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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宫中立市、列肆贩卖之戏，为汉魏以来宫廷戏的一个独特品类。东汉灵帝开启先河，南齐东昏侯、唐中宗等串戏为乐，历代传演，升级新变后更具亵戏色彩。作为标本，“列肆贩卖”戏由剧目而至剧类，可补古代戏剧形态认识之缺失。
关键词：汉灵帝;列肆贩卖;宫廷戏;亵戏
作者简介：高莹，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从事词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13-07
任半塘先生首次提出“宫戏”1概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重视古代宫廷戏的主张十分难能可贵。但是，帝王笃好演剧者，是否如任先生所言首推东昏侯呢?研究发现，东汉灵帝刘宏爱好歌舞戏剧，在后宫“身为贾服”、“列肆贩卖”，正与戏剧本质——模仿装扮相吻合，完全就是一场独特的宫戏演出。学界尚未发现这一剧类并予以探讨。帝王后宫任情娱乐戏剧的图景，往往被历史书写者讳莫如深。即使有记载，或缘于揭露和批判昏君而矫饰不清，或出于为尊者讳而故意简化或遗漏;当代研究者即使走出戏剧功能论的影响，不再简单地视之为无道昏庸，仍然囿于“合歌舞以演故事”等旧戏剧观而缺乏本质界定和深入研讨，从而使这类宫廷剧目被遮蔽而成为“盲点”。这一问题的发现极为重要，能够揭示出“潜伏”已久的宫廷戏剧演出，有补于对古代戏剧形态的认识。本文专题探究“列肆贩卖”戏的本事流变及戏剧史意义，期望填补汉唐古剧研究的一项空白。
一、本事与命名
东汉灵帝刘宏，在位二十二年，由于其昏庸淫乱、卖官鬻爵，加上宦官专权、党锢之祸等严重祸乱，政治局面极其反动黑暗，为历代史家所诟病。东晋袁宏《后汉纪》中首先有一处记载：
是岁(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灵帝)于后宫与人为列肆贩卖2，使相偷盗，争著进贤冠。又于西园驾四驴，上躬自操辔驰驱，周旋以为欢乐。[1](P472)
这则戏剧材料是因为数落灵帝的荒淫而有幸记录保存的。汉灵帝在后宫与宫人“列肆贩卖”，以为笑乐，“为”即装扮表演，为、作，皆有表演、演戏的意思，符合有关古剧记述的通例。后世晋代的“作舍利弗”、唐代的“作安公子”莫不为戏。[2](P33)从戏剧本质考量，灵帝与宫人扮演市井商贩做买卖，讨价还价，自是故事情境的必有关目。其中夹杂小偷小摸情节，一定不乏嬉笑谐谑或者争辩斗嘴的对白。如此“列肆贩卖”故事的表演与人物角色装扮，是一种典型的戏剧形态，应属宫戏范畴。
如果《后汉纪》记述较为简略，干宝《搜神记》所载则因某些细节愈加详尽更能揭示其戏剧性：“汉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估服，行至舍间，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是天子将欲失位，降在皂隶之谣也。其后天下大乱。”[3](P327-328)灵帝让宫女装扮成客店主人，他自己则穿戴商人服装扮为顾客，上前买卖酒食，甚至拉上“主人”一起饮酒，从中取乐，显然把“列肆贩卖”具象化了。这则记载意在强调灵帝无道引发天下大乱的灵验，却保存了灵帝在西园列肆贩卖的一个特写镜头。既然“数游戏”，就不是偶然行为，那么集编剧、导演与主演于一身的汉灵帝，在演出实践中一定会有更多的彩排尝试与不断的情节增饰。干宝的“特写镜头”是从“天子将欲失位，降在皂隶”的特定视角拍摄的，不可限定为灵帝商贾戏乐的全部内容。
