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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王士禛的悼亡文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3 字体: | | 打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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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王士禛的悼亡文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人。王士禛终身居官四十多年,康熙朝以刑部尚书致仕,位列台阁,但他生前身后均以诗显。《四库全书总目》曰:“当康熙中,其名望奔波天下,凡刻诗集者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赵翼《瓯北诗话》论康熙朝诗人,称:“其名位名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阮亭。”所以在清诗研讨上,王士禛是不能略过的“一代正宗”。但正是由于王氏以诗而特显,关于王士禛的阐述和评价常常也就停留在诗论和诗作上。他的门人程哲在《渔洋文集序》中就曾言:“新城先生以渔洋著称海内者,凡五十余年,盖皆称其诗也。”“或疑先生之文,殆为诗掩”。[1]王士禛的散文创作直到如今还处在存而不管的状态,甚少有人加以研讨。本文以渔洋山人王士禛的悼亡文为研讨对象,从一个侧面反映王士禛古文创作的相貌与特征。
张宜人是作者的第一位“糟糠之妇”,是她陪伴着本人从家乡一步步走向京城,从布衣一步步仕至郎中任上。王士禛在《诰封宜人先室张氏行述》思念妻子张氏“宜人十四归予,二十年甘苦两人相与共之。数载以来,牛衣对泣,忧患惟两人共之。”“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因此先生对她的感情相当深沉与真诚。王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宜人初归“典尽恩礼”。在先生最初的印象之中“时予方为诸生,与诸兄读书家塾,每至丙夜不归,宜人一灯荧荧,缝纫以待无倦容。”张宜人节俭持家的状貌与侯夫归家的缱绻深情如在目前。随着作者登第入仕,张宜人随之扬州任上。当时王士禛的扬州之任是颇不自得的,难能可贵的是张宜人“了无事俗交谪意”。在扬州“与予同志相助”,“忆辛丑在广陵,闽中友人许天玉公车北上,以缺资斧来告。会囊无一钱,宜人笑曰:‘君勿忧,我为君筹之。’除腕上跳脱付予曰:‘此缺乏为许君行李费耶?’予一笑,持遗天玉。”“同里徐东痴隐君贫且老,虽冻饿不干人。每严冬风雪无御寒之计,宜人辄出絮帛属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遗之?’”张宜人的音容笑貌明晰可见,使读者激烈感遭到作者对死者鲜活形象的留恋与思念。作者选择这两件小事,使张宜人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妇女宥于家庭生活的传统,而在更这宽广的意义上表现了张宜人的仁慈品性。随着先生谒选京师,应该说生活该呈现改观了。但不幸衔接来临。先是子启涑新妇“以产殁”,再是子沂病死,然后子浑又死矣。中年丧子,可谓人生之大不幸,“宜人益悲不自胜,自是病日增。形神悴矣。”死别甫过,生离又至,张宜人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予奉使入蜀”。“时两丧爱子,宜人病骨支床,而予有万里之行,宜人虑伤予心,破涕为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生怕予闻之也。”以形象的画面“破涕为笑”“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直面读者,宜人心中的大悲大痛不写而写,浓浓的悲伤充溢其中。先生未归而母孙太君卒,未几兄西樵又死。先生自是“屡绝复甦”,张宜人以一女子之弱,“涕泪之余,凡予饮食起居,调护备至,予非宜人其不濒死者仅矣。”之后的五年之中,张宜人“为予上事严亲,中恤姊妹,力已殚矣,心良苦矣!”直至病逝。
张宜人终身是勤劳悲苦的终身,少失恃,中丧子,家门多丧乱,上要孝养舅姑,下要抚育诸子,料理家务。特别是先生“性疏懒,好读书不问家人消费。
