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扒民警老穆：“隐藏自己”的人

“师父说过，我们这一行必须是扔到任何人群里挑不出任何特征的人。”多年以后，老滕的这句话成为便衣侦察大队每个队员恪守的队规。

最大的花费来自买鞋，这是每个反扒民警的共识。在微信运动的排行榜中，每位反扒民警的步数都是两三万步，长期占据排行榜的前列。

有胃病是反扒民警的普遍情况，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没规律。“盯梢的时候，怕上厕所，连水都不敢喝。吃饭也没准点，街上随便买着吃。”老穆玩笑似的说，就算是在家吃早饭，也不能吃饱，“吃饱了跑不快。”

若说规律，别人休假时不休假是反扒民警最大的生活规律。“周末和节假日里人多，扒窃案最多，别人休假时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老穆讲了一个冷笑话，刚结婚时，媳妇常问他“周末休不？”过了两年，媳妇改口为“哪个周末休？”再后来，媳妇干脆说，“哪年周末休假，咱们庆祝一下。”

在公安系统已经拥有诸多高科技侦查手段的同时，反扒民警的装备依旧是“一双眼两条腿”，每天隐藏在人群中与扒手玩着“猫鼠游戏”。

“我姓穆”

老穆抓过的扒手不下2000人次，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扒手。

扒手大多来自问题家庭，所以扒手对家庭也没有什么概念。在老穆接触过的扒手中，罕有结婚者，而有的结婚者要么很快离异，要么不生养孩子，亦或是养的孩子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扒手这一行，也很难“金盆洗手”。对每个落网的扒手，老穆都要去上一堂课，“抛开双方的身份，敞开了谈，谈人生，谈家庭，什么都谈，就是想让他感受到这个社会没有抛弃他。”但老穆的收效甚微，“干这行来钱容易，很容易上瘾。”所以，当扒手成为惯偷后，他往往要“活到老，偷到老”，在老穆的抓捕记录中，年龄最大的扒手75岁。

“偷瘾”并非杜撰，在心理学上它叫“病理性盗窃”。惯偷“小驴”租了两间储藏室当窝点，当老穆找上门时，发现门都推不开，“满满当当，无所不有，简直就是个超市。”赃物里并没多少贵重物品，却有着成盒的橡皮、女性的外套、孩子的玩具等各种东西，“现场负责清点登记的伙计当场能气疯了，那种北京130轻型货车装了4车，才全拉完。”“小毕”算得上是扒手中的“贵族”，他有套大房子，还有45万的存款，偷来的现金被他随手扔地上，偷来的金项链挂在厨门把手上，而当老穆上门抓捕时，他却在乐此不疲地扒电线皮，“他到处去偷电线，卖里面的铜芯。”

审讯惯偷，能把人气得七窍生烟。惯偷都是频繁进出班房的老油子，只要是不被抓现行，什么都可以赖掉。“这帮人就没个说实话的，基本都是‘零口供’。”老穆说，“要么是人赃具获，要么就得有录像等辅助证据，否则很难追究刑事责任。”但即使有真凭实据，惯偷也会一口咬定是“第一次作案”“就做了这一起”，甚至面对铁证他们也不交代，“有个小偷就跟我们说过，‘把录像播给我看，你们播一段我就认一起，否则啥都不认’。” 所以，惯偷们的讯问笔录上，常常会这样——除了姓名和住址一栏，其他问答全是写着“不语”。

对付惯偷，老穆不需多说话，久而久之就凝练成了一句话。每当审讯室不可开交时，老穆推门而进，对惯偷露出轻蔑一笑，说道：“我姓穆”。对方往往一怔，马上知晓眼前这位就是威海的“名捕”，再也不敢胡说八道。

“我姓穆”这句话彰显了老穆的“江湖地位”。而扒窃确实是一个江湖。

扒窃江湖

现实中的扒窃犯罪未必像文学作品、影视剧中那么夸大，却因为真实而更令人触目惊心。

扒窃是个江湖，未必有帮派，但确有门派。

“威海的列车少，‘跑大轮’（火车扒窃）的基本没有，‘撵小轮’（公交车扒窃）、‘赶大集’（集市扒窃）、‘逛商场’（商场扒窃）、‘赶饭口’（餐饮场所扒窃）、‘钓黄鱼’（剪妇女金项链或金手镯）的跟其它城市差不多。”说起反扒，老穆一口的“江湖黑话”，“他们之间一般不相互‘呛行’。”

扒手不“呛行”是因为各有各的套路。“撵小轮”也被称作“挤公交”，作案方式也被分为好几种，趁乘客上下车拥挤时作案叫“挤车门”，在车厢内还有“掏包”“抹包”等方式。“逛商场”也是如此，趁顾客拨开商场的门帘时行窃叫“扒门帘”，偷顾客购物车内的包则叫“飞包”。“赶饭口”相对简单，许多就餐者将外套挂在椅背上，扒手坐在受害人身后，趁其不备掏走衣兜内的财物叫“摘褂”。“钓黄鱼”更是一个“技术工种”，必须是团伙作案，两三名没技术的扒手负责“打下手”，“前托”故意挤靠受害人吸引其注意力，“后托”用太阳伞遮住受害人视线，负责下手的“技术人员”趁机用尖嘴钳剪断受害人的项链（手镯），并快速抽（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