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扒民警老穆：“隐藏自己”的人

扒窃还有着“不吃窝边草”的行规，他们大多是到异地流窜作案，有组织、成员多的聋人扒窃团伙就是代表。

每当发现扒手是聋人，老穆首先会把右手拇指和食指屈成环状往额头上一比划，这是手语“我是警察”的意思。老穆会手语，这是在跟聋人扒窃团伙交手多次后不得不自学的。

据统计，在2014年之前，威海市区扒窃案件日均30起左右；自2014年以来，威海市区扒窃类、拎包类案件持续下降，至2020年日均发案量为在0.3起。

“扒窃案越来越少，但我们的‘扫街’还得持续，否则容易反弹。”老穆虽然感觉“斩获不够”，但仍高兴，“天下无贼就是我们的理想。”这个理想，需要反扒民警做出巨大的牺牲才能实现。

一有警情，总会有年轻民警兴奋起来。看到他们的神情，老穆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作为领导和师父，他只得再跟年轻人重复师父当年的话，“没警情才是最大的好事。”

办公室的橱柜里，有碘酒、棉签、创可贴，乃至绷带。这些处理一般创伤的药品，是反扒民警的“标配”之一。老穆说，因为他们的抓捕突发性太强，受伤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受伤，老穆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最重的一次是鼻梁骨粉碎性骨折。有一次，老穆在市区一家餐厅发现了一名扒手，在追了约1公里后，两人在街头对打起来。老穆把扒手制服，给他戴上背铐，押上了警车。进了警车，老穆放松了警惕，坐在对面的扒手猛然起身，一头撞向了老穆面部，眼镜被撞碎，破碎的镜片扎出一脸血。事后，老穆不得不接受手术，“差点成为塌窝鼻子。”

只身擒贼冒险，两人擒贼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有一次，老穆和老夏搭档，在市区古陌早市上抓一名扒手，双方当街对打了20分钟。老夏也是猛将，曾是警校的散打冠军，鞭腿踢得颇有章法。而对手是位浑身腱子肉的壮汉，扛打扛摔。“我一个抱摔把他撂地上了，还没等我掏手铐，人家一个鲤鱼打挺就起来了……”老穆至今心有余悸，“等把他制服，我跟老夏的裤子全磨碎了，腿和胳膊上都是血。”等支援的民警赶到，两人又从扒手身上搜出了一把匕首，“得亏没容他把刀子掏出来。”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位扒手曾是东北某体校的摔跤运动员。

还有很多危险是很难察觉的。有一次，老穆抓了一名上了岁数的扒手，从被抓到去医院体检过程中，扒手不断地故意咳嗽、吐痰。等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先给老穆等民警挂上了吊瓶，“那老家伙有严重的肺结核。”另一次的抓捕中，扒手“大个儿”掏出匕首划破了手指头，往民警身上甩血，在被老穆一脚踹地上后，“大个儿”还试图去咬老穆。“大个儿”是惯偷，还是个艾滋病患者。

“跟这种人打交道，不可能不害怕。每次抓完他们，回家都不敢跟老婆孩子说。”老穆说，范玮琪有首歌叫《可不可以不勇敢》，“在我们这里，警察绝不可以不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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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人盗窃团伙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成员之间很信任、很依赖。他们通过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就能体会到别人的想法，有的人甚至能自制出单发手枪和子弹。老穆端过不少聋人盗窃团伙的窝点，“十几个人租一套房子，男女分屋睡觉，一起吃，相互搭档作案，相互通过短信、微信或QQ聊天联系。”

审讯聋人更困难。尽管有手语翻译，仍要比审讯正常的犯罪嫌疑人多耗好几倍的时间。“不只是交流问题，更主要的是心理隔阂。”老穆说，“他们非常在意别人的歧视。”

这个江湖中，还有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丑恶。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看守所都暂缓收押“患传染病、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犯罪嫌疑人。不符合收押条件的一律不予收押，由办案机关负责变更强制措施。

于是，很多扒手采取多种极端方式来逃避刑事拘留。有的扒手事先吞下被打磨圆滑的钉子去作案，有的扒手则吞金属质筷子，还有的人故意感染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长期不治疗。多年的抓捕中，老穆目睹过许多不可思议的情景，一名扒手在被民警扑上来之前吞下了手表，一名女扒手边跑边把几根大头针拍进了肚皮内，扒手“老凯”则从皮鞋内抽出了一根长约15厘米、宽约1.5厘米的钢条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