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子津：怀念商玉生先生

入伏这天，《雪原神骏图》到京，这是苏德塞罕独居蒙古森林的作品，写尽了蒙古马的坚韧苍凉，背景则是林海雪原寥廓高洁无限。

傍晚时分，我正要着手准备酒肴消遣疫情带来的精神逼仄，突然看到商玉生先生离世的消息，一下子没有忍住，泪下潸然。

我跟商先生见面，一共不过几次。

第一次是在2000年初夏。那时候我正在负责承办《基金会管理条例（草案）》的审查修改工作。一天傍晚，先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我的电话，约我出来聊聊。

我们在文津街附近一个餐馆见了面。先生其貌不扬，穿着朴素，印象中头发已经花白。整个饭局，先生没怎么动筷子，一直在说基金会的发展和公益制度的需求——先生不是善于表达的人，但眼睛里的执著坚定，罕有人匹。

多少年后，我到阿里巴巴做政策研究，从制度供给侧转身来到制度需求侧，从甲方变成乙方，才意识到，商先生是中国民间Lobbyist第一人。

那次见面，让我开始相信“民间有高手”。先生送我他组织翻译的《美国基金会管理指南》，成为我理解第三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启蒙读本。这本书作者Betsy Adler女士所以答应该书的第二版中文本先于英文本在中国出版，也是先生积极促成的结果。

自见到先生后，我开始对中国民间组织的法治建设充满激情，对中国社会公益力量的发展充满期待。2002年，我所以有勇气主持“重塑中国民间组织法律框架”的研究项目，也是受了先生“舍我其谁，时不我待”的鼓舞。

先生是我的公益启蒙者。他让我认识到——有益谓之公，无益谓之私；只有真正相信，才能同人通志；只有真正信任，才能同频共振；只有笃定坚持，才能开花结果。

2004年国务院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凝聚了先生的心血、智慧与苦口婆心。这部被公益界誉为“虽然不是最好，显然就是答案”的行政法规，其井冽寒泉的清新涌力，为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开窗破篱。

在社团登记管理立法的过程中，我曾经委托先生组织召开一个由外国人参加的座谈会，那天中午，先生按照每人5元的标准准备了盒饭，让我感到“国务院很没面子”。但在先生做的会议预算中，却为组织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做了比较高的补助。我当时很生气，并当即表达了对先生的不满。我现在仍然记得先生看我生气时的样子，不解、无奈同时又充满爱怜。他最后做出决定，所有组织会议的人员都作为志愿者参与，不拿国务院一分钱。事后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从吴作人美术基金会走了这笔预算。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我都会像现在一样愧疚——我不该那样对市场和人的价值如此无知，不该以官员身份自居，藐视民间组织“没有觉悟”，尤其不该的，是不该冒犯先生的尊严！尽管我知道，先生没有怪我，我现在再回忆他当时看我的眼神，就知道他的宽恕。

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决心离开体制之前。那时候，我正在井冈山的党校学习，对于是否离开，心有忐忑。4月初的一天夜里，茨坪雷雨大作，我在梦中见到了先生，他特有的眼神，一笑露出的特有牙齿，我向先生讨答案，先生不言，转身离去…

我知道，先生一定是支持我的决定，他不会对我说些“礼失而求诸野”之类的话，但他一切的亲历亲为，让我坚信“变熵为墒”的努力。

行笔至此，我又转眼去看苏德塞罕的《雪原神骏图》，突然想起来先生是画家吴作人的乘龙快婿，对艺术有很高的品鉴力，难道这画，是先生临行前，安排的礼物？

我明白先生的意思。

作者：冬子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