范晔《后汉书》的梳理愈加清晰顺畅：“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行至舍间，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4](P3273)这一记录也再度确认灵帝之戏实有其事，西园是其主要演出场所。此书不止一次提及列肆贩卖之戏，且可以互补：“是岁(即光和四年)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4](P346)意思是：这年，灵帝在后宫设立市场店铺，让宫女们装扮后表演贩卖，甚至还会伴随因盗窃而互相打闹争斗的场景。灵帝本人则换上商人的服饰，在店铺里饮宴为乐。宋人所编类书《太平御览》有三处撮录《后汉纪》等史书，记载较详者：“四年，于后宫与宫人为列肆贩卖，更相偷盗争斗，上著商贾服以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5](P440)“上著商贾服”等装扮行头之记录，再度在细节上吸收了史书、笔记的做法，切实传播着灵帝与宫女们商贾装扮、列肆贩卖的戏剧真相。
综合上述记载，可以合理还原几重意思：后宫、西园设立了店铺市场，其间商贩买卖、盗窃争斗，宫苑已然化为灵帝导演、装扮、演出的露天剧场。出于对市井买卖的好奇和体验，灵帝不惜降皇帝之尊，扮做商客，去向宫女扮演的客店主人寻酒问食，借此享受笑乐。皇帝和采女，既是表演者，也是消费者;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在此，有必要解释“采女”。采女，在东汉后宫嫔妃中地位最低。据《后汉书》记载：“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4](P400)虽然东汉时后宫设置与消费走向简朴，但等级使得女性待遇不同。作为后三等之末的“采女”，除了得些节序赏赐并没有官职待遇。那么，“采女”从何而来呢?李善注《文选》引应劭《风俗通》云：“采女。案：采者，择也。以岁八月，洛阳民，遣中大夫与掖庭丞、相工阅视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长壮妖洁有法相者，载入后宫。”[6](P2197)对读《后汉书·皇后纪》所载：
汉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4](P400)
由此可见，在后宫女性中地位最低的“采女”，全部“采”自民间，她们当中了解熟悉一些市井商贾风习的自然有之。这些采女也许为长于后宫的汉帝提供了基础“脚本”，热闹的商贩经营、其间的财物盗窃等市井生活场景纷纷进入后宫苑囿，作为自然表演也不乏即兴发挥而增益剧情。 对于这一新发现的戏剧节目，此前尚无专门名目以称之，为便于研究讨论起见，亟须拟定一个科学名称。考量这一剧目，剧情主旨是装扮贩卖以追求商贩之乐，史料记载也多有“列肆贩卖”之关键词，故此我们暂拟名为“列肆贩卖”戏，以求尽力与古代史家的记述保持一致。此外，考虑戏剧史中汉魏以上古剧多称“优孟衣冠”、“东海黄公”、“辽东妖妇”等，这个拟名除了通俗明白，也与以往剧目的四字成语式称名习惯相合。
既然戏中有宫中立市，是否可以称之为“宫市”戏?宫中立市也非纯属虚构，史载齐桓公宫中设有七市，因为内有游戏娱乐的“女闾”，而被视为亡国之妖相。鲍彪注：“闾，里中门也。为门为市于宫中，使女子居之。”[7](P15)后世“女闾”指娼妓聚集之所，但本义主要在于商贩门市。唐代“宫市”，人所共知，那是派遣太监做宫市使到民间集市上去采买抢夺。如果以“宫市”戏为名， 固然明白通俗，但易于误解为上述更著名的宫廷类似事件，故不采取。
此外，有同行专家建议可用“秘戏”来称谓宫廷戏剧表演。历来皇家之事，常常以“秘”作为修饰，如“秘舞”、“秘府”分别指代宫中舞蹈、禁中藏书之所，以标榜神秘性。“秘戏”之名于史有据，它是否可以担当此任呢?“秘戏”说法最早出现于汉景帝时代。当时郎中令周仁“为人阴重不泄，常衣敝补衣溺裤，期为不洁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8](P2772)。这里的“秘戏”是亵戏之意。“秘戏”说法神秘笼统，内涵指向不一，有多种分歧。1“秘戏”虽有戏剧表演的义项，由于历代宫戏品类不一，用此字眼并不能清晰准确地界定“列肆贩卖”之戏。
