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加减法”

作为疫情期间涌现的新兴灵活就业方案，“共享员工”的产生仅是管中窥豹。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2058万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者中，已涌现796万网约车司机，455万快递和外卖员，114万网络主播，80万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从业者。

据美团日前发布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其中，来自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新增骑手近8万人。近四成骑手有其他职业，包括舞蹈演员、导演、企业中层管理者、金融从业者、软件工程师等。而在疫情期吸纳的二产、三产从业人员中，35.2%的骑手曾是工厂工人，31.4%曾为创业者或个体工商者。

劳务合同蜂拥 聚焦权益保障

据盒马鲜生员工介绍，作为骑手，工作内容是为平台提供派送服务，但劳动合同是与第三方单位签立。身边也有不少兼职做骑手的同事，他们与平台方之间的联结是，平台方按日向其拨付薪酬。但我们并不清楚兼职与全职员工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对我们来说，除基本绩效工资外，只是与第三方公司签立劳动合同，然后统一通过外包服务外卖平台。但我们并不太清楚的是，公司有没有在帮忙缴纳社保等资费，只知道我每月需要缴纳一份意外险。”另一名外卖骑手表示。

近日，人社部再印发《关于开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促就业行动的通知》，重申开展促进灵活就业服务。进一步拓展和优化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业务，提供招聘、培训、人事代理等精细化服务；建立用工余缺调剂平台，为阶段性缺工企业提供供需对接服务；广泛发布短工、零工、兼职及自由职业等各类需求信息，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除了新经济浪潮下的灵活就业，部分传统销售行业也借势起飞，但面对灵活就业浪潮，雇佣方也呼吁明晰双方权责。

疫情期，广州市民李女士在企业降薪裁员前选择辞职创业，注册了一家酒业营销咨询公司。在她看来，与之前相比，初创公司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和人员成本能节省不少。“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类似降房租的优惠政策可以申请。在既有业缘的基础上，是一次机遇。因为是销售行业，未来我们也想考虑灵活用工，聘请兼职人员。但不知道是否需要为他们缴纳基本社保，企业端还要再负担什么？”

“择业过程中，劳动者需要与企业明确签立劳动合同方是谁，如果碰到无法签立劳动合同的情况，需要工资和社保证明确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与第三方主体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要注意留存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但凡签立了劳动合同，企业方则有义务为其员工缴纳基本社保。”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提醒。

此外，北京知诚民营企业财税与金融服务促进会会长任壮进一步表示，鼓励灵活就业新形势下，对于部分从事非全职工作的劳动者而言，当与相关企业方签立劳务合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曾发文分析，与劳动合同不同，劳务合同属民事合同，劳务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对劳务报酬等各项条款均可自行协商，法律很少干预。劳务合同在履行中也很少有国家干预的情况。

“灵活就业是阶段性举措，也是大势所趋。关于灵活就业的体系机制和权益保障是极为迫切的课题。个人建议，在针对灵活就业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之前，在现有框架下，可参照劳务关系予以规范，以商业保险予以补充；也可以通过一定比例的劳务派遣予以兜底。”任壮表示。

需求催生市场，地方及企业也下达新形势下的补充对策。例如，上海静安区于6月上线“零工保”平台，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最短到“天”的保障模式，当天购买当天生效。最便宜的只要0.5元，保额最高可达10万元，涵盖了意外、医疗等险种。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让雇主买，也可本人随时下单；好活科技公司则与中国人保联合推出专为灵活就业者量身打造的职业伤害责任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