假如没有张宜人的贤惠,很难想象先生一房的日常生活。“予岂木石,忍须臾忘之哉!”全文根本采用了历时性构造,紧紧抓住“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回想了张宜人从归嫁到逝世悲苦的终身。“宜人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病不及知,敛不及见,决语不及闻”在可惜与淡淡的自责之中,发出了“天荒地老,此恨何穷哉”的浩叹。
陈孺人是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张孺人卒后由父母作主聘之。时陈孺人十六岁,先生四十七岁。作为掌管中馈的家庭主妇,陈孺人十七年的生活无甚大事可记。这篇行实多从亲人如父司徒公口中转述陈孺人之贤,但陈孺人聪明的性格特性还是给人留下的深入的印象“孺人性慧强记,初从予,口授唐诗绝句百首,皆成育,吟讽中律吕。予所赋诗,亦颇能诵数十篇,禅诵之余,每举以相文娱,既十四五年,扣之一无遗忘,似有慧业然。”夫妻闺房之乐温馨怡人。但想起其诀别之言又让人无限悲伤“孺人诀别无他语,但曰:‘君身受国恩深重,致身九卿,当黾勉服官以图报称。遇下人当以宽。’久之又曰:‘从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谨视之如我在也。’”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妇女,陈孺人自然摆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无子的她当然要一切从夫,顾忌到丈夫的仕途,这是“大节”。但是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持续,父母深受子女期之以成的天性是如何也泯灭不了的。“久之又曰”在心中环绕了许久的对儿女的挂念终于化为最后的嘱托,一笔将母亲奄奄一息时放心不下儿女的心态描写出来,可谓写实之笔。这样的“儿女语”比任何的美德评价更具感人的力气,由于它表现出了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更能惹起读者的共鸣。不幸的是“孰谓孺人逝后三月而女亦相随于公开哉!”死神擦除了陈孺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丝痕迹,只留下了无尽的怀念与悲伤。
《亡儿启浑墓碣铭》是在子启浑卒后二十一年所写的碑志。时隔多年,作者依然难以忘怀,丧子之痛一直挥之不去。启浑十七岁而夭,与作者生活的时间不长,加之作者已入仕途,繁冗的公务又缩短了父子两人相处的有限时间。但是作者选择了本人印象最深的几个生活片段,略加点染就让人过目难忘。启浑生而多难“时年从宦淮浦榷署,得悬痈疾,庸医施刀针,予方以河涸额缺,愦愦听医所为,症遂不可疗,予不悟也。”由于本人疏于关爱,“愦愦听医所为”,启浑后来竟成跛子。“明年入都,从浙西李生学为文,颇清拔,然坐或跛倚,予初诃责之,儿不自言,其母淑人为言,予始知医所向为,悔之然无及矣。”颇为传神地展示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对儿子缺乏关爱的父亲,竟不知儿子由于本人的忽略而落下残疾。儿“颇清拔,然坐或跛倚”,努力在父亲面前坚持端正的坐姿而终不能,父只一味“诃责之”,然儿“不自言”。父的“不悟”与儿的恭顺构成比照,作者深深的自责与后悔从笔尖倾注而出。“又明年,其幼弟狮儿病亟,儿五更冒风露驰召医,躬视汤药,其孝友有过人者,儿亦不数以病告也。”想像跛儿风露之中的艰苦与爱弟的关切之情,作者不能不悲喜交集,情难自禁。启浑年少而早夭,没有大的功业与德行可言,但是这两件小事却让一个跛儿的形象感人至深。作者有自责,自悔,有对亡儿深深的愧疚,又有对生命脆弱的感受“生十七年,而芳兰忽摧。既二十年,而尚俾我哀。电光泡露兮,汝胡为乎来哉?”
程哲在《蚕尾续文集序》中曰:“故凡忠孝所属,节义所关,不惮微显阐幽,争光日月,所以扶树名教,风厉末流,以蕲尽吾世道人心之责。” 他指出了王士禛散文在内容上的一大特征,即多颂扬封建伦理道德,关乎世道人心之作,但是以如今的文学规范来看,这类文章却缺乏感情与形象,类多反复,文学性不强。但是他的悼亡文却在一定水平上防止了这个缺陷。文学是人学,任何传播千古的文学作品都不能缺乏作者感情的注入。作者在对往事的追想中,感情自然流露而不说教,很好地表现了散文深沉坦率的言“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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