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艺术规律”

“窗口2020——疫情时期图像档案展”展览现场

疫情之下，很多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在世界被按下暂停键的时刻，被封闭在家中的人们不得已在新的时间秩序里重组各自的生活习惯。正如作家用文字表达情感来反映周遭一样，艺术家同样会细致入微地体察环境，用作品思考和发问。

疫情中的创作主题

在经历了疫情的高峰期之后，大家普遍意识到“大难面前，生命可贵”的道理。相较于平常时期来说，积极阳光的主题是很多艺术家所期望和表达的。艺术家在疫情期间的创作显得更有价值，诸多艺术家将目光投向了现实，他们将时事新闻加以提炼，试图通过感同身受或亲身感受，去表现无助、孤独、安全感缺失，甚至生离死别。比如，华裔青年Massimiliano在疫情期蒙眼伫立于意大利街头，在他身边立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的文字。在他伫立的时刻，很多路人上前拥抱了他，有的人甚至帮他摘下了口罩，相拥而笑。值得注意的是，“互动性”在该行为艺术的实施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公众的参与过程决定了作品的最终呈现。

透过艺术家的视角，我们更能将稀疏平常的琐碎因素整合并放大，提炼出那些常常被忽略的情感和体悟。通过间接且隐晦的方式，释放作者的态度和情感诉求。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窗口2020——疫情时期图像档案展”中，我们看到了大众视角下的“防疫日记”。艺术家乔瓦尼·欧祖拉拍摄了他在西班牙隔离时的照片，从百叶窗中透漏出的微光似乎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希冀和愿望；在网络平台走红的武汉窗帘视频也现身展览。这里引出了一个问题点，即在身份界限渐渐模糊的今天，艺术家更需重新审视身份特征，反思“后疫情时代”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而这也再次呼应了安迪·沃霍尔的“15分钟成名”说。

疫情中的创作状态

疫情让自律在创作状态中尤为突显，它督促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合理规划时间，平衡与恪守艺术与生活的转换。诚然，在太多人幻想能够一蹴而就、一夜之间达成目标的今天，聒噪的环境时刻警醒着广大艺术家：艺术的创作过程早已不是单纯的多巴胺分泌，艺术家的身份也从演员逐渐向导演甚至向制片人的身份转换，他们需要协调多方面工作，面对繁复冗杂的情况，自觉遵循法度、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显得尤为重要。

在1950年前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先驱波洛克突然走红，但他在自己成名后变得异常恐慌，出席任何公开场合都“经常感到自己像一只没有壳的蛤蜊”一样。这种自我被撕裂、被粉碎的状态让他对名利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排斥。与参与社交的时间相比，他更愿每天花1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创作上。

疫情中断了一些社交集会，整合了艺术家的工作时间便于读书与思考。曾有说法言，艺术家不能读太多的书，因为懂得太多就难以下笔了。事实上，理论的建设更有助于艺术家形成清晰的创作思路，梳理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凭借敏锐的感知力迅速找寻或避开艺术史中的案例，形成独一无二的创作谱系。傅雷在1944年写给黄宾虹的信中慨叹：“画家不读书，南北通病，言之可慨。”可见，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除了展示才情技艺外，还要求创作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层次。阅读有助于哲理的通达、境界的提升和情趣的陶养，况且，对本领域的精通与饱含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在近年来逐渐被推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艺术，探索在审美领域中更便于诠释人类历史和美学特征的途径，寻求更普世和宽广的创作空间和探索方式也成为了越来越多艺术家的创作理念。

因此，在人们生活方式遭遇巨变的今天，疫情的出现在创作主题抑或创作状态上都给了艺术家以提示，转换关注点和丰富知识储备可以作为艺术创作突围的一种尝试，在风卷残云的艺术现场留下清晰的脉络和头绪，打破创作规律，丰富艺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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