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勋：揭开尘封往事 为蜀商立传

蜀商之名为何湮没不显？

记：为何到了近代，蜀商就变得鲜有人知了呢？

李：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蜀商历史过于久远。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晋商、徽商、浙商，大多兴盛于明清时期，相关的记载史料众多，其中还有可考的直系后人、实物以及家族建筑留存至今。相对而言，蜀商留存至今的史料不仅稀缺，而且几乎没有真实可考的实物留存。当下流传甚广的交子拓件，已被史学家考证为假。因此在史料上，蜀商处于先天的弱势。

第二，蜀商历史存在断层。蜀商之所以兴于先秦而盛于唐宋，与四川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崇山环绕为四川提供了绝佳的天然屏障，使得这里在宋代以前都远离战乱，有着良好的商业发展环境。南宋之后，四川成为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线，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时遭遇了数次大的战乱，不仅让天府之国元气大伤，更让蜀商群体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终明清两代，蜀商也未能恢复往日的辉煌，以至于到了近代，声名愈加不显。

第三，文化底蕴挖掘力度不足。任何一个历史群体，要想后人对其有所了解，必须要后人对其进行不懈地挖掘与创作。晋商、徽商、浙商之所以有名，离不开众多文学家的演绎。令人遗憾的是，蜀商群体却鲜有作家和影视作品去挖掘其中的宝藏。四川有着浓郁的文风，有着实力雄厚的作家群体，有着创意十足的文创企业，我希望蜀商能够成为未来被深入挖掘的精品题材，涌现出更多精彩的文学影视作品，为蜀商扬名立传，传播正能量。

用文字描一幅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记：《大宋蜀商》为何会以王昌懿作为切入点？

李：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有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故我认为，《大宋蜀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展现宋代成都商贾搏击商海的雄心壮志、雄韬慧智、克艰克难、奋斗成长、终成大业的精神风采，努力将这“秘史”大白于天下，切实地担负起弥补蜀商历史“断层”的任务，真正地为今日蜀商寻根溯源，竖起楷范形象，让蜀商走进世人视野，起到对蜀商文化一块“敲门砖”的作用……

至于为何是宋代，为何选王昌懿？我考虑到第一，宋代是蜀商最为辉煌的时期。北宋时的成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蜀土富实，无兵革之忧，居官者以为乐土。”当时的四川，一季收成三四次，供应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军粮；茶叶产量占全国的50%；商税在宋神宗熙宁十年占到全国税收的14%……可以想象，那时的成都必然是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一派繁荣盛景。活跃在此地的蜀商不仅创造了令人目眩神迷的海量财富，更拥有着令人惊叹的创新能力，值得关注和书写。

第二，交子是研究金融发展专家学者口中常出现的“高频词”，也是天府文化一张靓丽名片。“交子”横空出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纸币，其发明地和发行地成都，在世界商业史和金融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先辈蜀商遗存至今的宝贵财富，是描写蜀商群体无法忽略的重要历史节点。

第三，交子诞生之初为“私交子”，最终由王昌懿等“十六交子铺户”经营，流通市场。王昌懿作为宋时蜀商群体唯一在史籍中留下姓名的人物，无疑是该群体最具影响力的一员，其身上必然充满了精彩的传奇故事，以小说家的眼光来看，王昌懿是天生的男主角，也是串联宋代蜀商最合适的“金线”。

记：您的书中不仅展现了蜀商的拼搏奋进，对于宋代成都的商贸繁荣与人文风情，也有着深入的刻画。

李：成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其历史可追溯至4500多年以前，自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起，历经秦汉“列备五都”、隋唐“扬一益二”的鼎盛繁华，直至今天成为对标世界、领跑西部、“最具幸福感”的国家中心城市，其人文历史底蕴的厚重悠远，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所以在这部小说中，随着故事情节的推动，我再现了凤凰山春游、古衙门断案、工场造锦、金牛坝王府、典铺、交子铺等诸多场景，对古摩诃池、锦江、大慈寺等名胜景点也予以敷写。同时，我对宋时成都的斗鸡、赌坊、勾栏、酒肆等世俗风情也有描绘，尽量画龙点睛地展现多姿多彩的市井百相，力求打造出文字型成都版的“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