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第二种是朱狄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整个20世纪，西方对美学的思考就是以加深经验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这两种类型的区别来进行的。这样，这两种最基本的类型就被划分为‘科学美学’和‘分析美学’。”（注：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西方古典美学也讲美与生活的统一，但那种统一却是“外在的”统一，在根本上，二者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黑格尔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哲学的基本范畴是“绝对精神”，即世界的最高实在，现实生活是它派生出来的对立面，是它最终要克服、抛弃的东西，因为生活是现象的、感性的、个别的。而美尽管“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比普通生活更多地体现出了绝对精神的特点，但由于它毕竟没有脱离开感性、个别的特征，所以仍和最高的实在有段距离。这样我们就看到，在黑格尔那里，美和生活都没有本体（实在）的地位，绝对精神高悬于它们之上。同时，二者的统一也是由外在于它们的绝对精神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只有感性生活体现出理念（绝对精神）的特征，才会成为美。言外之意也就等于告诉我们，二者尽管借助绝对精神可以达成特定的统一，但在实质上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所以它们的统一只能是一种外在的统一。
把美和生活对立起来，然后再试图寻求一种外在统一的做法其实决不限于黑格尔一个人，而是整个西方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导致这种做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古典哲学普遍表现出一种愿望，想在偶然、个别、感性、动荡的生活之中或之外找出某种稳定、一般、恒常的本质来，以达到解释、控制世界的目的。这样，泰勒斯就在生活世界中发现了水，奥古斯丁在生活之外发现了上帝，黑格尔则发现了绝对精神。本来，这些都是人们对世界特定规律的认识，是人们认识世界能力增强的表现，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认识对象（比如“水”）当成了最高的实在，把它们说成是决定因，结果就把它们与普通生活对立起来。这也就是各种二元论的由来，而美与生活的隔离与对立也就随之产生了。
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主体走向就是反拨古典的实在论，其出发点基本是从对认识的反省开始的，最终都从不同途径戳穿了古典哲学认识对象虚幻的实在性，并程度不同地把对实在性的偏好系在了现实生活身上。随着传统固定、永恒的实在向生活的转移，二元论开始销声匿迹，美与生活也就趋向了本体论的统一，那就等于说，美即是生活，而生活也即是美。 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就是由维特根斯坦开辟的。后来海德格尔又从不同路径把前者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不但认为实在是体现在“此在”、也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还清晰而客观地看到，人的认识（语言言说，道说Sagen）在遮蔽实在的同时，又呈现着实在的真理，它意味着：“显示、让显现、既澄明着又遮蔽着把世界呈示出来。”（注：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1页。）这其实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对认识态度的完善化：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认识不能揭示实在就不去认识了，就像因噎废食一样，因为我们的认识本身就显示着实在、澄明着世界，也就是构成着生活。在海德格尔的眼中，实在的真理同生活的过程是一致的，从而与美和艺术也是一致的：“艺术……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是真理的自身设入作品。”（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2页。）由此可以看出，美和生活在海德格尔那里也是具有本体论的内在统一性。
维特根斯坦是从语言分析出发探讨美学的（科学主义），而海德格尔是人追问人的存在来思考美学的（人本主义），但他们殊途同归，最终都把生活看作为本体实在，进而达成了美和生活在本体论上的统一。所以问题不在于他们走的是哪条路，关键是在于他们达成的结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走向生活的美学代表着本世纪西方美学的主体走向。
