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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后生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中国面临着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因此，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应该有自己的道路。新权威主义是80年代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产生的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的主张反映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事实上，中国90年代以来的现实印证了新权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行性，但现实又不是完全按其理论设想进行。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 新权威主义 中国现代化
一、 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权威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因为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不同，它们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各有特点。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生型现代化国家。这类国家是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它是因为其内部的渐渐变化而开始现代化的，“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中世纪的束缚一点点地解除，社会容忍程度一点点增加，人的自由慢慢扩大，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愿望逐渐被社会接受，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1](P6)其代表国为英国。第二类是国家改革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国家在面临国内外危机的时候，统治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变革，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革新，实现政治民主化。此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第三类是国家革命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类国家多是亚、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他们在某一政党或个人的领导下，推翻国内外的反动统治，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力量为主导，推进现代化。其时间多集中于“二战”以后，由于各国的具体环境和选择的社会性质不同，其政治现代化道路呈现多样性:印度直接移植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韩国走了一条“威权为体，民主为用”，先发展经济，后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就中国而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环境等一系列因素使其政治现代化更受关注：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威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等之间的争论在中国屡次出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界、思想界就出现了三次争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君主救国论”和孙中山的“共和制”间的论争；第二次是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第三次是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和艾思奇、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争论。三次争论以第二次争论最为激烈。在此次争论中，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权威、专制等思想的认识。独裁派以丁文江、蒋廷黻为代表。独裁派主张独裁主义，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权威主义。中国内乱外患不绝，因此国家贫弱的关键在于中央权力是否集中，地方势力、知识阶层是否拥戴中央政府。基于此，“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须先经过专制阶段；而中国有史以来尚未有过真正的专制，故当务之急便是建立这种专制。”[2] （P365、366）对于独裁派的主张，胡适、张若奚等组成强大的民主派阵营，对独裁派进行猛烈抨击。他们从独裁的不必要性、不可能性以及历史发展趋势这三方面论述独裁政治的不可行性。相反，民主因其公开性、广泛参与性、监督性等诸多优势，必会提高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凝聚国人的力量，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向强盛。因此，“在今日的中国，民治是可能的，而独裁是不可能的。”[2] （P381）这次争论在宣传气势上民主派赢得压倒性胜利，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的思想依然一片混乱。对于民主为何，如何实践，人们缺乏实践操作经验和规范的程序。在抗战大潮中，人们又不自觉地选择了独裁模式。
对于上世纪前半叶的这三次争论，我们可以把它们放于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考虑。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之下：辛亥革命打倒了封建王朝，却使社会权威价值丧失，人们思想处于混乱之中；30年代的中国则因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并且日本正一步步加紧对华侵略；40年代的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中，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因此，这三次争论的发生，不仅受文化因素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有着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在论战中，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将论战推向高潮，中国也因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选择集权模式。对此，我们不禁思考：倘若中国处于一个和平的发展时期，中国在现实中的政治选择又会如何呢？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又一次出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中政治模式选择的争论，即“新权威主义”的论争，而这次论争正是在和平时期产生的。下文将通过对此次论争的回顾、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十几年来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作一探讨。
二、“新权威主义”争论的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巩固政权、改造社会、肃清思想等多种措施，确立了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集权主义现代化模式。党、政、军、企业高度统一，党控制国家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中央机构由信得过的和忠诚的党员构成，地方党组织严格服从上层安排，最后还确立了党高于国家政府机关的优越地位。经济上，在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代表社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中央企业属于其中央相关部门的管理，地方的企业属于地方部门的管理，导致企业脱离社会，形成所谓的“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的问题。社会生活上，将整个社会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完全控制之下，社会的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农民置于合作社之中；工人置于“单位制度”之中；知识分子则在一次次的批判和改造后，独立性日益弱化，或成为政权的依附者，或远离政治，与世无争。社会成员的阶级意识不断加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区分“阶级敌人”、“一般群众”、“革命群众”、“党员”等不同身份的人。
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而展开的，但从一开始就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需进行相应政治上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但是，因为恢复被“文革”破坏的经济的需要，政治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展开。80年代中期，政治改革被提到前台，但在改革之初就遇到" 种种问题：①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和投机的商人结合，倒卖市场紧缺物品，哄抬物价。②在对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地方财政能力不断扩张，但中央财政能力却不断缩紧，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护主义，地方“诸侯割据”严重，中央无法从全局控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物资紧缺、社会混乱的局面。
