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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曲终人散，给国际社会留下无比的遗憾。一场马拉松式谈判，历时两年，达成的只是一个不具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气候变化博弈的实质是排放权与发展权的争夺，谈判的结果会对世界各国在维护气候安全背景下的发展模式进行制约或重新定义。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各国已达成共识，低碳经济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渠道。中国自主宣布碳减排目标，不能说没有国际压力，但更重要的是源自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内外困境下，低碳经济为中国实现绿色突围，走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契机。 内外困境：中国发展遭遇瓶颈 自199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启动以来，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道路上已艰难跋涉了20个年头。此间，中国已从一个温室气体排放上的“平头百姓”变成了“大户人家”。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中国的温室气体年度排放在2007年已跃居全球第一，人均排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且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一半源自中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国由于突出的排放地位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树大招风”由此可见一斑。 哥本哈根会议前夕，国务院会议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愿意通过自主的减排行动，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强调的那样，“中国自主宣布的减缓行动目标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同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实现目标，甚至会做得更好，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然而中国真心实意的努力，并未能换来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也没有结束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无端污蔑。哥本哈根会议结束后，有一种观点正在欧美国家扩散，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无论如何，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见证了中国的崛起，终于在一个特定的全球性议题上与美国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回首与总结，正如媒体所言，“从哥本哈根会议中，中国必须汲取一个重要教训，即它可以决定做一个领导者，还是坏人。因为，当你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时，根本就没有做好人这样的事情。”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必须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前提，也需要一个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深谙此道，即便做不了好人，也要做“最好的自己”。 实际上，中国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是具有挑战性的。一是人口增长。尽管中国已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的15年，中国人口将以每年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就业压力、消费方式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都将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二是生活水平。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人均收入已超过6000美元。收入的提高，必然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善，而这种改善是以能源消耗为基础的。三是工业化水平。在工业化发展加速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钢铁、汽车、造船、机械等产业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有很大的影响。四是城市化水平。城市化进程加快意味着现有城市的扩张和新城镇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原材料生产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飞速发展，而这些原材料的生产很多是能源和碳密集型的。五是国际贸易分工。中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较低端，大部分的进口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而出口主要是能源密集的制造业产品。“中国制造”产品在满足各地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六是资源环境约束。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能源结构调整难度大，在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将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压力，付出更高的代价。 中国正在走一条赶超型或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短缺等硬约束，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说低碳经济是全世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其战略着眼点之一就在于以和平方式突破生存局限。通过低碳经济，中国在减少自身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同时，也可以缓解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