不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海德格尔，尽管他们解决了美和生活的统一问题，但他们都忽视了美的社会交流性与分享性，把美在生活中的呈现看作是私人的事儿，如罗蒂所言：“他们两位都关心极其受偏爱的个人而非关心社会，关心使自己脱离一切没落传统最后时期所特有的那种平庸无谓的自我欺骗。”（注：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页。）这是他们认识社会后又逃避社会的一种表现，结果在自己的理论中留下了致命的缺憾。这个缺憾是由杜威做出弥补的。
杜威不但非常明确地把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生活（“经验”（注：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页。）当作实在，把它与美统一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社会活动实践和精细的分析，看到了美和善（幸福）的统一，所以才说：“任何一种可贵的幸福都是以美的感觉和享乐为主要成分。”（注：约翰·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7页。）“人类中的道德先知总是诗人。”（注：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Minton,Bach & Company,1934）由于善代表着人群深层共同的愿望与理想，是把人群凝聚在一起的基本力量，因此承认美与善的统一也就等于承认了美和艺术在社会交流中的核心地位。这如杜威所讲，“正是由于艺术表现的是深层调节与基本思想的态度，表现一般人类态度的理想，具有某种文明特征的艺术就变成了一种工具，通过它，能在共鸣中进入到遥远与异己文明经验中深层的要素之内。”（注：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Minton,Bach & Company,p349、331）杜威的这种说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使美与生活的统一具有了社会现实性，并由此使本世纪西方美学的主体走向显得丰满而生动。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20世纪西方美学向生活的转移是古典实在论崩溃之后的必然结果，其逻辑依据便是美与生活在本体论上的统一。
美在主活中呈现
美与生活在本体论上的统一只是一种逻辑的证明，前面我们勉强做了一下概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它在历史事实上的表现，只有这个工作做完后，走向生活的美学这个命题才会具备比较完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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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说美和生活在本体论上的统一意味着美是生活，生活即美。于此，西方古典美学和当代美学的差异尽显无遗。按照前者的看法，生活中只是部分地存在着美，而美主要也是由专业人士来创造、欣赏，普通老百姓是与此无缘的。就拿柏拉图来说，他不但把美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东西，而且还认为只有灵感附身的“哲学王”才能直观到最高的美，而那些靠技艺进行艺术模仿的艺术家（注：当时把凭专门知识来说会的工作都叫做艺术，音乐、雕刻、绘画、文学之类是艺术，手工业、农业、医药、烹调、建筑之类也是艺术。），由于和美隔着三层，他们就只能算是工匠。这样一来，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就成了非美的东西。后来人们把美从哲学家手里抢了回来，但它的光辉只笼罩在音乐、雕塑、文学、绘画之类现在意义的艺术类型身上，生活中其他像耕种、医疗、手工作业、烹调等实践类型仍是技艺、手艺之类的“丑小鸭”，难登美和艺术的大雅之堂。这就是“博物馆艺术”的由来，也是美和生活实质性分离的结果。在西方美学思想史上，柏拉图是把美和生活隔离开来的始作俑者。20世纪西方美学却不是这样看的，它们反对的就是那种“博物馆艺术”，并且明确指出，生活中的一切实践类型都是美的。 把美说成是生活自然会引起误解，人们不免要问：难道骑马射箭、烹调缝纫、街头漫步等也都是美的吗？！对此，杜威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只要我们保证经验（生活）的完整性，就必然如此。所谓完整的经验意味着，在一次生活经历中，一个人从动荡的开端（问题情境）出发，预见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予以实际的践行，并在实践过程中随着偶然情况的出现随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最后成功了，这个经验过程就是完整的，它也就是美的。比如炒菜，主妇想奉献给客人一份佳肴，她用自己认为最好的一套程序来操作了，并不时要调整一下火力、调料分量等，有时还要亲口品尝一下，如果味道果真不错，那么她就成功了，那种享受决不仅仅属于客人，也属于她自己，整个炒菜过程就是美的。