综上，我们暂拟称之为汉宫“列肆贩卖”戏，既指汉灵帝编剧、导演并主演的一个剧目，同时也概括当时已“数游戏”而每次不同，但是大别于“汉代百戏”等其他杂伎的一个剧类。东汉以后，此类表演代不乏人，“列肆贩卖”戏则由具体剧目转化为宫廷剧的一个类名而传世。
二、传承流变
继汉灵帝之后，历史上宫中立市、列肆贩卖的表演不绝如缕。《晋书》载：“(愍怀太子司马遹)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2愍怀太子喜欢在宫中立市，令人宰牲卖酒，甚至会亲自上阵，手揣斤两丝毫不差。此句颇可注意，愍怀太子之母出身于市井屠酤之家，其门风影响所及，太子就是有先天遗传，但是他能有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的绝技，肯定不只是母亲教育能办到的，必须习练不辍，日久天长方可办到。由此推知，或者此类表演经常进行，或者愍怀太子对此技极感兴趣，反复练习。无论哪一种，都表明此类表演绝非偶然一回。据史料记载，东宫每月都有五十万钱以备日用3，作为太子自然无须依赖立市贩卖以谋财取利。《晋书》说愍怀太子从中赢利，可能对其目的有所误读，出于笑乐使人屠沽贩卖才合情理。这就从侧面反映西晋宫廷爱好立市贩卖风气之浓，愍怀太子或许与后宫侍从一起以商贾身份装扮一番，如此更能产生不同寻常的笑乐效果。《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记载了会稽王司马道子之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9](P1734)司马道子让宫人酒肆沽卖，是为了欣赏“列肆贩卖”的表演而从中取乐。这则记述虽然较为简略，但伴随着宴饮，一场“列肆贩卖”戏布置上演了。参阅下面的史料，更多细微真相会渐渐浮出：“司马道子于府第内筑土山，穿池沼，树竹木，用功数十百万。又使宫人为酒肆，酤卖于水侧。道子与亲幸乘船，就其家饮宴，若在市肆，以为笑乐。”[10](P255)可以想见，堂堂王府内竟然摆列酒肆，状如市廛，道子、亲幸与宫人都要适当装扮，表演并享受宴饮的场面，如置身市井之间，“以为笑乐”已然透露出列肆贩卖而戏谑调笑的戏剧效果。
南北朝时期，“列肆贩卖”的宫戏表演呈现升温之势。宋少帝刘义符曾有此戏：“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渊池，即龙舟而寝。”[11](P66)记述虽然简略，不见装扮、贩卖字眼，但与灵帝、愍怀太子等材料交叉透视，不难揣想其间隐藏的戏剧因子。宋少帝亲自上场列肆酤卖，当然不为赢利，自然是装扮以为笑乐。南朝皇帝大多奢侈腐糜，经常做出一些被世人视为荒唐的举止，而往往在这“荒唐”之中隐藏着戏剧行为。南齐东昏侯萧宝卷，不仅大肆兴建豪华宫苑，令其宠妃潘玉儿表演“步步娇”，还喜欢曲艺杂技，能担白虎幢，吹笙作歌，能弄《女儿子》，痴迷装扮表演。他更迷恋“列肆贩卖”之戏。《南齐书》有载：“又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旦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潘氏为市令1，帝为市魁2，执罚，争者就潘氏决判。”[12](P104)比之以往，除去一般的贩卖情节外，东昏侯、潘妃与宫人的表演更多几分波澜。潘妃出身市井，熟悉酒肉买卖，一旦宫人所扮的商贾因买卖发生争执，就由她进行裁决。戏剧的故事性增长突出了。东昏侯出于宠爱不惜屈身于潘妃之下，做这位市场管理者的手下，来执行惩罚。因为皇帝以万金之躯观演这种低贱的市井买卖之事，自然被认为荒诞不经、不务正业。宣德太后治罪令中数落东昏侯的罪行“身居元首，好是贱事，危冠短服，坐卧以之”[12](P107)，显然就是指向此事。
后世宫廷中，“列肆贩卖”之戏不仅受到追捧而且转变升级，彰显这一剧目的特殊魅力。唐人大致沿袭汉魏传统，宫廷大宴常常是用热闹奇异的百戏节目开场，之后歌舞登场以共贺升平。但是，中宗时代大酺的节目单上明确添置了新型剧目。中宗极为爱好戏谑游乐，竟然把极为俚俗的剧目“列肆贩卖”公演于普天臣民会饮之际。据《旧唐书》载：
