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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后现代主义学与图书情报学研究的述与思
引 言
用哲学化的视野观察科学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揭示科学研究与知识、社会存在和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促使我们用更为合理的方法得出更真实反映社会存在的理论…。图书情报学理论和实践中对自身理论基础和身份的迷惑正是缺乏学科哲学观照(philosophicalcounterpart)的反映。在此研究需求下，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索图书情报学哲学层面的解释和理论基础”。]，其中后现代主义哲学解释下的图书情报学研究不乏深入见解。
本文在回顾图书情报学哲学研究渊源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哲学(也有“后现代哲学”的说法，本文采纳冯俊教授的说法，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转向，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后现代社会的社会特征、知识特征、文化特征、心态和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在理论上的反映)与图书情报学的关联研究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图书情报学若干问题的一种解释。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被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涵盖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态度，以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化为特征。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对图书情报学现状具有映射价值，并能够为其发展提供可能的方向和观照。
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图书情报界的研究者基本认同图书情报学与哲学的天然内在联系。约赫兰德(Birger Hjrland)曾总结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如下哲学假设，包括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经验主义(empiricism)、女性主义认识论(feministepistermology)、解释学和现象主义(hermeneutics andphenomenology)、历史主义(historicism)、马克思主义哲学(marx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范式理论(paradigm—theory)、后现代主义和后建构主义(postmodernism andpostconstmetur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realism and critical re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系统论(systems theory)。随着哲学层面上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哲学①、社会认识论、信息哲学开始进入研究视野。
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图书情报学的关系开始引起关注。主要分为后代主义哲学与图书情报学研究本身的关系以及对图书情报学学科环境的观照。
与此同时，美国情报学家维思格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知识变迁的概念，包括知识的非个人化、可信度、零碎化和理性化，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学应该成为一门后现代科学，即不应完全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英国情报学家穆迪曼提出图书情报学的教育背景不再是informatin society能够表述的，应该用“复杂的、片段的和后现代”来表述，图书情报学关注公共知识社会变迁的管理视角已不再适用。霍巴则把书目指导和学生教育联系起来，提出传统的书目教育应该汲取后现代教育理念，图书馆应是一个在话语背景下的学习中心。
国外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为图书情报学提供了研究帮助：①为关于图书情报学本质的思考提供新思路，比如福柯的观点、后现代认识论；②为图书情报学研究提供了多种研究方法，比如解释学的方法、话语分析的方法等；③为图书情报学学科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解释，以此帮助研究者重新认识图书情报学的社会存在。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哲学层面的图书情报学研究，一方面是引进介绍西方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用本土话语来解释本土现象，或用西方话语来透视本土现象。傅荣贤认为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向个体存在敞开的，表现出与科技相对的哲学性。金胜勇等人提出用科学哲学的判断标准来对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进行观照性研究。王知津则对情报学中的哲学基础理论、哲学方法应用、哲学理论应用进行综合分析。
