中便没有愚蠢，由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一切皆是智慧，一切皆可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一切皆可解决生命上的问题，则又大谬不然。这非但我们今人，即古希腊人自己，对他们传统的神坛，也不免要回过头去。宙斯是统治万有的天主，为了畏惧自己的统治权被推翻，便吞掉自己所生的婴孩，而藏过了的婴孩长大了呢，又向他的父亲报复了；天神被踢下天界，因为父亲宙斯用金锁链缚住他的母亲时，他要去解放她……。
这些事，在柏拉图已大谓不然了，那中间的缺陷和弱点，使那么一位哲人不得不另作精神寻求，倘若不能从传统天神中得到满足，又从何处寻求呢？反求诸己而已矣——“认识你自己”，阿菲神坛的千古名言——如是，希腊的道德、宗教，已觉未能建立在古神坛上，然则开辟出一新神道观在“人”身上了，要穷人与心灵与肉体之中所有所无，人之自由和幸福等等。于是，希腊的人文主义开始了。
一转而至于哲学，希腊文化便开出了异常美丽的花，这是至今在东西方所钦羡的，毋庸深说了。有一事大致可以说，即无论他们那一派哲学，最后总也归到精神，没有任何重要的一派不是有神论的。对于自然界作了许多推测，后世科学证明其或中或不中，但徒有物质而无精神，没有任何学派作此假定。同时一贯多神信仰的主流仍在蔓衍，流到罗马、小亚细亚、非洲，直到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统治了西方。纵使如此，断断续续，许多信仰仍在民间流衍，废不掉，禁不绝，而又不可究诘，成了中世纪的神秘主义。那中间当然不止有古希腊的渊源，也还有巴勒斯坦、非洲、北欧本土的传授，但在基督教会的压迫之下，从来不公开，有特殊人物出现了，便不免焚身之祸，要被放在柴堆上烧死了。其间仍不免有些秘密会社存在，一鳞半爪，偶尔出现有一些象征。那支配社会动摇人心之力，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影响，有待考据了，冰山在水面漂浮，海水下面那一部分便很少推测到。人类也许有一部分天性是好秘密的，密教的势力从来比显教大，倘这话不错呢，或许那势力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