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科学家夫妇的“神仙”爱情：携手科研，每天仍挽手上班

每年的3-8月份，是两栖动物研究者们野外科考的时间，一趟下来，至少都得花一个月至半年，最长一次出差长达四年。每次出发前，叶昌媛会帮费梁收拾好行李，除了科考必备的采集网、标本箱和布袋等，她还会在箱子里叠好衣物，放多双草鞋或筒靴，备点药品。

在野外要是发现新品种，科考人员们会迅速采集相应的标本。早期没有相机，趁标本还“新鲜”，费梁便快速在纸上描出它的形态，绘上颜色。

1979年，费梁和叶昌媛在四川南坪九寨沟考察

不仅如此，费梁还要给研究所的胡淑琴老师去信，汇报前方的采集成果。物种的形态特征、生活环境等在信中被一一记载。从老师处辗转收到信的远在“后方”的叶昌媛不禁感叹这位搭档的细致。“读他的信，就如身临其境般。”

每次科考采集回来的标本数量几乎以千计。整理标本、资料收集等工作就主要由驻扎在实验室内的叶昌媛等负责。因为整理和阅读的资料比较多，叶昌媛对各类物种标本的形态特征也掌握比较全面。采回的标本要进一步鉴定，需要叶昌媛参考国内国外的诸多资料，而她也能迅速定位，通过前方所记录的标本的大致特征，找到记载相似类别的书籍或资料进行比对。有时，她还会通过整理分析，提出新的见解。

对于新品种的判定上，两人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便选择将“争议”搁置。“我们对种类的鉴定是非常慎重的，如果发现了采集的标本和已知记载资料不同，就继续查资料，并会去所记载的其他采集点采集，然后比对。”

两人偶尔也会搭档外出。费梁的身手更敏捷，路上一旦发现新的物种，跃身一扑就能捉到。标本采到后，就交给叶昌媛。她记忆力好，能够迅速观察手中标本的形态特征，并与脑海中文献作对比，看与相似类别的同和不同。

如有不同，还要看差异是否可以构成新物种的条件。“形态学方面特征的分类是比较规范，且有标准的。有的特征差异是属于变异范围内的，但有的特征一旦发现不同，就属于种间差别。”费梁表示，叶昌媛对这些分类判定都很熟悉。

2015年79岁高龄的费梁在峨眉山野外考察

风雨同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相互的担待和照顾

出野外考察存在风险。“如果家中两个人要是都要出野外的，得左安排右安排，把娃娃安顿好。”说到这时，叶昌媛声音稍微有些颤抖，情绪有了浮动。

八十年代时，费梁和叶昌媛坐卡车去大凉山普雄外出考察，负责开车的是一位常开青藏路的老师傅。转场到去另一个点位的路上时，因为才下过雨，山路几乎都是“泥浆子”，滑且陡。“我坐在驾驶室，突然就看到卡车朝下滑，感觉（山路的边缘）快滑到轮子边边上了。”费梁连忙提醒师傅，“慢点慢点。”

师傅倒是很有经验，连忙安慰到“没关系。”“他说他没刹车，刹车就不行了，车屁股一甩就得滚下山去。”费梁形容“只见师傅一个盘子（方向盘）打过来”，就把整个车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这是费梁认为最惊险的一次外出。“因为她（叶昌媛）也在车上。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觉得险就险了，但要是这次我们两个都遇险了，家里又该怎么办。” 至今回想起，他都感到后怕。

“肯定外出都不希望出事，但其实安全问题也只是偶然情况。”费梁补充道，以前考虑到工作需要以及家中孩子小，得有人照顾，所以妻子多留在实验室内。“后来孩子大了没啥负担了，她也想出去，有机会就肯定想的是要带她出去实践一下，多感受一下。”

1984年费梁,叶昌媛等在四川越西县普雄考察

他尽量体谅着她的心情，弥补她的遗憾。“而且以前不管我在野外去多久，她都能理解我。我对家庭贡献小，她不仅要协助我的工作，还要承担对孩子的养育和照顾。”

费梁记忆中叶昌媛只埋怨过一次。那几年家中的两个孩子才几岁需要人照顾，但他基本都泡在野外，春节回来几天后，又匆匆离开。两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刚过百，却要供养家中五口人，包括照看孩子的保姆。物资又匮乏，东西难买，两个孩子每天分一个鸡蛋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