其中，国内学者运用后现代主义观点和方法对图书情报学展开研究较晚。蒋永福明确提出中国的图书馆学具有后现代理论特征：价值多元主义、权利话语取向、工具理性盛行。王建冬论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情报学基础理论的影响，包括波普尔现代本体论思想、库恩科学历史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在情报学理论中的显性引入与启发以及新解释学和社会建构主义两种取向的作者、读者与文本关系的后现代解读方法对情报学认知观和领域分析等基础理论的影响。王知津认为情报学中表现出的非表达特质、不确定性、多元性和去中心化等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而情报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报学后现代主义趋势的表现。俞传正认为后现代主义阶段的科学哲学对“语境”的关注会对情报学的发展和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赖鼎铭分析了后现代社会对图书资讯服务的冲击，包括对经典作
品的解构、数字化技术对教育和学习体制的虚拟化冲击以及数字化技术对图书资讯服务的质量、可得性和可用性的新要求。叶乃静提出后现代社会的图书馆学要从传统的精英视角为大众服务。此外还有对后现代图书馆的描述。
国内学者对图书情报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图书情报学研究和实践现状的分析上，并没有涉及研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以及对研究本身的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内容较为浅层。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开始探索深层次运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关注国内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与实践，比如俞传正在其博客中提到国内图书馆事业的后现代转型，即从事业转向职业，藉以改变国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瓶颈，并提出如何借助话语分析方法对图书馆用户进行分析。
3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图书情报学现状的解释
3.1 技术的地位
技术要素在图书情报学发展中的地位不言自明。从讨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对技术、方法和管理技能的忽视开始，美国学者一直关注新技术的出现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以及情报学之间关系的影响。萨瑞塞维克认为情报学与信息技术有密切的相关性，约赫兰德认为“一门学科必须由其研究对象而不是使用的工具来界定”。欧美研究者承认信息技术在促进情报学出现和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研究对象本身，连萨瑞塞维克也提出情报学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忽视用户和人，只专注于技术。
如何看待技术在图书情报学中的地位?一方面，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技术既不是拖着我们尾巴随它而走的独立力量，也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非价值的工具集合，每一种新技术的目标和设计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图书情报学中的技术应该成为学科价值和方向的体现和实现手段。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认为技术是知识体系理性的表现形式，是现代社会最能展现理性实力的手段。现代性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正是用技术证明人对社会存在的掌控以及其在学术群体中的尊严地位。图书情报学中普遍存在的工具理性被人们质疑，其解决之路又在哪里?①在于对技术的重新定位，即技术为理论、实践和价值服务，而不是技术本身是理论、实践和价值；②在于技术适用范围的确定，并不是所有问题都适合用技术解决以及在方法选择表中的排序。非理性主义中对工具理性的发难、强调情感思维和感性方法可以作为突破口。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扎根理论，也能促使图书情报工作的改善并提供新的思路。
3.2 多种声音的存在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多种声音同时存在。有人统计国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末有五六十种之多。该特点一方面体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本质和基点的固执追求；另一方面又表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正愈来愈显现出后现代主义哲学非中心化、非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视角主义的特征。表现为：①抛弃“普遍性知识、总体化语言”，图书情报学的总体总是不完全的，需要增补，这种增补有赖于认识的深入以及认识对象本身的发展；②图书情报学的客体和主体都是非中心的、非封闭的，只有正确认识图书情报学认识对象和认识活动的位置与空间，才不会局限于“机构”与“非机构”、“大图书情报观”与“小图书情报观”之争；③图书情报学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和永恒的框架，即不能对任何观点抱以绝对化或力求学界统治地位的想法，也不能将追求真理与追求绝对等同；④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应脱离固定界限概念限制，传统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推崇的是概念分析，但其分析对象往往是抽象的和静止的，忽略了对象本身的动态发展和复杂性，图书馆学所关注的“图书馆”正是如此。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倾向于找到学科研究基点，试图通过明确学科基点和学科体系的建立来指导实践并确立其科学地位的做法体现出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碰撞与冲突、坚持与突破。
3.3 身份危机