(景龙三年)二月己丑，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大酺，继而左右分曹，共争胜负。上又遣宫女为市肆，鬻卖众物，令宰臣及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猥亵。上与后观之，以为笑乐。[13](P147)
从记载看，中宗没有走上表演场装扮过瘾，但能表明他作为导演、观众予以安排、欣赏的热衷程度。既然“为市肆”、“为商贾”，显然指向场景、角色的模仿装扮，可以推想贩卖、忿争等戏剧化情节，“以为笑乐”再度点明这一剧目的火爆效果。这里有三大显著变迁。其一，“列肆贩卖”以往只是出现于皇家后宫或府内苑囿，皇帝自娱自乐而已，中宗时始有国家大型公开场合表演的记录。其二，以往参演角色除去皇帝、太子，便是宫女，此处增进公卿大臣。其三，在“列肆贩卖”的主打情节中添加亵戏的成分，“不亵不笑”的艺术通则尤其适合市井风味的剧目。言辞忿争猥亵，列肆贩卖兼具亵戏的成分，造就愈加浓郁的笑乐气氛。然而，《新唐书》对于同一事件做出如此描述：“三年二月己丑，及皇后幸玄武门，观宫女拔河，为宫市以嬉。”[14](P111)对比后不难发现，它略去了宫女、公卿一起表演列肆贩卖的情节，仅仅一个“宫市”字眼无法见出掩盖的戏剧实质。也许《新唐书》著者认为详尽实录无益于中宗的形象事迹，或者对此不以为然而简化了记载。后来《资治通鉴》基本是沿着《旧唐书》的路子，虽然简化了文字，尚能见出立市贩卖的戏剧情形。宋代亦不乏此类文献。爱好游赏的宋徽宗效仿汉灵帝、北齐后主，笃好立市贩卖和装扮行乞，并和幸臣蔡攸、王黼等一起观看后宫秘戏。3只是面对杂剧院本以及各样通俗文艺愈加发达的时代，“列肆贩卖”已然小巫见大巫，逐渐淡出了研究者的关注视野。至于众所熟知的明武宗开设皇店，身着商人衣、头戴瓜拉帽，于宝和六店与宦官店主进行贸易，讨价还价，别立市正负责调解纠纷，在酒家与宫女、勾栏女艺人所扮酒妇娱乐嬉戏等4，则因徒具戏剧起源时的“儿戏”性质而付之笑谈和史论了。清代学者赵翼虽然曾经梳理宫中立市的线索，认识到“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15](P376)，但他仅仅是从宫中屠贩角度关注史实，终究未能从列肆贩卖的模仿装扮本质去揭示这一宫廷剧的真实面目。 三、价值评估
(一)我们认为，戏剧的本质为模仿装扮。汉唐演出“列肆贩卖”之际，从皇帝、后妃、臣僚到宫女各有角色分工，有装扮表演，不乏生动的故事情节，符合戏剧本质界定，又因在宫廷苑囿中表演，为一出宫廷剧目应无疑问。从剧情来看，以宫中立市、列肆贩卖为基础，商贾和客舍主人之间买卖问答，中间穿插因盗窃财物而引发的争斗，科白兼有打斗，滑稽融入表演，未见歌舞记述，戏剧色彩很浓，势必产生耍笑逗乐的效果，无异于一出笑乐剧目。作为一种宫廷戏剧形态，东汉灵帝首开先河，后世传承，日渐成熟，升级新变，所谓宫中立市、为商贾服、列肆贩卖、盗窃争斗、言辞猥亵、笑乐中见亵戏的性质，也是这一剧目随着口味需求升华使然。唐代之前未见史料记载“列肆贩卖”戏中有猥亵言辞，但当灵帝和宫女扮为商贾和店主，能够生发笑乐，也许不仅仅是贩卖情节所产生的效果。亵戏成分被明确化出于中唐时期。唐中宗为增加看点，令装扮同样身份的臣子和宫女在贩卖之时由于忿争而言辞猥亵，有唐一代猥戏、亵戏因子比比皆是，“列肆贩卖”的亵戏成分正与此呼应。后世宋金元杂剧院本中的《闹酒店》、《哮卖旦》、《调贼》等调笑剧目，透过剧目名称，应在某些情节或者喜剧精神上有所贯穿关联，或为汉唐以来列肆贩卖剧目影响所及。