那么，生活中为什么又有许多东西不美呢？杜威认为是由于完整的经验被人为地割裂了。比如那个炒菜的主妇，如果她像仆役一样只负责操作过程，而过程的结果被迫“割”给主人，那么她的经验就不是完整的，当然也就不是美的了。再比如盲人，他之所以欣赏不到鲜花的娇美是因为他不能拥有欣赏的过程。当然，吃菜的主人也不能品尝到炒菜的美感，因为他只是占有了结果，而没有占有那个过程。从杜威的这种看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美在生活中呈现这个论断实质上也是对社会分层、对20世纪技术力量单极发展负面作用的理论透视与批判，是使“单面人”（马尔库塞语）恢复为全面的人的一次理论探索。它告诉我们，生活本来是美的，只是人为的原因造成了美的破碎与孤立，那也便是占典形而上学的罪孽，只要我们在思想上驱开古典形而上学的幽灵，在实践中付出努力，劳心与劳力的划分就不再是一种二元隔离，生活就会在整体上呈现出美的光辉。New York,1984.），而他们的主张和那一时期人们对艺术的一般看法也有种奇怪的吻合，都认为美和艺术属于所有的生活类型。那为什么后来会发生变化呢？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美和生活、进而和艺术的第一次分离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其实，柏拉图的“理式”及“美”，不过是对普通生活各种实践类型中规律性形式的概括，也就是艺术当中的和谐、对称因素。由于形而上的冲动，他把这种由艺术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特点当作了最高实在，当作了美，然后反过来又说美与普通生活实践无关，生活中的各种“工匠”不过像可怜的西西弗斯一样，永远也不会企及最高的实在。于是，美与生活的关系就仿佛一个发迹后的不肖儿子面对着母亲，瞪着两眼不认娘。
杜威抓往了柏拉图的这个痛处，并且直言指出：“这种数典忘祖之事，只有当它反过来否认自己的祖宗的时候，才是可以责备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公共的美术对象中，从希腊文化的仪式、祭祀和圆满终结的对象中曾经借用过材料，而且也曾经把所借用的东西理想化而成为新的艺术对象，这是应该感谢的事情。但在他们已经借贷之后，他们却把他们的模型和规范所由派生的东西弃如敝履，这就不是怎么值得敬佩的事情了。”（注：杜威：《经验与自然》，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9页。）如此看来，本世纪西方美学所做的工作又是在“反祖归宗”，重新把美的尊严还给生活。当然，这种走向决不是简单的回归，决没有把数千年的分工历史当作虚无，相反，这一走向试图寻找着一种新的社会联合，因而美在生活中呈现出来的样子必然会不同于纯真的“人类童年”时期。
上面的论述说明，美在生活中呈现不单是理论上的推论，同时它也有着历史事实的根据，并最终使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体走向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
几点说明
以上我们只是简单地分析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体走向，由于篇幅的关系，没有做具体、细致的展开，下面将就与之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一下补充说明。
首先，本文只是论述了走向生活的美学这个命题之所以成立的两点依据，并且主要是在与西方古典美学的比较中进行的，我们没有反过来用这个结论来——印证本世纪西方美学各种流派的理论。
其次，我们的结论并不想概括20世纪所有西方美学门派的观点，比如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派的美学主张。因为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们仍属于西方古典实在论的回光倒影，换言之，它们仍是想在生活的某个角落或环节上找到一个类似“性欲”或“结构”之类的实在来，来归拢作为现象的生活，结果在世纪初显赫一时后，它们不是改换门庭，就是被各种后现代思潮及相应的美学主张所取代，因而它们并没有代表西方美学在本世纪的主体走向。
第三，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的美学观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西方世界、并在今天仍在发展着的各种后现代思潮基本上可被看作是本文命题的多样表现，比如解构主义美学、阐释学美学、符号学美学等，它们提出的“反中心”、“边缘化”、“填平鸿沟”等口号，均是对古典实在论的反叛，并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对动荡、偶然、零散的普通大众生活的偏爱。
第四，即便是体现出了走向生活的主体走向，但各种美学流派所体现的方式、内容也是十分复杂的，有的甚至是不自觉的、偏激的，富于建设性的理论不多，更多的是众语喧哗。这说明，美学的这一走向目前并不具备理论的完善性，此工作的完成尚有待时日。
我们的说明只是一种希望的表述，希望在世纪之交，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尽可能对上一世纪的美学思想足迹作一番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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