关于图书情报学身份的迷惑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但又不愿直面的问题。学科的地位以及由于现代性理论中对理性、地位的尊崇使得我们一直陷入“术”与“学(道)”争论的怪圈中。从图书馆专业(1ibrarianship)、图书馆研究(1ibrary study)到图书信息学(1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y)，这些变化可以显示此学科研究取向的范式递变，图书信息学的研究与学科本身也从录音带、影带、光盘到网络，不断学习调整，以求跟得上技术变迁的脚步，但却面临名称的争议、学院归属、失焦的教育目标、核心课程的难产、学生来源狭隘、本土性教材、研究工作等方面的困境。后现代主义哲学能够为这种身份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困境带来什么改变?首先是思想的转变，图书情报事业不再是最初现代性中维护自由与公平的宏大事业，在其合法性危机、技术导致的生存危机的背景下，需要从现代性时期的一项事业转而成为后现代时期一项普通的职业；其次转变方法，比如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即关注用户使用图书馆的目的及图书馆对他的帮助是什么。现代性指导下的用户研究由常态模式看用户，因此，在某一时空背景下，某一群人的行为是一样的，和个人的信息需求情境没有相关性。建构主义认为使用者是在建构环境，而不是适应环境。所以，预测及了解用户如何使用信息，必须先了解其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进而了解用户是在怎样的情境下使用图书馆。图书馆若能由意义建构理论来了解用户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并提供帮助，图书馆使用率必能提高，图书馆存在的意义得以体现。
4 后现代主义哲学指引下的图书情报学未来——一种可能
4.1
图书情报学的存在环境
图书情报学的诞生与知识和信息传播及利用密切相关。利奥塔对后现代社会知识和科学状况的考察展现出社会知识的深层特征。①知识的信息化(量化和可操作化)，以计算机运用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迅速改变知识的性质，只有将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信息量，才能被生产者和使用者获取和使用。②知识的商品化。知识和认识者之间不再是单纯的外在关系，而是为了价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求关系。如此，知识的获得(包括研究)和知识传播(包括教学)都发生了改变。图书情报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知识的信息化要求那些传统载体形式的知识必须改变，否则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可能性；知识的商品化使得人们获取知识的动机、知识流动的方式、知识的生产都将与利益、价值和金钱紧密相关，那么纯粹的阅读、文化的教养与熏陶、知识的提供，乃至传统的保存和继承都将受到金钱的制约与改变，传统的图书馆使命和情报机构的工作该将何去何从?
4.2
图书情报学的认识与存在
对认识和存在关系的重新解读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影响和解释下的图书情报学认识和存在的关系表现为：①图书情报学的认识对象(存在)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即社会存在的变化。从最
初施莱廷格以图书馆整理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开始，图书情报学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所谓的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机构到知识信息的过程。这一变化正是由认识对象变化引起，即从最初的图书整理、简单的图书资料提供，到近现代的信息检索和提供，图书情报学的认识对象在不断扩展、丰富。于良芝也认为随着信息职业的细化，图书馆职业和情报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巨大变化。②图书情报学的认识与存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统一于科学知识对存在的解释中。即研究者自身的立场、文化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决定着其对存在的解释，正是这种理解的历史性使得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必须建立在解释的基础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客观立场。因此，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必须出现多种声音，即视角的多元化、解释的多元化和意义的多重性。同时，这种解释性的认识表示我们认可的学说和观点也是建立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即研究群体的共识。③图书情报学的认识对象只有变化、复杂，没有绝对的唯一和本质，试图找到各种现象和存在简单化的努力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④图书情报学的认识本身是开放的、多元的，且仅仅是对存在的一种解读。⑤单纯的概念不能解决图书情报学的问题，固定界限的图书馆概念不能把握庞大复杂且流动着的图书情报学认识对象。
4.3
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
传统的图书情报学学科体系大多以线性的、单一的、封闭的模样出现，并试图囊括所有认识存在。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解构主义、利奥塔的知识合法性判断等观点指引下，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应具备以下特征：①开放性，即学科体系的逻辑解构容许新内容的加入；②非确定性，学科体系不能成为宏大的“元叙事”，即不能试图成为解释一切的标准统一语言，也不能试图规定研究群体的话语，话语的多样性以及学科知识的话语叙述倾向才是学科的发展趋势；③非线性，即学科体系的各要素间充满差异且彼此互补，逻辑结构体现的是多向性，而非直线单向。
5 结语
本文是对后现代主义哲学视角下的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尝试性反思，着重找出其背后的哲学依据，以此作为学科化发展的助力。如何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引导下，提出图书情报学改进的具体实现(包括学科体系的重设、学科认识与存在的具体解释)将是后续探讨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