于是，改革了10年之余的中国，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思考经济、政治的发展。二者在现代化中的关系如何？政治民主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些问题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再度活跃，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1988年左右，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论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在理论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在实例中则援引韩国等国家在“二战”后通过专家治国促使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发展策略，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集权下才可以加速发展，因此中国需要政府的权威和集权。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称为“民主派”），认为中国改革遇见的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等许多问题是政治改革中必然的，出现这些问题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负面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下推动经济发展。这场争论在1989年之后逐渐衰退，但此间许多青年学者加入其中，探询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站在今日，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他们的讨论，结合中国此后十几年现实中走的改革之路，对“新权威主义”争论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走向。
三、“新权威主义”思想模式种种
新权威主义者对新权威主义的具体内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在持续争论中，我们依然可以对新权威主义进行归纳。在此，选取张炳久、吴稼祥、萧功秦三人，对他们的思想作一分析、归纳。
（一） 张炳久：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半集权“的政治模式。
张炳久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一文。他认为政治是一种活的东西，国家对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这种政治模式对政权合法性巩固有多大意义。因此，理解当时中国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需从此出发，分析其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而不该简单认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可以、也应该同时马上开展的。“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追求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在没有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人类可以没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没有秩序而有自由。”[5]（P32）在对这一论点进行分析时，张炳久把人类至今所经历的政治模式分为三种：集权模式、半集权模式、分权模式。集权模式是与传统经济相联系的，中国在1978年改革之前，西欧在中世纪都是这种模式；半集权模式是专制向民主的一种过渡，亦是由简单商品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必要过渡期；分权模式是宪政社会，它表现在人民监督、权力分散、军队国家化等方面。在不同的政治模式下，经济与政治的各种关系亦有不同。详见下表：
在具体分析到中国的半集权模式时，张炳久认为这种模式在中国应具有以下特征：①政治上的集权并非党政不分，应存在二元权力结构。形成执政党向国家政府机关输送人员，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由政府具体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党的领导模式；②经济上的自由表现在“政企分开”，实行“厂长负责制”，由厂长管理工厂的日常运作。厂长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主管部门任免。在现阶段，中国实行这种模式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十分脆弱，无法营造一个有利发展环境，这就需要“半集权”政治体制的帮助；②分权体制的一系列规则与运行方式需要长时间结合中国国情才能形成；③只有在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成多元的经济力量时，才能为多元政治力量提供经济基础。中国在实行这种模式后，企业的自主权会不断扩大，这会促进多元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也会精简人员，精简出去的人员则会在市场上寻求发展机会。再加上知识分子、农民等其它多种社会力量的发展，中国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后，会形成多元的社会力量，这为“分权模式”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二） 吴稼祥：新权威主义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必要过渡
吴稼祥对新权威主义的论述是站在全球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上分析的。他援引许多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强调新权威主义的普遍性和必要性。
所谓“新权威主义”，吴稼祥认为体现在两点：一是“新”。“新”是和“旧”对立的。之所以新，表现在“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7]这是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最大区别。另一点则体现在“权威”二字。这是与自由民主比较而言的；权威体现了中央权力的集中，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克制社会腐败、物价飞涨等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不同与旧权威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另一种政治模式，它是两者间的过渡桥梁。详见下表：
在分析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时，吴稼祥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走向现代都必需经历新权威主义。在《萌芽与移栽：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道路》一文中，他发现英国的都铎王朝是其现代化的护航者。此后，又发现即使是在印度或美国这样看似没有新权威主义的民主国家中，其实新权威主义的角色是由早期殖民者扮演的，殖民时期的议会体制培养了人们民主的习惯。因此，“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8]（P52）各国为何都有如此选择呢？吴稼祥认为，一切伟大变革时期，国家的政治结构都会受到冲击，尤其是大国的政治更容易在两种极端间摆动，“一种是旧权威主义的中央集权，不给地方自治权；另一种是类似于美国的邦联主义的分裂思想，想取消中央政府。”[8]（P51）前者导致旧体制复辟；后者使国家分裂，权威削弱。新权威主义正好将两者调和，既不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使权力过于分散。因此，各国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选择新权威主义也就不足为怪，这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逻辑。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传统权威走向衰弱，新权威主义的实行可以将各种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寻找新权威主义的依据时，吴稼祥还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主的逻辑----民主离不开市场。①在市场上，政府的公共权力与公共决策的数量相应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有利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扩大个人空间；②市场培育了多元的经济利益集团，这有利于政治多元化的形成；③市场中契约化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契约化的发展，这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现实条件；④市场使政治、经济分离，这为政治体制内部权力分立创造了条件。因此，一个健全市场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赖以形成的基础。第二，市场的逻辑----市场化需要权威。市" 场化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自然经济向成熟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80年代的中国，我们可以理解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处于“经济——政治”的高度一体化向“经济——政治”的二元分离这个过渡中。在此期间，由于没有健全的法规，这就很可能出现“权力寻租”和“市场分割化”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面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以政府的政策弥补法律之不健全，形成政府间接指导下的经济自由。