(二) “列肆贩卖”戏，题材极为通俗，成为宫廷戏其来有自，与市井文化的浸染以及君主爱好有密切关联。虽然两汉时期不断出台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官营以至各地区的商业贸易一直存在，市井社会中更是弥漫一股商业气息。而且早在西汉，汉胡交流已很频繁。不用说蜀地著名的文君当垆卖酒，由于受胡文化影响，妙龄女子当垆卖酒的经营模式渐为普遍现象。辛延年《羽林郎》诗中说“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16](P98)。市井中处处充斥着迥然于传统农业生活的商业现象，可见当时胡地习俗对中原之渗透。1何况灵帝本身就是一个“胡文化控”，即胡地乐舞习俗的着迷者。据《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4](P3272)当时，汉灵帝率先热衷胡文化，他的个人爱好引领了一时风尚，使当时的京都上层纷纷仿效。内外影响之下贩卖盛行，商业气息浓郁。由此可见，即使出自皇帝个人的滑稽喜剧行为，也是时代社会风气的产物。
汉灵帝热衷俗乐，西园是其享乐游赏的重要场合。《后汉书·五行志》记述“灵帝数游戏于西园”[4](P3273)。西园有擅长鼙舞鼓吹的李坚。[17](P323)东汉宫廷内外可能有多个机构掌管俗乐，除去熟知的黄门鼓吹之外，还有西园鼓吹。[18](P82-83)就在西园，灵帝数次和宫女们贩卖为戏。据记载，灵帝因厌倦宫中生活而寻觅市井乐趣：“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 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2侍奉皇帝出入禁中的两位宦官，投灵帝之所好，招来无行之徒大肆编排民间俗事，还不免绘声绘色有所渲染嬉戏。灵帝高兴之极，就会赏赐升迁这些表演者，所赐职位当然是虚名。“无行趣势之徒”盖为市井艺人，或为民间善表演者，身份卑微低贱，以其谑谈娱人，供人取笑，所谈作为素材一定有助于灵帝酝酿排演“列肆贩卖”之戏。
(三)演出之时，汉灵帝扮作商贾，身穿商服，其他角色自然也会装扮一番，当时尚无明确定型的戏服，应大致仿照生活真实而来，角色的戏装因身份不同而有别。由于儒家文化、礼制思想之影响，社会上不同身份、阶层的人服饰有明显差别。《礼记·坊记》载：“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19](P1283)灵帝为求笑乐而不拘礼法，在演出“列肆贩卖”时为商贾之服，服饰应该足具特征，角色身份才会彰显。当时的商服究竟有何特点呢?汉代立国之初，重农抑商，高祖八年曾下令曰：“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 纻罽，操兵，乘骑马。”[20](P65)之后，高祖等又颁布法令：“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8](P1418)可见，当时商贾社会地位不高，其服饰也便普通甚或低贱。直到东汉，对商服依然有很多限定，《后汉书》载：“贾人，缃缥而已。”[4](P3677)所谓“缃缥”，是指除去浅黄、浅青色，商贾服饰无权享用更多色彩，几同庶民。魏晋南北朝时期，商贾命运也没有什么改观，甚至其着装都有侮辱性的限定：“晋令曰：侩卖者，皆当着巾，自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5](P3694)再以前秦为例，当时不仅贬称商人赵掇等为“商贩丑竖”，而且明确规定“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9](P2888-2889)。当权者虽然出于抑制奢侈的愿望，但视工商与皂隶等同，对于衣服的颜色、质地、样式等都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商贾之服自然有其特征，在当时不免贱服行列。依此类推，根据角色需要装扮为客舍主人，自然也是时人一望便知身份的服饰。宣德太后数落东昏侯沉迷贩卖贱事，所谓“危冠短服”，应与南齐商贾服饰有所关联。对于宫中表演者而言，这些服饰都与常服迥异，更增无限趣味和笑料。因此，“列肆贩卖”之戏有助于侧面传递当时戏剧表演的服饰信息，能够进一步丰富对汉唐戏剧的服饰认知。
