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父母、跳楼的护士和大国崛起

1、

母亲去年在医院检查出了状况，但她一直拒绝做手术，选择服药保守治疗。前几天又办理了入院，一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了解病情的发展，二来也借这个机会找医生咨询一下往后的用药。

医院新投用的大楼干净整洁，然而病房爆满，只好暂时安排在了走廊。位置还好，在走廊一个小小的拐角，紧邻护士站，除了没有病房专用的卫生间，倒也整洁、安静、方便。

父亲在医院陪护，看着眼前的环境，一边说着“还行、还行”，一边又掩饰不住的怅然，小声对我嘀咕着：“还是想想办法搬在病房才好！”我明白他的意思，实用性是不差，住在这里，亲戚们前来探望总是脸上无光。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摸了摸脸皮，蹭到医护办公室讪讪的笑着。医护人员工作满负负荷运转，哪里有闲功夫应付我这样得寸进尺的家属，不耐烦的打发着：“只要有床位空下来，会优先给你安排的！”

在走廊住了一夜，中午父亲打来电话，护士通知可以搬进房间了。忙完手边的工作，我匆匆赶到了医院。病床的原主人要到下午才能出院，老俩口还在走廊呆着。母亲面带不悦，说这里安静又方便，搬进去同室好几个病人反倒相互影响，不要搬了。

我很无奈的看看他俩，问道：“你们不想搬了，有没有告诉护士！”父母听完又唠叨起搬进去可能的不便和现在地方的好处。

我有点气恼，“你们想搬进去也行，想继续留在这里也行，但你们作出了决定，就应该告诉护士一声，不要影响了别人的工作！”

“你这不是来了吗，你去说一下就好了！”护士站一步之遥，我起身说完情况又回到床边坐下。

看着输液管里晶莹的药水，静静的在管子中滴落，我气恼而迷惑。

父母是挺爱说话的人，不管是公园小戏台的观众们，还是长途火车上百无聊赖的乘客，甚至坐电梯八杆子打不着的陌生人，他们总能找到话题，和人家聊的热火朝天。这会儿为什么就那么不愿说话呢，甚至不惜专门让我跑一趟？他们不知道及时告知，可以少给别人增加麻烦吗？或者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随意性本来就很大，并不关注规则？

当这些气恼的情绪慢慢退下，我抬眼静静端详着两位老人，在这端详里，似乎看到了什么，内心的不理慢慢开始消散。

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历经风霜洗礼而不易察觉到的表情。然而在这些的背后，在他们松弛皮肤包裹下的那颗心，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因饱经岁月所以就坚硬麻木，相反，它总是柔软而脆弱，任谁的一言一行，都像一阵风吹拂过，区别只在于感受到了温暖还是刺痛。

放眼望去，曾是眼里的黄毛丫头或毛头小伙，现在却握住了社会机器的权柄。而反观他们自己，褪去角色的光辉，是受着德高望重的尊重，还是成了任谁都可以挥来呵去的卑微存在呢？

在国内医院这样的环境和氛围，要求医护说话多么耐心温和几乎不可能。一把年纪，稍微感受来自他人的生硬和不耐烦，就会气不打一处来，更别说是一通训斥。因为这样，他们预期会招来不快，他们宁愿退守进自己的小世界，用笨拙的方法解决问题，也不愿向旁人多讲一句话。

这是对父母行为的理解，然而在医患关系中，医护人员普遍生硬的态度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不仅往深处思索了一下。

2、

是不是用一个“职业道德”就可以将所有的现象进行概括了呢？换句话说，我们的医护本来就是一群普遍缺乏同情心的冷漠机器？最近武汉协和医院护士跳楼事件在网上热传，繁重的工作强度，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作为体制性缺陷中直接面对公众的个体，一线医护成为了制度性压力最终的承受者，跳楼是以最惨烈的方式向世界发出泣血的控诉。

心理学里有一个著名的压力传导理论叫“踢猫”，大意是说，父亲被领导训斥，回家冲母亲发火，母亲心里不快，看孩子不顺眼就拿孩子出气，那孩子怎么办呢，他看见了猫，就通过“踢猫”来发泄恼火。

每一个人天然的选择，就是将其所受到的压力，向更低的层级传递出去，领导从上级受到的压力传导给医生，医生又把它传递给护士，而护士就只有通过“不耐烦、斥责”将它传递给患者。表面上患者是最低的层级了，实际上，他又可以通过家庭将它传递给像我这样的亲人。而亲人再将家中的不快带到工作中去，传递给自己的客户，如此反复，也就无穷无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