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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国演义》
小说的内容取材于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有关三国的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李商隐的《骄儿诗》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句子，这说明最迟在晚唐时三国的故事已为民间津津乐道。到了宋元时代，三国故事更被民间艺人带上勾栏讲台或舞台。从北宋的“说三分”，到金元时众多种三国戏，以及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平话小说《全相三国志平话》的产生，都为《三国演义》的产生奠定了创作基础。罗贯中正是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平话的基础上，又运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自己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创作出《三国演义》这部名典 名著。
曹操狡诈、精明，功臣罪魁皆为一人，遗臭万年，性格丰富。作者创作时依据史实但又有所创造和突破。他极端利己主义，既是奸贼，又是英雄。他的处世哲学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具体表现在他杀吕伯奢一家上。在“扶持汉宝，拯救黎民”的旗号下，他杀人如草不闻声，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窃国大盗。“奸诈”使他在乱世群雄中得以左右逢源，收买人心。如他对人民贪残酷烈，却装出宽仁爱民，体贴部下的姿态。处处残贤害善，却常常表现出求贤若渴。同时，他又是一个草莽英雄，有雄才大略，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如他在官渡之战中从袁绍处获得一批自己部下通敌书信，一件也不看便烧掉，显示出宽厚；又如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对当代人物分析精当，展露了他的眼光和气魄。总而言之，曹操集大奸和大雄于一身，可称古今奸雄第一人。
诸葛亮更是作者精心刻画的近乎神化的人物。他无所不会，无所不能，智慧超人又对汉室忠心耿耿。他初出茅屋就对天下大事了若指掌，舌战群儒，三
气周瑜，借东风，祭泸水，祈天出泉，陇上妆神，草船借箭，空城退敌，他因时制宜，随机应变，不免有些“状诸葛之多智而近乎妖”的毛病。更令人难忘的是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贤相”形象是封建时代人民所幻想的典型。他排除万难的才能，坚韧不拔的毅力，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推崇。
关羽是义气的化身。他勇武刚强，义重如山。斩颜良，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刮骨疗毒，诛文丑、、斩华雄、五关斩将，千里独行，无不显示出他的神威、节操、忠心和义气。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关羽身上，有时义字太高，反而使他恩怨不明，是非不分，给自己带来祸患，如白马解围，几致刘备于死地，华容道上“拚将一死酬知己”释了曹操这就是重私情忘大义的弱点了。
《三国演义》继承了“拥刘反曹”的传统，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主要人物。全书一百二十回，其中自桃园三结义至诸葛亮死在五丈原这五十一年间的事就占了一百零四回，以后四十六回的事只用十六年就草草收场。这是因为作者思想中的正统观念使他对“炎刘正统”、“中山靖王之胄”的“皇叔”刘备格外垂青，而且还因为他们的失败，“出师未捷身先死”，这种悲剧性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作为与曹操奸雄对立的人物，作者也极力刻画了刘备的宽仁、诚心、义气，与曹操形成鲜明对比。
《三国演义》的语言也有很大的特色。采用了半文半白的语言，使之通俗化。蒋大器在《庸愚子序》中说它是一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其庶几乎史”的长篇历史小说，它大大改变了“平话”的“言辞鄙谬”，使之雅俗共赏，简洁、明快而又生动。它的叙述以粗笔勾勒见工。如孔明死前最后一次巡视军营：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这一段着墨虽然不多，却传神地刻画出了孔明的忠心耿耿。写人物，则采用略貌写神的手法，写心理，也是寥寥数语即已传神之至。至于人物对话，更是个性鲜明。张飞的话豪爽粗犷，一针见血；曹操的话，机诈多变，豪迈果决；关羽的话，目中无人，心高气盛，而刘备则言语文雅又扭捏；孔明则从容不迫，应付自如。这些语言是运用口语的开端，虽然不如《水浒》、《红楼梦》，但也很适宜表现它所刻画的人物。
《三国演义》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它宣扬愚忠，强调义气。对“黄巾起义”抱诬蔑态度，对农民有阶级偏见。同时，作者还有传统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观点，认为三国鼎立，西晋统一是先天命定，如在开头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外，神怪迷信色彩也很浓。孔明火烧藤甲要“损寿”，孔明借东风，摆八阵图、五丈原攘星，关羽玉泉山显圣，于吉、左慈兴妖作法等，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艺术上，人物的性格较单一，缺少发展，每个人从一出现，性格就已定型；此外，夸张、想象运用得有点过分，鲁迅曾评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