(四)汉唐“列肆贩卖”戏中，皇帝常常会和宫女、臣子一起粉墨登场，属于自娱自乐性质，其非优伶身份折射出戏剧发展的生态特点，由此可间接想象当时专业演员的演剧水平。以东汉采女为例，她们出身市井，采入掖庭，掖庭本掌内廷乐舞之事，即“采女”作为宫中女乐，但并非专业俳优。“列肆贩卖”戏中采女临时充任女优，至多是数次客串演出，当时专业演员的表演状况由此可以想见。此类表演应非个案，不只偶尔演出，并代有传承，从服饰装扮到角色扮演，都应该因为不断编排演出趋于成熟化，侧面折射出当时戏剧表演的实际状况。“东海黄公”是目前学界公认的汉代代表性剧目，同样出自民间，因跻身于“百戏”表演之中，其中有故事情节因素，还是仅仅停留于拟人表演，如同后世踩高跷、跑旱船之类，也是说不清楚的。毫无疑问，汉灵帝的“列肆贩卖”戏，这类自娱自乐的业余演剧竟达到如此水平，提供了一个历史实事的“抓手”。由此可以判断，汉代宫廷与民间的职业剧坛的演出实况与水平，决不可能远远低于汉灵帝的业余演出，不能把历史记述的盲区当作历史真相。 (五)作为标本，“列肆贩卖戏”有助于揭示古代宫廷戏的历史生态，借此可以开拓古代戏剧研究的新视野。帝王之事，历来是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其后宫生活更是忌讳异常，所谓：“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诗·鄘风·墙有茨》)中冓，宫闱、宫廷内部。为尊者讳这一避讳传统甚至使得许多宫闱笑乐之事成为禁区。又由于后宫之事的记载本身存在风险和挑战，一般史家往往避重就轻，对于君主的娱乐行径不惜出以筛选、隐晦、伪饰之笔，即便对昏君废帝的戏乐稍有记述，也是为了制作“大字报”，予以批判鞭挞，以为后世警戒。深受正统思想浸染的史家对于“列肆贩卖”一类荒诞不经的装扮表演与叛经离道的声色爱好，自然是严加斥责并借此发出谶纬应验：“此服妖也。其后天下大乱。”[4](P3273)灵帝喜好胡服、贱服和列肆贩卖之间也许有某些联系，他扮作商贾时脱下九五至尊的帝服，代之以贩夫走卒之贱服，难怪正统舆论会视之为“服妖”。历来史家正统著录、批评灵帝之祸，无不持以相同论调：“汉之灵帝，不修人君之重，好与宫人列肆贩卖，私立府藏，以营小利，卒有颠覆倾乱之祸。前鉴若此，甚可畏惧。”[21](P1072)不过，灵帝列肆贩卖以为笑乐，绝非以营利为目的。如此“君不为君，臣不为臣”的嬉戏表演，无论如何只会被正史批评贬抑，如记载唐中宗之事，从《旧唐书》到《新唐书》的有意筛选等。由此推想，历史上的宫廷戏史料不过为残篇局部，更多则难免残缺或者流失。这不仅缘于禁内隐秘难以外传，只有史家书写帝王事迹时，出于政治箴戒目的侥幸流传一些，同样出于政治教化目的，更多放纵无端的戏剧娱乐被删削屏蔽了。
总之，“列肆贩卖”戏的产生并非偶然，与汉唐商业发展、域外交流、市井世俗口味、追求新奇娱乐等关系密切，透露出宫廷和民间之间的交流互动。由于早期戏剧有混融于游戏的一面，由于为尊者讳、因人废戏以及遗漏简化史料的影响，由于戏剧研究者受传统戏剧观“合歌舞以演故事”的局限，一些戏剧形态的真相一直未能呈现出来。如同考古发现，珍稀的瓷器残片往往隐含着很多可贵的信息，有时候比普通的完整器皿价值还大。“列肆贩卖”戏仅是沉船一角。我们有必要打破庸俗社会学以及戏剧功能论之束缚，科学界定戏剧本质并重新衡定戏剧史料，努力打捞更多尚被遮蔽或处于盲区的戏剧形态，以勾勒更为清晰深刻的古代戏剧发展轨迹。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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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钱志熙：《汉魏乐府艺术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19] 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20]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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