新权威主义何以不会受到压力，重蹈旧权威体制？吴稼祥认为这是因为新权威主义受到民主的压力。他把民主分为“运动的民主、活动的民主和制度的民主。”[9]前两者是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后者是现代化的结果。运动的与活动的民主存在于新权威政权之中，因为它将人们的政治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却十分重视人们的合法利益之发展。在新权威主义下，权威并不是集中于一人之手，更确切的是领导集团内部权威加强，集团内部相互协商；同时，社会上逐渐发展的各个阶层也会加快提高自己的地位。来自内、外部的民主压力将会避免新权威倒回旧权威；最后，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制度化民主会逐渐形成，这是新权威主义的归宿。
（三）、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是第三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必要阶段
而对于中国在改革中所实行的政体，萧功秦并不把它归于新权威主义。这主要是因为：①产生的背景不同。新权威主义多是革命后的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失败后所实行的军人政权，但中国在1949年后就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因此，1978年的改革只能说是原有体制上的自我完善；②依托的经济基础不同。新权威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选择，而中国改革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改变原有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③社会结构不同。中国1949年以来，中产阶级因为商品经济的断裂，而没有形成，缺乏新权威主义学说所说的监督力量；④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源不同。新权威主义依靠传统文化资源整合社会信仰，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其完善，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因此，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中国的改革应属于另一种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萧功秦认为中国的改革从组织层面上看是全能主义结构下的新政运动。所谓全能主义结构是中国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其特点有五：其一，政权全方位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其二，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其三，权力高度集中；其四，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其五，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13]中国自1949年来，经历长达30多年的全能主义社会。在此种体制下政府机构臃肿，经济、政治效率低下，社会缺乏活力。因此，中国有必要摆脱这种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时的改革运动，可以表述为具有改革导向的政府运用人民革命时代继承下来的传统权威合法性资源来推动的，以摆脱全能主义结构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为宗旨的新政运动。”[14]（P80）中国的“新政运动”不同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但新权威主义的一些方法同样可为中国改革所借鉴。针对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国在80年代亦引进了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但是这种先进的制度在中国缺乏适合的生长土壤。旧制度被打破，新制度又未确立，造成人的社会行为、信仰和价值的无序化状态，即社会学上的失范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上会出现“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15]。市场规范的缺序性使经济恶化，就可能形成：“市场化——>经济恶化、思想多元化——>政府权威下降——>民主化思潮——>社会参与膨胀、社会动荡——>经济进一步恶化……”这种恶性循环。正因为如此，中国有必要借鉴新权威主义国家整合社会，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亦需要“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民政治文化水准的权威力量来镇制非自治个体的失范倾向；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力量来推行全能主义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促使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的彼此分离和独立。”[14]（P84）
以上是萧功秦在80年代后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但他这时并没有指出中国改革中的政体将以一种什么形式出现，中国改革后又会形成如何的政治模式，只是指出了中国集权的必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萧功秦的分析在90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这种体制除了新权威主义所有的技术官僚、低政治参与、经济发展优先等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三个特点：[16]（P3、4）
第一，“后全能体制”社会，存在有限多元化。萧功秦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多元化，而且在其它政治领域内，在政府认为不影响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有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所谓"有限的多元化"，就是指中国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和政权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网" 络，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的，而且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聚集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而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同时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认同。在后全能主义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作为国家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这一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理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改革的动员能力，以及抗击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乏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从“全能主义"社会向"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萧功秦认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他说，“无论主政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中国已经通过权威体制与现代化导向的一党体制的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这种政治稳定下，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软着陆，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分化与利益多元化，自主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自主化与逐渐明晰化，以及经济实效意识与世俗价值观对乌托邦教义意识的扬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将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即"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体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正在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16]（P4）。
后全能体制在中国会有多长时间？会将中国引向何方？萧功秦认为“具有改革开放导向的现行一党政治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以及在经济改革所需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方面，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本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与新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出现。” [16]（P4）至此，萧功秦对中国8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的分析以“后全能主义”理论的形成而完备。
在以上对“新权威主义”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后，我们可以对“新权威主义”作一总结。一般讲来，新权威主义应有以下两大特征：政治上，政府控制公共领域（包括政权与公共舆论），但开放私人领域，允许个人经济自由，甚至一定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即所谓的“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渗透程度较深，倡导经济优先，政府在加强市场立法的同时，多用政策性规定来纠正市场不足。
（四）“民主派”，反对的声音
在“新权威主义”高涨时，其反对的声音也十分强烈，出现了黄万盛、荣剑、于浩成、远志明等“民主派”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需要的是分权而不是集权，需要加进民主化进程。下面将他们对新权威主义的反驳与分析进行简要归纳：
第一、新权威主义者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高度一元化的特征。新权威主义者认为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相结合的模式，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早期所必经的道路。但是，这是站在西方的历史角度分析的。荣剑在《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17]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分析。他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是建立在所有制私有化基础上的，在此种社会中经济已经商品化、市场化，企业和企业家阶层独立化，经济与政治处于二元结构之中。即使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然而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没有理顺，传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合而为一的，国家集权的政治体系不仅管理政治事务，还统治经济事务。经济组织、经济活动政治化，“经济——政治体制”高度一体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就必需首先破除这种政治垄断，进行政治分权。中国早期改革中出现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现象，正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太小，经济与政治改革不协调。因此中国必需加快政治改革，实行分权与民主，而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说的集权。
第二、新权威主义者把民主混同于无政府的动乱，把民主权威和集权权威混淆不分，是个严重错误。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没有民主的基础，过早的实行民主会带来政治的动乱，形成“暴民专政”，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整合社会，因此这就需要中央权威。对此，民主派认为权威是具体的，不同时代的权威性质亦有不同：中世纪教会权威建立在信仰合意识形态基础上，东方社会权威建立在宗族家长制基础上，这两种权威都阻碍个人自由；现代权威应该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现代中国需要的权威是现代权威，中国整合社会就必需扩大民主参与，在公民社会充分发展基础上整合社会。同时他们认为，“暴民专政”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暴民专政”下，看似人民决定一切、人民打到一切，但它缺少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法律体系和法治观念，它实际上是专制实质下的民主外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这种体制下“集权不受任何约束性的特点，使其可以强奸民意，运动群众按照一个意志模式把社会退到非理性的迷狂中。”[18]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是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第三、新权威主义否认了实践民主的重要性。新权威主义者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出发，认为中国缺乏中产阶级，人们没有公民意识；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只能在经济发展后，才有机会实施，主张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发展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民主派否认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民主政治贵在实践。黄万盛将民主的含义分为“理想的层次”、“体制的方面”、“民主的实践”三个层次，其分别对应民主之理念、民主之社会政治结构和民主化的实践过程。“民主不是先验的，而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有实践民主，才能学会民主，运用民主。”[18]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因而，任何制度对于人们来说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运用，而在于敢不敢运用。因此，中国现在关键是政府正确的引导民主化的发展，而不是集权。
此外，民主派还从民主与自由，民主、权威与法治等多方面的角度分析民主的必要性，在此就不作一一叙述了。
四、“新权威主义”争论的现实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权威主义”争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政治模式选择的又一次思考。通过上面的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争论焦点集中在集权与分权，“新权威”与民主的政治模式选择的问题上。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有双重目标：“一是谋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二是谋求政治生活的稳定化。”[19]（P370）在现代化中两者能不能同时进行？如果不能，两者又会呈现一种什么关系？这正是新权威主义者和民主派的争论所在，亦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中必需面临的问题。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革者在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时，先后借鉴了英国模式、德国模式、苏联模式，而在1978年以后的政治模式选择中，又似乎是以苏联模式为起点，选择一种新的模式：集权或分权？国家主义或民主主义？“四" 小龙”模式或美国模式？
但是，也应看到新权威主义亦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他们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短期的宏观分析，没有具体化。新权威主义强调集权，但它并未指出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张力该是如何。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但是它并未意识到市民社会亦是需要不断培养才可形成，它不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政策性引导，积极培育市民社会这一现代政治的监督力量。其次，新权威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是基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反思而形成的，是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我们不能否认“民主派”对民主化的要求代表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中国90年代以来的许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一定可行性，但是又不是按照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条式化开展的。
结语
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主张立足于中国现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执政者鉴用了这一理论。但是，在现实发展中，执政者又非按新权威主义条式化展开现代化的，而是适时的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这说明实践操作借鉴理论，但在现实中，执政者又会综合各种甚至是相对立的理论，促进现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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